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崛起，人贩子与皮条客是关键一环

吸血鬼形象、色情小说、慰安妇、闯关东的中国人……这些日本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元素，是否与日本帝国主义本身的生死息息相关？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一书中，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日本与国际研究系副教授马克弟（Mark Driscoll）的关注点在于生命与劳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将视线集中于权力中心的外围——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能量和劳动剩余价值。他区分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捕获、征用生命与劳动的形式：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

在这本书中，马克弟打破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主流解读，反对欧美中心论把“欧美和现代城市的先进理念与技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权力扩张的唯一动力，把批判焦点转向远离权力中心的生命和劳动，尝试从贱民/后殖民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重新解读日本帝国主义。“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开始之际，它就已经在依靠欲望和去地域化的身体所释放的持续能量来维持自身运作。”

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物和现象被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抽鸦片的闯关东苦力、日本慰安妇、商品化社会下的现代男女、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施虐与受虐……其中出现的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都是资本主义运作过程中的牺牲品。

《日本研究期刊》评价《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直截了当地将你推进了日本现代性的泥沼里，打破了巨大的殖民地沉寂，这种沉寂已‘吸纳了所有行为，不管多肮脏，多兽性’，而且以某种方式让此种经验变得愉悦。”

边缘地区的皮条客（节选）

人贩子千方百计唆使女性出走。他们通常到自己家乡附近地区，这样他们能相对容易地获得信息，查到哪些家庭最穷困，然后与家长谈话，或者更普遍的方式是直接和女孩子聊天。人贩子利用乡亲关系拉近距离，编织美好的梦想，吹嘘新加坡和香港的新兴欧亚都市如何具有异域风情，在有钱人家做佣人如何幸福。一位住在天草的老妇人说道，1890年，有一个皮条客伪装成贸易商人，诱骗贫苦农家的女孩儿，说有一个“理想世界”，那里样样都比九州的生活要好：“一天，一个伶牙俐齿的男人出现在我们那儿，他销售的是长崎的海产品。他在镇上的店里不断跟人讲外国的趣闻轶事。符拉迪沃斯托克有许多许多鲑鱼，孩子在渔船上嬉戏时，就会有鲑鱼自动跳上来。满地黄金。我在祖母的家里遇见了他。”（引自Ichioka 1977，6—7）1904年，一位名叫“南春”的少女遇到人贩子，人贩子告诉这位17岁的天草姑娘，她如果去国外做酒吧侍女，每月可以挣得将近7日元。她自己解释了去异地闯荡的原因：“那时候女人一个月连挣1日元都很困难。我父亲是打短工的，家里除了我，还有5个小孩。所以我接受了那人的建议。我乘小船跟他来到口之津的港口，然后被送上一艘外国船。在货舱里我还见到大约20个女孩子。我们坐了29天船，每天只能吃一点点面包，终于到达新加坡。”（Waren1993，216）

人贩子和皮条客常常成群结队作案，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接触女性，有的负责将她们从乡下运到港口，然后把她们塞进煤船或商船。由于每次装载的女人都不少（每次大概运送50个人），所以人贩子必须全程陪同，以防她们逃跑或报警求救。这套绑架手段大概是日本人贩子的创新举措（Miyaoka 1968）。这些陪伴者驯服女性忍受严酷环境（通常煤船上能装人的地方靠近火炉，酷热难当）的方法包括甜言蜜语、强奸以及谋杀。

名叫多田龟吉的人贩子奸杀了他从长崎带往新加坡的一名女子，然后抛尸入海。显然，这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女性不要做出格的事情，乖乖配合船上男人们的凌辱（Warren 1993，219；Hane 1982，221）。幸存下来的女性集体给日本外务省发了封血书求助信。这些女子可以说是幸运儿，因为有许多人最后死得很惨，被装卸的货物压死或者扔进锅炉烧死。后来一次事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迫使日本政府关注偷渡问题。日本邮船伏木丸于1890年3月26日抵达香港，人们在溅满血迹的密封煤仓中发现12名偷渡客。他们至少被关了两天，其中8名已经由于缺氧而死，剩下4名奄奄一息。其中一位男性死者是名叫油谷的人贩子。4名幸存者协同长崎港口当局撰写了一份报告，现在这份报告藏在外务省档案。她们声称，油谷引诱自己上船到香港掘金。他强迫女子乔装打扮成煤工，一上船就被关在很深的煤仓。第二天，煤仓的铁门被锁，整个内部空间变成大烤箱，因为煤仓边上是蒸汽机火室和锅炉。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油谷和其他七名女性晕倒并流鼻血，最终窒息而死（FMA，“Collection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

