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近公开的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的信件披露，在她与丈夫特德·修斯（Ted Hughes）的第二个孩子流产前两天，修斯曾殴打普拉斯并希望她去死。这些信件书写于文学史上这段最著名、最具毁灭性的婚姻的痛苦之中。
最近被公开的信件写于1960年2月18日至普拉斯自杀前一周，信件中记载了一段普拉斯不为读者和学者所知的生活。这位美国作家当时定居英国，写了许多信件，更保留了自己从11岁以来的详细日记。但自普拉斯去世后，特德·修斯称妻子这段时间的日记已经遗失，而且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弗里达（Frieda）和尼古拉斯（Nicholas），最后一卷已经由他销毁。
这些信件都是寄给鲁斯·巴恩豪斯医生（Dr Ruth Barnhouse）的，它们成为了普拉斯人生最后阶段唯一幸存的资料。在这段时期，普拉斯写出了最负盛名的诗歌，包括诗集《爱丽尔》（Ariel）。鲁斯·巴恩豪斯医生即普拉斯自传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的诺兰医生，普拉斯在1953年8月第一次尝试自杀后，曾在美国接受其治疗。
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9封信写于1962年7月。当时，普拉斯发现丈夫出轨两人共同的好友阿霞·维弗尔（Assia Wevill）。这些信件由女权主义学者哈里特·罗森斯坦（Harriet Rosenstein）于普拉斯去世后7年发现并整理，将之作为一本未完成自传的背景材料加以研究。信件中还包含有1954年的医疗记录、罗森斯坦与普拉斯友人的信件往来、普拉斯与巴恩豪斯医生的心理治疗内容。一位书籍收藏家公开售卖了这些信件，成交价为87万5千美元，这才使得这些信件最终公之于世。
普拉斯移居至英国后，与巴恩豪斯医生的心理治疗中断，但二人保持着紧密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这些信件中不仅展现了温暖又开放的亲密友情，二人也都富有幽默感。
普拉斯在信中除了表达丈夫修斯出轨后的痛苦，最令人震惊的，便是普拉斯对修斯家暴的指控。包含着家暴指控的这封信件写于1962年9月22日，这个月正是普拉斯与修斯正式分居的时间。普拉斯在不少诗歌中提到了她的流产经历，比如《国会山原野》（Parliament Hill Fields）中有着“你紧攥的洋娃娃似的小拳已经松手”这样的诗句。
1962年10月21日的一封信件透露了二人这一时期的不和，信件中普拉斯向巴恩豪斯医生倾诉，修斯直接说出了想要普拉斯去死的话。尽管普拉斯饱受抑郁症和自虐倾向的影响，并曾于1953年尝试自杀，但她直到婚后一段时间，才向修斯吐露了她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
这些未曾公开的信件写于普拉斯饱受精神状态折磨的时期，也是这段20世纪文学界最出名的婚姻分崩离析之际。二人于1956年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相识，当时修斯已是有名的诗人。同年2月25日，普拉斯为了见修斯一面，参加了一场聚会。4个月后，二人很快结婚。这段感情对二人的文学创作都大有裨益，修斯写出了突破性的诗集《雨中鹰》（Hawk in the Rain），普拉斯写出了半自传小说《钟形罩》。
公众对这段感情的关注一直延续至今，部分原因是二人的文学创作都取自于其人生经历。1962年10月，普拉斯写就了《爱丽尔》中的大部分诗歌，其中许多指代都被解读为与修斯有关。例如《爹爹》（Daddy）中的诗句：“我给你做了一个雕像， 一个黑衣人，脸象《我的奋斗》，一个老虎凳和拇指夹的爱好者。”（赵毅衡译文）在这段时期，普拉斯曾写信给母亲说：“我正在写作我一生中最优美的诗歌，这些诗歌会让我成名。”1998年，特德·修斯的诗集《生日信札》（Birthday Letters）记载了他与普拉斯的感情，以及他失去普拉斯后的痛苦。70年代，女权评论家曾抨击修斯对待普拉斯的方式，《生日信札》这本诗集是修斯对此最后的反击。那段时间，修斯曾在自己的读书会上被“杀人犯”的叫喊声打断；美国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曾写诗《责难》（The Arraignment），首句即是“我指责特德·休斯”。在修斯的坚持下，普拉斯墓碑上的名字写为“西尔维娅·普拉斯·修斯”，其中“修斯”二字也已被破坏。
在修斯1998年诗集《呼号与低诉》（Howls and Whispers）的同名诗歌中，他曾引用巴恩豪斯医生1962年9月写给普拉斯的回信：“你的医生写道：‘让他远离你的床，无论如何，让他远离你的床。’”2010年，特德·修斯在诗歌《最后信件》（Last Letter）中最后一次写到二人的关系，描写了普拉斯死前最后三天的日子。
研究普拉斯的学者认为，这些信件是关于普拉斯新信息的重要来源。而费伯（Faber）出版社将整理出版普拉斯的信件往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将于10月5日面世。编辑皮特·斯坦伯格（Peter K Steinberg）说：“这些从未面世的信件将会令人震惊。”
尽管他还没有看到这些信件，但他感到“令人焦急”，并期冀这些信件可以披露因普拉斯日记和其他信件丢失而使我们不得而知的信息，也希望可以在下卷中增添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他说：“普拉斯很有可能在与巴恩豪斯医生的通信中，发现了宣泄情绪的途径，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自由地写下《侦探》（The Detective）、‘养蜂组诗’（Bee poems）、《爱丽尔》等诗。”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疯狂女孩的情歌》（Mad Girl’s Love Song）一书记录了普拉斯遇到修斯前的人生。威尔逊说，对巴恩豪斯医生的采访可以为普拉斯抑郁症的成因提供重要信息，补充普拉斯生平和文学史中“缺失的一环”。他说：“这些信件似乎可以补充我们对普拉斯了解上的缺失，且会对普拉斯和修斯极具争议的婚姻带来新的解读方式。”
一位名为哈里特·罗森斯坦的书商在网上销售这些信件，引起了普拉斯研究学者的注意，后来这些信件出现在了纽约三月的古籍书展上。不过，这些信件短期之内可能还无法公之于众。普拉斯的母校史密斯学院 （Smith College）已于3月12日提出诉讼，声称这些信件在巴恩豪斯医生死后已馈赠于巴恩豪斯家族，而哈里特·罗森斯坦则声称，自己在47年前收到了巴恩豪斯医生寄来的这些信件。
2017年4月12日，特德·修斯的遗孀卡罗尔·修斯（Carol Hughes）代表修斯家族发表声明：“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与其前心理医生的信件中所披露的遭丈夫家暴一事，对任何了解特德·修斯的人来说，都是荒唐而震惊的。”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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