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该说法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真相”不仅总结和凸显了2016年国际政治的现状，反映了国际大环境的时代特色，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时代，权力、技术的深度介入，真相变得面目可疑，甚至面目可憎，谎话、流言、绯闻以真相的幌子在网络上肆意流传，而真相却不知所踪。相对于过去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孜孜追求，后真相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这样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公信力的提升以及政权的稳定，都是不利的，有必要认真审视和分析。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思想界》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了“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下文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江的发言，以飨读者。
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
文 | 蓝江
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无论是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主要的高校中的调查机构，都一时间陷入了窘境。他们感到最为窘迫的，并非是作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势力在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下重新崛起，而是他们在选举前做出的种种预测和调查几乎全部出错了。最终的结果让所有预测机构和学院派都感到大跌眼镜，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在数据分析上出现了差错，没有严格按照政治科学分析和数据分析的程序来循规蹈矩地得出结论，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十分严格地执行了这个学科性的规定，并最大程度上依循最客观的数据上的结论，而最终的结果却谬之千里，这才是令他们感到最疑惑不解的地方。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原先只在哲学圈子里流行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一跃成为自2016年11月以来的各大媒体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而随后《牛津词典》公布的2016年的年度英语词汇，正是“后真相”。那么，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真相时代？后真相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对于政治决断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什么是真相？从本体论上来说，真相并不能直接向我们敞开。也就是说，从康德之后的哲学，相信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们与真相的关系，而并非真相直接出现。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是极为碎片化的，零散的经验材料不足以传递出事物和客观事实的全部真相，这样，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而这个补充恰恰是依赖于某种结构向我们的再现（representation），如先天观念、语言、格式塔、内意识，甚至近来在哲学中谈到的影像和神经元结构，等等。简言之，我们所谓的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真实的真相永远会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然，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会因此囿于这个认识论上的藩篱，一定会使用各种方法去趋近于真相。在趋近于真相的过程中，也就是一旦我们走出自我意识的圈子，面对所谓的真实世界的时候，一定需要某种工具，而这种工具是作为我们前行的基础和支撑。在现代哲学诞生之前，在中世纪信仰为主的阶段上，支撑落实在上帝的全知全能基础上，因为所有真理或真相的保障，恰恰在于那个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的主那里。现代性启蒙的祛魅掩盖甚至消除了这个最终保障，最终将我们建立真相的保障落实在两个基础之上。
其一，理性推理的出现，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支点推理出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阿基米德的支点，还是笛卡尔悬搁了一切判断，最终从“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始演绎出整个第一哲学体系，实际上都依赖于一个绝对不可否定的命题，即一个最初的原点来演绎出世界的知识体系。但这种演绎的结论早就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中遭到了质疑，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无法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寻找到一个确凿无疑的支点，作为我们演绎逻辑的第一步骤。休谟更是将演绎逻辑借以衔接逻辑推理和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推上了审判台。在新实用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之后，演绎的形式逻辑只能保障在逻辑演绎自身的自洽性，即从一个假设的命题出发，推理出一个结论，并保障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具有真理性。相反，一旦面对真实的世界，逻辑学的主张会保持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其根本也正是在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绝对被认为是真理的逻辑推理的起点，这样也势必意味着从演绎推理的角度获得真相的途径，已经遭到了巨大挑战。
