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钟是地缘政治的试金石。末日钟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杂志于1947年设立，此时距离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发生不久，以此标示世界受核武器威胁的程度。起初，末日钟的分针距离12点只有7分钟，12点即象征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到目前为止，末日钟的分针进行过22次调整，波动范围在距12点2-17分钟不等。自2007年起，末日钟更广泛地反映着全球面临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核战争等问题。
在末日钟70年的历史中，末日和后末日题材的文学作品经历了起伏发展，下图的表格呈现了该趋势。每一次末日钟的分针调整到靠近12点时，也就是危险程度加剧时，作者们似乎更倾向于写作人类几乎灭绝或彻底灭绝的作品（考虑到了作者需要至少两年时间写作并发布一部小说的因素）。末日钟所体现出的恐惧和紧张感，似乎与表达对未来和人类处境担忧的小说基本相关。
从二战结束到1991年，核威胁是末日题材小说的主要内容。美国和苏联在1956年开始了一系列核试验，而1959-1960年，派特·弗兰克（Pat Frank）、小沃尔特·M·米勒（Walter M. Miller）、莫迪凯·罗希瓦尔德（Mordecai Roshwald）、艾尔弗雷德·科佩尔（Alfred Coppel）均创作了有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小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尽管因为发展时间太短而没有影响到末日钟，但仍然在1964-1965年引起了另一波潮流：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血钱博士》（Dr. Bloodmoney, or How We Got Along After the Bomb，1964）描绘了美国、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古巴战争的故事。在苏联1991年解体后，关于核灾难题材的小说逐渐减少。
但是其他有关恐惧题材的作品开始逐渐出现。60年代，J·G·巴拉德（J. G. Ballard）探讨了洪灾（《被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1962）、旱灾（《燃烧的世界》“The Burning World”, 1964）、威胁生命的强风（《八面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 1961）。尽管这一时期的末日题材作品更倾向于描绘天灾而非人祸，这一时期也同时展现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文学倾向，很有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断意识到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影响。比如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记录了杀虫剂的有害影响。
今年1月，末日钟的分钟被拨至12点差2分半钟的位置：这是自1953年来最接近灾难的时刻。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涌现、民主机构自信的动摇、唐纳德·特朗普关于核武器言论的发表、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一再否定，《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意在提醒公众“全球危险的隐患”。科学家们的担忧也会呈现在小说当中，也许另一股末世小说的浪潮又要来临了。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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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钟（Doomsday Clock）是一虚构钟面，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于1947年设立，标示出世界受核武器威胁的程度：12时整象征核战爆发，杂志社因应世界局势将分针拨前或拨后，以此提醒各界正视问题。最近一次调整在2017年1月26日，距离“象征世界灾难末日的”午夜时分仅剩2.5分钟，这也意味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上升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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