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红了，不仅红了，还收获了一票90后粉丝，这恐怕是连制片方和主创团队都始料未及的。虽然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为了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他们对剧本做出了一些调整，但《人民的名义》真正的“圈粉点”还是有些歪打正着。可以说，这是一部主旋律正剧与网络亚文化的一次神奇的化学反应，题材制造的陌生感给了年轻观众调侃解构的空间，粉丝文化“制造同盟也制造敌人”的基本逻辑也与官场中的权力斗争不谋而合，与其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年轻观众的收编，不如说是粉丝文化对主旋律的重构。
香港著名作家、“新派武侠五大家”之一的黄易于4月5日因中风病逝，享年65岁。玄幻色彩和历史元素的巧妙融合是黄易小说的一大特点，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寻秦记》正是穿越小说的鼻祖，讲述了一个21世纪的香港精英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寻找秦始皇的故事。而与金庸、古龙为代表的传统武侠不同，黄易的武侠世界没有那么善恶分明，他试图消解世俗快乐与终极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反映了快速变动的社会条件下，当代人一边极度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一边对生命意义充满困惑的心理。
1、《人民的名义》意外走红：当主旋律正剧遭遇网络亚文化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走红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部官方授意、肩负政治宣传任务的作品从剧名上看就十分缺乏吸引力，尤其是对于年轻观众而言，它以官场生态和权力斗争为主线的剧情，和由一众40岁以上老戏骨担纲的演员阵容，似乎都难以和网络小说改编、小鲜肉云集的IP剧抗衡。然而如今，剧中的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已经成为了头号网红，视频网站上满屏的弹幕都在关心“达康书记的GDP”。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文章认为，对于大多数的90后观众而言，反腐剧是一个新鲜题材，年轻人追剧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先看看传说中的贪官嘴脸和官话官腔。剧中人物动辄摆出大道理、上纲上线，工作中“人民”、“党”、“国家”时刻挂在嘴边，回到家夫妻之间的话题也是国家大事和网络暴力，这种一本正经的画风并非虚构，而是这个系统之内的人固有的生活状态和语言体系。对于90后观众而言，这种表达方式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很远，因为陌生而产生了槽点，他们的父辈因听了太多此类空话大话而产生了厌倦，而他们却可以把这些素材当成调侃和解构的对象，玩得不亦乐乎。
片方没有想到的，还有正剧与粉丝文化二者之间的神奇化学反应。中国的官场向来分派系，《人民的名义》也有两大派系——高育良的“汉大帮”和李达康的“秘书帮”，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剧情的主线之一。年轻观众一边看剧，一边以弹幕和微博评论的形式结伙站队，形成了“达康书记唯饭”（即只喜欢达康书记的粉丝）、“育良书记唯饭”、“CP饭”等多个阵营，这种互联网特有的互动方式也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收视黏性。而对于这部缺乏幽默感的电视剧而言，网友也能从演员吴刚赋予角色李达康的略显憋屈的“背锅侠”形象中，发现一丝幽默可爱之处，他一味追求政绩、躲避牵连责任的行为甚至也变成了“萌点”。
资深媒体人孟静则从《人民的名义》的走红，谈到了作为通俗文学重要门类之一的官场小说。在她看来，中国的官场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派是反贪题材，代表作家有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代表作品有《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人间正道》等，《人民的名义》就是周梅森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涉及的干部级别较高，可以高至省级甚至副国级，并且都是邪不压正的主旋律。另一派是狭义的“官场文学”，主要讲的是官场中说话和为人处事的艺术，他们对准的多是基层官场，人物的级别通常是处长、局长，最大不过是市长，作品整体基调是灰色的，善恶不甚分明，反而带有一丝茫然和无奈。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评论文章则指出，《人民的名义》走红的原因之一是它对官员——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形象的塑造，比以往同类影视作品更符合当下观众的价值观和对于官场的想象。上世纪90年代，官场小说开始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学门类，陆天明、周梅森和张平等作家的作品先后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1995-2004年间反腐剧呈现出一个十年的小高潮。那一时期反腐剧的叙事大多遵循这样一个路数，即以塑造一个清正的好官形象为核心，他始终被“主角光环”所包围，凭借自己人性的力量和崇高的道德水准赢得最终的胜利。