其二，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让基于实验数据而推理的方式获得了推崇。相对于演绎推理，归纳性的数据分析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推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能够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真相。因此，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得出的相关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接近真相的基础。简言之，科学数据和计算提供的是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而这个客观性基础，正是使现代科学成为科学的东西。在整个科学史发展过程中，以数据和事实归纳形成的客观性，并不是一开始都十分顺利，如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在1801年观测谷神星收集的数据，不足以形成对谷神星运行规定的判断，原因并不是数据过少，而是数据过多，以至于任何一条现实的轨迹都无法满足所有观测数据的值，因为皮亚齐面对的是过多数据构成的超定方程组。后来是数学家高斯通过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主观优化，从而既平衡了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准确地预测出谷神星的位置。这样，基于观测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性，成为我们在今天理解真相的最后保障。在任何观念和知识不能提供真相的保障时，数据的收集、分析、计算、归纳得出的结论成为我们探索真相的最为重要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数据、信息、数值成为当下客观性真相的唯一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出现在科学领域，也出现在类-科学（quasi-science）领域，比如对社会现实、政治状态、新闻传播的影响、心理结构等，都会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同时现代人也意识到，我们对真相的了解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数值分析和计算，因此，各个学科都会采用质性方法来平衡数值分析和计算、数据统计产生的结果。比如说社会学中的民族志或田野研究，就是对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一种平衡，但是这些质性研究方法，不能单独作为获取真相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质性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数据和数值的客观性研究的补充出现的。它一方面补充了数值分析所不能说明的情况，也平衡了数据和数值分析中过于僵化的情形，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客观数据为基础来说明真相。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之前，人们会如此看重各大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新闻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调查分析的学术机构，所从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都是严格按照教科书式的方式来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获得的数据没有弄虚作假，全部是真实有效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并非虚假的结论（作为客观性的结论）与最后的历史性结果截然相反，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民调机构和媒体预测在美国大选历史上并不是没有错过，例如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时，著名的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预测的是杜威获胜；而同样在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时，在二人电视辩论之前，媒体预测的也是尼克松获胜。但是，之前的预测出错的时候，人们更愿意解释是某种调查的设计上有缺陷，以至于某些因素没有被纳入到调查的考察之内（例如第一次电视辩论的尼克松明显在形象上败给了肯尼迪，而媒体的参数设定的还是从政经验、学历、外交能力等方面）。此后，媒体认为，不能过多地信任某一家（如盖洛普）机构的调查预测，应该让调查预测多元化，用多个不同机构和民意测验来平衡某一家权威机构的分析结果。在此后的过程中，由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多元化，让后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基本上是符合大多数民意测验机构和媒体预测的结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的数据分析继续充当了真理或真相的客观性基础。
然而，这次的民调和预测分析却与以往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不仅仅是绝大多数的预测错了，而是几乎没有民调和预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就不是某个机构在调查设计和统计上的缺陷，而是整个作为客观性基础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遭到最彻底的质疑。因为，在几乎所有预测都出错的情况下，人们怀疑的目标不再是某个机构调查和分析的合理性，而是数据作为真理客观性基础的合法性。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数据成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事实的支撑。但是，在当下的背景下，数据及其分析已经不能为我们提供触及真相的路径。这样，作为客观性基础的数据分析遭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的结果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数据分析和归纳来获得真相。
但是这个结论很容易被蒙昧主义所利用，也就是说，由于数据在调查分析上的漏洞，以及在预测上的失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直接宣布，作为实在论根据的数据客观性不再有效，数据分析的结果与主观臆断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而数据的客观性，实际上不过是伪装成客观性的主观性，对于这些人来说，数据的选取和甄别已经出现了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的倾向性会导致预测的偏向。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更愿意用主观立场，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一个数据预测的真实性，在主观价值介入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信某些数据，而不相信另外一些数据。例如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截取了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证明自己的“限穆令”是他执政以来最受欢迎的命令，并借此来挑战联邦法院的裁决。而在政治立场的另一方，他们也有相关的数据证明总统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来看，由于调查统计和预测的多元化，数据的客观性变成了粉饰各派立场的一个装饰物，它们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门的唯一途径，而是用来巩固不同政治立场的一种武器，借此来攻击和挞伐对方的论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媒体和预测机构以及行政部门，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事实上的真相如何，而是以主观立场介入的后真相。后真相被形容词化，它所修辞的名词正是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立场、观点。
