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竞选期间，特朗普曾无数次这样提到。1月20日走马上任美国总统后，他又在多个场合表达了重新协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的想法。
白宫官员4月27日透露，特朗普可能会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让美国正式退出NAFTA。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又放出消息称，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电话会谈，结果是特朗普同意目前不终止NAFTA。
特朗普28日会见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时进一步表示，重新协商NAFTA比直接扼杀它要好。有分析认为，此前扬言退出NAFTA只是特朗普在虚张声势，实际上三国均已准备好在未来几个月对NAFTA进行重新协商。
特朗普“耍脾气”，只因为他希望通过释放退出信号为接下来的谈判定下基调，让美国掌握主动。另一方面，把自己塑造成美国就业保护者的形象也能为政府加分。
那么，NAFTA到底在美国经济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究竟给美国贡献了多大好处，又导致了什么弊端，特朗普又希望如何重塑它呢？
NAFTA是什么？
为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1992年12月17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在1989年1月生效的美国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CUSFTA）基础上加入了墨西哥。
到1993年1月NAFTA生效时，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实施中，美国对大部分墨西哥商品的关税也很低，而墨西哥的贸易保护障碍最多。在NAFTA下，美国和加拿大得以更多地进入墨西哥市场。同时，NAFTA也为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出口美国打开了更大市场。
NAFTA的主要条款包括，关税和非关税贸易自由、原产国标准、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以及争端处理。劳动力和环境条约则单独包括在NAFTA的两个补充协议中，即《北美劳工合作协议》（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 ，简称NAALC），和《北美环境合作协定》（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简称NAAEC）。
消除关税壁垒是NAFTA的重头戏。按照NAFTA的开放市场条约，北美商品生产和贸易的所有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将协定生效后15年内消除。一些关税在NAFTA生效之时便立即被取消，其他关税则在5-15年内逐渐取消。其中，大部分关税在协议生效后10年内取消。
墨西哥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因此得以大幅降低。1993年，美国对墨西哥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为2.07%，而墨西哥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高达10%。而到了1996年，美国对墨西哥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降到了1%左右，墨西哥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降到了3%。
关税上的最大变化体现在纺织和服装、汽车、农业等主要的行业。比如，在NAFTA之前，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纺织和服装中有65%符合无关税、无配额规定，剩余的35%则加收高达17.9%的关税。而NAFTA生效后十年内，北美所有纺织和服装商品的关税都被取消。
为何遭美国人诟病？
经济学家大都同意，NAFTA为北美经济体带来了好处。区域贸易从1993年的约2900亿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逾1.1万亿美元。同期，跨境投资也在飙升，美国对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993年的150亿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逾1000亿美元。
NAFTA生效后，美国与加墨之间的贸易增长了三倍，快于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间贸易的增长。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两个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美国对两国的出口占2016年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进口方面，2016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是美国的第二大和第三大来源国，美国从两国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26%。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很难将NAFTA的直接影响与科技的迅速进步、北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以及与NAFTA不相关的国内发展的影响区分开来。
NAFTA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虽然正面但比较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援引2003年的一份报告说，即便条款完全实施，NAFTA对美国GDP的贡献也只在0.1%到0.5%之间。
NAFTA对美国经济的微小贡献经常被忽略。而它经常被美国人诟病，包括造成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迫使许多美国传统行业搬离美国迁到墨西哥，导致传统行业岗位丧失、工人薪水降低等。
1993年以来，美国对墨西哥商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1993年的17亿美元顺差发展到2016年的630亿美元逆差。美国对NAFTA贸易伙伴的商品贸易逆差，也从1993年的91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744亿美元。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将生产迁到墨西哥，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据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估计，NAFTA生效后的20多年间，因生产向墨西哥转移，美国流失掉的工作岗位达70万个。这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密歇根州以及其他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州。
不过，NAFTA在美国其他行业创造的就业抵消了一些易受进口冲击行业就业的下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支撑了超过3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
此外，NAFTA并不是造成美国传统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工作岗位丧失的唯一因素。由于自动化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早在NAFTA生效之前这些工作岗位就已经开始减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美国每年因NAFTA丧失的工作岗位约有1.5万个，但是，每一份这样的工作的丧失，却都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和物价的降低使美国经济获益45万美元。
NAFTA还被指责造成美国薪资增长停滞。2016年，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家Hushanik Hakobyan和John McLaren在研究了NAFTA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后发现，受该协议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没上过大学、所在行业在NAFTA生效前严重依赖关税保护的工人。与不受NAFTA影响的行业工人相比，上述受影响工人的工资增长要低至多17个百分点。
白宫前国际贸易与投资高级经济学家布朗（Chad Brown）今年2月在PIIE撰文指出，NAFTA的劳动力标准，环境标准，和外国投资条款颇具争议。
布朗说，之所以签署NAALC是因为美国工会担心，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会导致“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从而造成美国工人工资下降，劳动环境恶化。不过，在美国工会组织看来，NAALC仍存在很大问题。他们担心，贸易制裁的手段无法让工人在墨西哥行使集体议价、罢工等权利，这样，美国工人在与墨西哥低工资劳动力竞争时会因此失去优势。
对于环保组织来讲，NAAEC也存在缺陷。这个协议更像一个合作和对话的论坛，它并没有提供诉讼、贸易制裁等工具以促进区域环境进步。
此外，NAFTA通过所谓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给了外国公司不对等权利。假如墨西哥政府将通用汽车或福特汽车在墨西哥城的工厂国有化，这种情况下，美国公司可以依据ISDS起诉墨西哥政府。但民间团体批评人士担心，ISDS给了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无法享有的权利，这对本国投资者来说不公平。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试图重新协商NAFTA，他力主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协议解决了上述问题中的一些。TPP通过贸易制裁这一手段，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和环境条款能够实施，同时TPP也试图改善ISDS。
特朗普会如何重塑它？
尚不清楚特朗普在谈判桌上会提出什么要求，以下几个主要领域可能会纳入讨论。
一些分析师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为NAFTA的零关税添加例外。他可能会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纺织品和汽车等商品施加出口关税。他希望美国从外国进口纺织品和汽车成本的增加，将使美国国内这些商品的制造商更具竞争力，进而刺激国内生产。不过，达成这一点极其困难。
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是指，为满足NAFTA免税要求，一件成品中有多大部分需要在北美完成。比如，按照NAFTA目前规定，要符合免税要求，汽车部件中的62.5%必须在北美国家生产。剩余部件可以来自其他地区。谈判的选项之一是提高这一标准，以促进国内生产。如果这一标准被提高到80%，这也就意味着，80%的汽车部件将必须来自北美国家，剩下的最多20%可以来自NAFTA以外地区。提高这一规则的门槛可能会迫使北美汽车生产商使用更多美国汽车部件。汽车部件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商品。
在这一点上，三个国家可能会达成一致。不过设定门槛时需要十分谨慎，门槛太高可能会最终把生产商从北美逼走。
劳工和环境标准
为了使美国工人更具竞争力，特朗普政府还可能讨论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通过实施更加严格最低工资、工会组织权利、劳动场所安全、环境等标准，抬高在墨西哥经商的成本，这将削弱低薪墨西哥劳动力对昂贵美国劳动力的优势。鉴于墨西哥在此前的TPP谈判中已经同意相关要求，预计他们可能也会同意这一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