其中一个例外是由张平所著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主人公海州市市长聊城虽然仍是一个楷模式的正面人物，但却没有了彻底的雷厉风行、杀伐决断，当发现一手提把自己的老领导可能是一系列犯罪行为的庇护者，以及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了受贿事实的时候，他虽然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却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无奈和舍弃。在这里，“清官”的形象不再是心中时刻悬着一柄正义的尚方宝剑，这一人物也成了有情感、有苦恼的血肉之躯。
反腐剧、官场剧作为一个特殊而敏感的影视剧类型，始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观众的接受心理虽然有时相去甚远，但总的来说两者难以彻底分开，甚至一直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反腐剧中尺度的调整与人物形象的变迁，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在《人民的名义》中，不仅“清官”的形象从高大全重回人间，而且作为第一主角的侯亮平不是市长或者省委书记，而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这一人物代表的是他背后的机构与制度的立场和力量，个人的良知与道德则处于次要的位置。
2、武侠作家黄易去世：他奠定了穿越小说的基本法
“新派武侠五大家”之一、香港著名作家黄易于4月5日因中风病逝，享年65岁。黄易1952年出生于香港，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中国传统绘画。他的武侠创作生涯始于《武侠世界》杂志，后来陆续出版了《月魔》《上帝之谜》等玄幻短篇。1986年，他正式辞去工作，隐居大屿山专心写作，在30年间，他先后创作了包括《寻秦记》《大唐双龙传》《覆雨翻云》在内的40多部作品，深受武侠迷的喜爱。2012年，辍笔5年的黄易带着新作《日月当空》回归，2014年他又开始连载《龙战在野》，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在《黄易武侠小说的三观：求利、进而窥天道》一文中，作者赵凯谈到了黄易有别于传统武侠的“另类三观”。黄易的作品被读者和评论家称为“玄幻武侠”，这一定义可以追溯到1988年，作家叶永烈曾谈到：“我所见到的最早的玄幻小说，是1988年香港聚贤馆出版的黄易的《月魔》，出版人赵善琪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一个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崭新品种宣告诞生了，这个小说品种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
黄易的武侠世界观完全迥异于前代作家。传统武侠作品传承了司马迁《游侠传》中的精神：“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侠义”乃是传统武侠作品的精髓和根基，它脱胎于传统儒家文化“家-国”、“孝-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符合这一准则的就是侠、是“好人”，而背离这个准则的就是贼、是“坏人”。
而黄易的作品模糊了正邪两道的界限。《大唐双龙传》中的寇仲、徐子陵可以根据不同势力间的利益关系而分分钟改变立场，充分证明了什么叫“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跋锋寒在大漠杀人无数，最终也安得善果；最极端的如《翻云覆雨》中的韩柏，一身武功全都得益于睡过的姑娘。黄易笔下的人物并不关注“宏大历史叙事”，反而更注重个人生命体认，崇尚个性，追求自由，甚至具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在黄易构筑的世界里，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一窥生命奥义的路径，“取利，进而窥天道”是他武侠世界观的核心，从而消解了世俗快乐与终极关怀之间的矛盾。
腾讯大家作者张明扬则撰文探讨了黄易《寻秦记》对后世穿越小说的影响，在他看来，《寻秦记》作为穿越小说的开山之作，为这一题材创立了一系列泽被后世的穿越基本法。从现代穿越而来的项少龙成了战国最受欢迎的男人，无论去到哪个国家，上至公主下至寡妇，全都对他投怀送抱，他还凭借这些桃花运编制了一张无人企及的关系网，迅速上位。项少龙模式隐含的一个设定是：21世纪的人穿越到古代，不仅在科学知识上完爆古人，在撩妹技巧上也如同机关枪完爆青铜剑。在《寻秦记》之后的“男向”穿越小说中，这一模式被不断复制和升级，“女向”穿越小说的“玛丽苏”模式也由此演变而来，比如在清穿小说《步步惊心》中，女主角若曦就横扫爱新觉罗家族。
《寻秦记》一边意淫，一边在历史设定和人物考证上一丝不苟，这对后世的穿越小说也影响极大，历史设定的真实性对于穿越小说的成败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对于一个穿越者而言，最厉害的武器无非是“懂历史”。黄易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的“克制”，他甚至没有试图去“改变历史”，这大概是《寻秦记》和时下穿越小说之间最大的区别了。在《寻秦记》中，项少龙成为了“历史的失踪者”，而秦始皇还是那个我们知道的秦始皇，秦始皇将史书中关于项少龙的记载全部删掉了，于是有了所谓的“焚书坑儒”。这一天才的安排，不仅使小说本身可以逻辑自洽，还提供了一种无法被否定的可能性：毕竟，谁又能保证历史上真的没有“项少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