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则已经在今天被虚无化了，那种可以在各种价值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无偏倚地得出客观性的结论，已经明显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在韦伯所开创的时代中，客观性的事实原则是获得真理的最后屏障，也是社会科学得以建基的唯一基础。所有的主观立场，只有经过客观性（尤其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客观性）的准绳检验之后，才能纳入考量，否则就是前现代的带有魅惑性的价值判断。在韦伯看来，尤其是在他的《以学术为业》的讲座中，价值中立的事实原则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无论持何种立场，都必须在客观性的标准面前进行检验，这是一种客观性优先于立场的原则。
然而，今天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数据、统计、数值分析得出的客观性结论遭到质疑，客观性的价值只剩下用来装点不同的政治立场，每种立场总能截取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分析，从而将与自己相悖的数据弃之不用。这样，真相优先于立场的原则被颠倒为立场优先于真相，重要的不再是客观性的数据所再现出来的事实。因为在今天的背景下（尤其经过利奥塔、鲍德里亚、维利里奥等人之后），能被数据和事实所证明的真相被边缘化，他们发展出来一套拟像体系，提出了比真实更真实的原则，从而直接消除了唯一真相的合法性，让拟像的真相取代了原本的真相。这样，在哲学上，经过鲍德里亚等人洗礼，真相直接过渡到后真相，真相变成了复数的真相，每一个真相只是面对一种特定拟像下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那个最终的真相，因为最终的真相下面，永远有一个需要发现的真相在等着我们。
尽管我们大可不必随着鲍德里亚的姿态走向真实的虚无化，但是，我们的确面对一种状况，原来支撑真相的两大基础都崩溃了，即作为普世性的理性原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演绎推理逻辑，甚至连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协商和交往理性也一并被质疑），以及作为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客观性结论。这两个基础恰恰是现代社会和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石，一旦崩塌，人们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主观性原则。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今天为什么已经被现代性所祛魅的宗教，重新在21世纪的世界里大行其道。一旦客观性原则和理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就会摒弃向外部寻找的事实性依靠，从而转向内部，寻求内心中的慰藉。也就是说，在今天，更容易影响人的行为决策的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内心的信仰和情感依靠，人们不是在理性分析和判断数据基础上做出决定，而是转向内心中的立场和情感。我们很难在当下去说服一个穆斯林返回到世俗化的道路上，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理性的说教可以改变一个特朗普的信徒的投票选择（尽管这个信徒可能在民调采访时自然选择政治正确的说法，但投票时会转向另一方）。这是一个立场先于真相的时代，也就是被媒体高呼的“后真相”时代。
是否在这个“后真相”时代里，真相和客观性真的终结了吗？我们再也不能相信科学预测的结论了吗？当代的哲学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将这种蜷缩在立场之中，用立场来判定真相的方式称为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而真正需要打破的恰恰是相关主义建立的死循环，因为在相关主义的立场之外，还存在着永远不能被观念化的物质性的原化石（arche-fossil）。巴迪欧在他2006年的《世界的逻辑》中，也强调这个世界除了语言和身体之外，还存在着真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相，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鲍德里亚等人的语言魔术，只能是智术师一般的诡辩，这种诡辩无法从实在层面彻底消灭真相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以及梅亚苏等人，坚持将这种原则称为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原则，而这种原则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消解相关主义的“后真相”判断，让那个真相的硬核从现实中浮现出来。
这样来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恰恰不是意味着真相的破产，而是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民粹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复兴，而是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合理性。对于一种黑天鹅现象的简单命名（如民粹主义）很容易，但是，这种命名恰恰是背弃真相的，是这种民粹主义命名直接将真相的内核转化为所谓的“后真相”，并借此来否定真相的价值。其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在掩饰了客观性真相之后，能直接满足他们用主观性的立场判断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所以，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主导，我们今天看到的白人保守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对垒，实际上就是一种彻底摒弃了真相客观性之后的“后真相”的立场对垒。所以，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仍然需要将真相，尤其是物质客观性真相作为探索的目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个真相是什么。这种有漏洞的真相或者所谓的思辨性的唯物主义，才是我们可以摆脱纯粹主观主义的站队，摆脱以立场优先来做判断的“后真相”时代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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