外务省档案中有若干份报告，描述的情况是，妇女在船上试图自救，被船长发现了。加藤久胜报告了一起发生于长崎至香港航线的事件：“我的工程师去检查一根水管水压降低的故障，然后他发现一群女孩子，几乎快缺氧而死，原来是她们咬开了水管想喝水。旁边埋在煤堆下面的是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死者是她们的绑匪，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们对他采取了疯狂的报复。”（1924，33）第二起事件是：1892年9月25日，4名日本女子现身新加坡警察局报告一名日本男子死亡，他在一艘发自香港的船上坠海身亡。这几位女子都来自长崎，她们声称对男子在香港登船这一事实毫不知情（FMA，“Matter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事件37）。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倾向于将被绑架的女性描绘成品性残暴的人。然而，学术界对绑架事件中女性的参与度和主动性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在几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日本学者中，女性主义者森崎和江（1976）的意见尤其引人注目，她认为不能低估女性希望逃离贫穷家庭、通过卖身汇钱回国养家的欲望。虽然我尊重森崎女士的立场，但我更相信森克己和山崎朋子（1999）的估计数字，即大约90%被绑架和偷渡的女性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人贩子每每使用花招勾起女性的欲望，捕获她们的异域想象，将她们对“某物”的欲望置换成对一切物质占有的欲望：自由、激情、汇钱养家的自豪感。另外，这些女性的家庭有时会从人贩子那里得到一些报酬，一方面可以诱惑女性顺从，另一方面可以当作封口费，防止她们报警。

这些男性人贩子的主体性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由放任的生命形式，一种日本资本积累急需的生命政治生产，而贫穷的日本男性希望在亚洲大陆寻求殖民发展，他们的致富心理为生命政治生产火上浇油。日本的人贩子，如村冈和松尾，正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隐匿真理：它只能通过暴力产生，其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奇异的、猎奇的（grotesque and grotesqueing）。具体以日本西部的贫困女性为例，15世纪以来季节性或永久性的移民风俗被奇异化得面目全非，而罪魁祸首即资本主义对满怀憧憬的移民的形式吸纳。

马克思认为，形式吸纳作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借助于资本与劳动力的直接联系，其特点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边缘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国家的文化支柱和习俗网络土崩瓦解。虽然工人依靠的是资本家，但在边缘地区，这种“依靠关系是人为制造出来的”（1977，937）。换言之，一种崭新的（性别的）支配和剥削结构必须在日本的殖民边缘建构出来。人贩子与皮条客的主体性正是从资本的需求中脱胎而来，以协助巩固这种新的宰制模式。

经过村冈伊平治和其他日本人贩子的苦心经营，村冈1887年在满洲所目睹的境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逐年改变。渐渐地，中国男人和女人开始为日本人买卖人口。《满洲日日新闻》的一份报道揭露，许多中国夫妇在为日本人贩子工作，把女性从长崎带到满洲来，这种状况以前在满洲从未发生过（MNNS，1915年1月12日）。这些由日本人控制的人口买卖网络也依靠中国人拐卖中国女性，以发展他们在东北的生意，将原来中国人雇佣日本人拐卖日本女性的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MNNS，1908年2月17日）。作为战争之延续的资本主义商业，由新一代满洲地区的日本人贩子（例如内海岩男）发展壮大，这些人贩子中有许多曾经在村冈手下干活，从他那里学来肮脏的经营手段。因而资本主义商业的快速发展还是要归功于生命政治主体性的欲望生产的关键一环：边缘地区的皮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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