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默克尔已经开始为年底自己的第三次竞选预热，如果有观察家认为主导德国海外形象的议题在竞选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
距德国总理和奥地利总统决定在2015年9月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开放边境一年半以后，反移民政党德国新选择党的支持率已掉回难民危机发生前的水平。上个月在萨尔州的区域选举中，难民问题基本上没有被提及。萨尔州曾主动接收比国家所要求的数额更多的难民。但是今年春天出版的两本新书暗示，德国人依旧渴求答案——2015年的秋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罗宾·亚历山大的《被驱赶的人》（The Driven Ones）一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它重构了头条新闻背后的冲动决定和幕后交易，不到一个月内销量便高达12万本，登顶畅销书榜单。而不久前出版的康斯坦丁·里克特（Konstantin Richter）的《总理：一本小说（The Chancellor: A Fiction）》一书，是第一本揣测德国总理在难民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那一时间段内心想法的小说。
尽管两本书对自己的主角不无同情的理解，亚历山大介绍自己的作品“既不是圣人的故事，也不是恶人的故事”，但这两本书的内容都认为难民危机深刻地改变了德国总理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亚历山大是德国《世界报》的国会通讯记者，从他的描述来看，默克尔决定开放边境的政策既不是理性计划的结果，也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是策略失误和沟通失败的结果。他在书中称，默克尔的社会民主联合党派曾故意煽动她在难民议题上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议题对一位保守党总理来说就是政治地雷区——直到2015年秋天，默克尔近十年来一直避免正式访问难民的庇护所。亚历山大认为，最后默克尔改变心意，是因为民调显示舆论氛围站在她那一边：在边境开放前的一周，一项民调综合调查显示，超过93%的德国人认为难民危机是那时最重要的问题。
然而亚历山大的研究同样表明，一周之后，德国政府距离再次关闭边境只差签署执行文件了，甚至对寻求庇护者也是一样。最后藩篱还是没有竖起来，亚历山大写道，“不是因为默克尔或政府中的任何一人有意做了一个理应如此的举动。只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没有人向前一步去承担关闭边境所产生的责任”。亚历山大怀着钦佩之情描述了总理府如何飞快地制定计划并迅速地在全国执行，但是本书依然高度批判了默克尔在事件发生后所展现给公众的道德合理化理由。
里克特的小说采用了一种更存在主义的写作手法。《总理：一本小说》以默克尔出席拜罗伊特音乐节的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歌剧现场作为开头，又以出席同一演出作为结果。
在里克特笔下，默克尔厌倦了不断试错的政治方法，并被公职的负担折磨得很疲惫。难民危机成了她在情感上发现自我的一件事情，这里面并非一点虚荣也没有。
在参观过海德瑙一所难民营后，默克尔第一次亲眼见证了难民对外国人的仇视，里克特写道：“她合理化了自己那些曾努力忽略的情绪，她开始允许自己感受难民的生活，并视为他们的追求为自己的追求。”
在本书公开出版前，这本小说既赢得了热情的赞誉也收获了辛辣的批评。“理查特的解释将会塑造国际社会对默克尔执政后期的认知，就像《纸牌屋》对撒切尔时代的塑造，以及《原色（Primary Colour）》对克林顿夫妇的影响作用一样”，《汉诺威广讯报》写道。
“有时候生活本身写出了最佳的故事，”《法兰克福汇报》如此定论，“而最差的作品是由那些高估自己才华的作家写出来的。”
理查特此前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同时也为《Politico》和《卫报》撰写文章。他说有一天他骑自行车碰见默克尔离开内城公寓，后者向他的年幼女儿解释自己的角色，这就是理查特撰写本书的灵感来源。
“在我的书中我尽量将难民危机描写成默克尔职业生涯里的决定性时刻，但最后却并非如此”，理查特说道。“依我之见，默克尔认为有必要寻求新的办法面对政治问题—更勇敢更积极—但是却没有办法奏效。最后她也没有比一开始更睿智，只是没那么受欢迎，因为德国人不再确定自己了解她了。这颇有些悲喜剧的意味。”
（翻译：李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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