著名政治学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日前因胰腺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他的去世适逢眼下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作为一名极高产的公共知识分子、社运积极分子及思想家，出版于1995年的《圣战分子对决麦当劳：全球主义与部落主义正在改变世界》（Jihad vs. McWorld: 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一书，固然是其为政治科学及思想界留下的宝贵遗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贯穿了巴伯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本闻名世界的书被誉为具有“先知般的眼光”，它曾在第一时间帮助公众了解到“9.11事件”的来龙去脉；那时的纽约街头几乎1/5的人都拥有这本书。其强大解释力的表现之一在于：如今距离“9.11事件”发生已有十余年，该书提出的概念框架（即全球化与守旧、反动的社会力量的犬牙交错）几乎已化作某种常识性的智慧，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指引着公众在相关问题上的思考。除此之外，巴伯的时政评论也一针见血，他指出：城市社群具有对抗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冲动的重要潜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巴伯的父亲为“联邦剧场计划”（Federal Theater Project）纽约片区的负责人，其母桃乐丝·弗兰克（Doris Frankel）则是剧作家及影视作家，兹摘录如下：
巴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长大，后来进了麻省的斯托克布里奇学校（Stockbridge School），这所寄宿学校在当时风气偏向进步，其创始人是流亡美国的德裔社会主义者汉斯·梅德（Hans Maeder）。在瑞士楚瓦登的阿尔伯特·施崴策学院（Albert Schweitzer College）学习一年后，他被艾奥瓦州的格林内尔学院录取（Grinnell College）。在1960年正式取得政治科学学士学位前，他还在伦敦政经学院做了一年交换生。
1963年，他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1969年开始在罗格斯大学教授政治科学，多年以来一直担任该校“沃尔特·惠特曼民主文化与政治研究中心”（Walt Whitman Center fo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Democracy）主任。2001年，巴伯转投马里兰大学，担任其“公民社会凯克斯讲席教授”（Kekst Professor of Civil Society）。
在理论观点方面，巴伯主张社会当中具有广泛的相互依赖现象，而这迫切地要求发展一种更加强势的参与式民主。他的思考主要关注“民主赤字”及积极公民理想的复兴，以此来维系民主制度的健全运转。虽然他的参与民主理论总体上处于政治光谱上的进步主义一端，但由于其理论建构并不僵化，左右两边的智库——如《国家》（The Nation）杂志及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都能从巴伯的理论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场的根据。
巴伯将自己的“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与经典的代议制民主作了比较，强调其精神源自古希腊城邦-国家（city-state）当中的公民关系。在他的理想政体当中，政治参与近乎例行公事，乃至成为一种日常性的义务（当然并非唯一的或压倒一切的义务）。不过，巴伯对自由主义基本信条的坚守，仍要强过不少对主流自由主义理论表示不满的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s）。就此而言，他在后期的理论转向当中着力勾画全球化与地区性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以及主张大城市有可能为当代某些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观点，便是其思想体系的自然延伸。相比“全国一盘棋”而言，以城市自治来处理某些问题会更加灵活便利，从而更加有助于推动发展及进步。
在巴伯看来，城市不仅构成民主生活自然而然的背景，其规模也最为适合，此观点由于比较强调“地方特色”，曾吸引到不少保守派拥趸。巴伯的理论视野相当开阔，他跟当代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一样，对持有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及保守主义立场的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有深入研究。他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狭隘民族主义举措使得全球化进程面临倒退风险，对此的第一道防线正是来自地方治理层面。
巴伯为《国家》杂志撰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其中有两篇分别题为“城市能否对抗特朗普？”及“特朗普时代的抵抗将是地方化的”）亦鲜明地表达出以地方主义立场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倾向。2013年，巴伯出版了《当市长们统治世界：2013年国家的失效与城市的崛起》（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in 2013），并于2016年在荷兰号召组织“全球市长议会”（Global Parliament of Mayors）。在巴伯去世前一周左右，耶鲁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冷城：城市主权与全球变暖的治理》（Cool Cities: Urban Sovereignty and the Fix for Global Warming），再次表达其兼容并包的城市主义立场。
事不凑巧，巴伯在晚年也有陷入过一场风波：他曾在某国际委员会上为卡扎菲的儿子辩护过，而该委员会背后的基金会又正好是他的雇主，曾向他支付过咨询费。为此，巴伯不得不在卡扎菲之子“欺骗了整个西方世界”之后公开撰文回应，以挽回其受损的名誉。
但话说回来，巴伯其实一贯不怎么在意（这也不难理解）文人之间这种小心眼的相互攻讦。凭借其论著的公众影响力，外加他又能够深入浅出地向公众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部分学界同行产生嫉妒心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众多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巴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稀有品种”：他不仅有出色的思想产品，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政治组织能力，能够身体力行参与政治社群的构建，并使其理想在此过程中得以体现。
来自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学者乔什·车尼斯（Josh Cherniss）回忆说，“（巴伯）年轻时也对极权主义的概念分析有过一些贡献。”除此之外，巴伯也严肃地参与过女性主义的事业，他曾在1976年出版过《解放女性主义》（Liberating Feminism）一书。“这无疑表明巴伯的心胸是广阔的，”车尼斯说，“他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东西是真正重要的。”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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