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意义四大遗憾” 华生的新书这样评价万科股权大战

管理层“勉强惨胜”,但并非通过市场本身达成,而是在行政外力之下形成的逆转。

罗强 2017/04/19 17:05 | 评论(8)A+
来源:界面新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知名经济学家”为何卷入了万科之争舆论漩涡中,他在他的新书“代序”章节中道出了原因。

这位知名经济学家是万科董事会独立董事华生。去年6月17日,万科审议与深圳地铁资产重组预案中,华生知悉了各方意见与诉求,此后便在媒体上多次撰文,支持万科重组事宜,并抨击华润、宝能、恒大,从而引发大量关注,同时也让其陷入质疑、争论的漩涡。

在这本《万科模式-控制权之争与公司治理》新书中,华生表示自己“拍案而起”缘由是因华润而起的“不平”,具体而言是华润在去年3月的股东大会上,已为万科继续停牌引入深圳地铁资产重组投下赞成票,而又突然在董事会审议中否决重组预案。

华润的否决,以及会后高调质疑议案通过的有效性,被华生认为是不合逻辑,并且缺乏正当合理性。他一一数出华润的失当之处:对宝能增持没有及时有效应对、董事会前给独立董事投票施加压力、与宝能共同声明质疑万科管理层、说不清楚自己在万科的真实诉求等。

华生将华润的出局归纳为万科之争首层意义,“说明了即便贵为央企,也不能随意妄为,更不能与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资本投机大鳄扯得不清不楚,成为别人的遮挡与工具。更不必说华润的现行领导们只是国有股权代理人,既不能利用权力中饱私囊,也不能滥用职权,意气任性。”

华润之后,宝能、恒大是华生抨击最狠的企业。在他眼中,宝能是“一再挑战监管底线”,以致于触犯“天威”,最终“沦落为被整肃的对象”;而“带着自己的算盘来救场的恒大”,“自恃财大气粗、背景不凡、不听监管苦心私下警示和领导多方招呼,图谋火中取栗”。

宝能与恒大的收敛,是华生笔中万科之争的第二层意义,万科事件触发了社会对保险资金和杠杆资金使用边界的广泛讨论,集中暴露了保险资金使用、上市公司收购法规和分头监管的漏洞,从而大大推动了金融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全面强化和制度健全。

华生眼中第三层意义,万科之争是一场关于公司治理的知识教育和普及。全体股东而非大股东才是上市公司真正的主人、股东和相关利益者也有依存关系与制约、股权分散多元又能形成稳健公司治理结构是资本市场法规体系的方向、独立董事不是“花瓶”等问题,引发社会热烈讨论。

万科之争的第四层意义,华生的陈述与万科管理层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国资改革只有走向资本管理和运营,国有企业改革只有在现代混合所有制的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才能真正完成,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谈完了意义谈遗憾。华生既欣慰于万科模式得以持续、万科公司无忧,但又觉得“似乎还没人真正高兴起来”,“据说主要因参与各方本身均存在若干问题和瑕疵,局外人也都有困惑不解之处”,“除了万科管理层算是暂时勉强惨胜之外,结果并非是体面的妥协和各方想要的东西”。

其中最大的遗憾是万科之争的解决结果并非通过市场本身达成,而是在行政外力之下形成的逆转。

华生一方面认为“万科之争真正让人觉得困惑和不畅的,是法规的缺失与监管的若即若离”。

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改革和建立合理规则的过渡期,不能简单排斥一切政府干预”,真正遗憾的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一系列失误和漏洞为何一再得不到有关参与方的纠正和修补,为何规则和制度没有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个遗憾是万科管理层。华生认为王石、郁亮等管理层在公司管理长期成功后有些飘飘然,对保证经营独立性的平衡股东结构在长时期内重视不足,对大股东也明显尊重不够。而在大股东人事更迭态度变化、野蛮人敲门的情况下,又应对失当、出言轻率,使得自己日益被动。

华生批评王石,“他自己的选择、失误和风格客观上也增加了万科之路的艰难,万科模式的未来应该说也在未定之天。”

第三个遗憾是华润及其领导人。华生指控华润因各种琐碎过节,与敌意举牌者走到一起,联手指控万科为“内部人控制”,使得优秀龙头企业沦为“唐僧肉”,而“自己的各种涉嫌违规和逻辑混乱的举动引发高层干预、社会围观,增加了监管执法的复杂性”。

华生眼中第四个遗憾是被贴上“妖精”标签的宝能恒大一族。对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宝能和“打着自己的算盘来万科救场”的恒大,华生评论“如果自己的贪欲总是不断膨胀,不出事不停手,那最后就必然出事”,“所谓金融家与资本大鳄只有半步之遥,希望有关当事人这次能真正学到一课”。

序言行文到最后,华生坦露心声称卷入万科舆论漩涡,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别无选择、无怨无悔”。但他觉得万科之争对于市场和社会的最大遗憾,是事件吸引了如此高社会关注度、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持续讨论,最后达成的共识并不是很多。

“诸如对万科模式的认识,对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大股东与经营者各自的功能作用,对资本市场收购兼并法规的修订,包括上市公司收购和反收购各自的权利和适用规范,更不用说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国资国企改革的意义。”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和遗憾,但最终走到今天这个看来有惊无险的结果,特别是它多方面的重大意义远远超过遗憾,人们对其多重意义的认识也会随时间深化。”华生这样“安慰”自己。

华生的新书一共约400页,前100页除了序言为新写之外,其余均为华生此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集结,后300页为附录,收录了多名作者写的“美国公司治理”、“德国公司治理”、“日本公司治理”、“法国公司治理”、“中外对比”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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