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中韩的球场交锋和东北的失落。
3月23日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进行的中韩之战，几乎让全中国的球迷屏息凝神，不仅因为这是主帅里皮临危受命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国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出线的最后一线生机，而且是中国官方民间大规模抗议韩国部署“萨德”以来，国足与宿敌韩国队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比赛的结果让所有球迷兴奋不已，在“赢啦赢啦”的欢欣鼓舞背后，还有“幸亏赢了”的如释重负。国家级别的体育赛事与民族主义情结脱不开干系，尤其在中国，从“东亚病夫”的创伤叙事到“举国体制”的畸形发展，即便在体育高度商业化、娱乐化的今天，意识形态的幽灵依然挥之不去。
每隔一段时间，关于东北衰落的报道都会登上头条或在社交网络刷屏：振兴不力的老工业基地、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绝望失意的下岗工人、喊麦的网络主播、海南的炒房团、春晚的小品、神秘的黑道、离奇的命案……种种符号构成了我们对于东北的想象。而那些站出来讲述东北故事的东北人与我们生活中相熟的年轻东北人，大多已经离开家乡，更多老人、底层与无力离开的人们正和那片土地一起，渐渐失去自己的声音，只存在于他人的叙述之中。然而，作为看客的我们或许从未曾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很可能正在我们身上重演。
1、后“萨德”时代的中韩球场之战：中国球迷文化史与体育民族主义
3月23日晚，国足在长沙主场1：0战胜了韩国队，保留了世界杯预选赛出线的一丝希望。由于“萨德”引发的抵制韩国声浪和一些个别的过激爱国行为，这场球赛在开始之前就已火药味十足，大批武警戒备森严，防止意外发生。而比赛解说员刘嘉远却在央视一档前瞻节目中，开玩笑建议球迷可以去韩国队下榻的酒店门口放鞭炮，“就当过年了，一晚上鞭炮别闲着，让他们睡不着”。据当晚居住在同一家酒店30层的网友爆料，居然真的有球迷照做了：凌晨两点开始，楼下的鞭炮十分钟一放，对韩国队的惊扰效果不明，却把酒店的其他客人惹恼了，这种东道主“盘外招”骚扰客队的行为，是一种随性恣意的球迷文化？还是一种有损声誉的狭隘之举？体育和民族主义的长期捆绑，又怎样塑造了我们对待竞技的态度和欣赏比赛的心情呢？
大象公会的文章《你不会喜欢文明的中国主场》回顾了中国足球主场文化发展的历史。文章指出，中国并非从未有过独特的主场文化，相反，中国队主场的文明程度曾经举世无双，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1970年8月16日，CCTV转播中国队与朝鲜队的乒乓球比赛，一到要出现比分的场景，镜头立刻被切换，解说员忙着介绍中朝友好邦交历史，整场比赛不播报比分，也没有输赢，无论哪一方得分，观众都热烈鼓掌。不仅是乒乓球，在70年代的篮球赛场上，也出现了不分主客、进球一律鼓掌的奇特文化。观众不仅穿着整齐划一，还有面色紧张的书记和指导员们保证观众席的纪律。体育在彼时是一项庄严的国家事业，所有比赛都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它只允许培养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不给各种自然生长的小团体认同留下任何空间。
1985年5月19日，中国对在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中1：2不敌香港队，失去小组出线资格，赛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球迷骚乱在北京工体爆发，这一事件成为中国球迷文化的分水岭。次日，官媒认定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性质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国家的声誉。不过外界的看法却与官媒恰好相反，时任香港队主教练的郭家明确认为，球迷骚乱不但是正常现象，甚至具有积极意义，象征了中国的开放程度。
从足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要形成成熟的球迷文化，仰仗的是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巴塞罗那队的长盛不衰，跟加泰罗尼亚地区一直存在的分离主义情结分不开。他们不仅有加泰罗尼亚语的队歌，还有专门的“喉舌”媒体《每日体育报》。中国的各个地区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以至于带有“地图炮”色彩的文章永远都是热门，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认同并没能与职业足球俱乐部系于一体。因为俱乐部及其冠名权会被打包卖给赞助商，一旦赞助商的商业策略有变，俱乐部很快就被抛售给下家，进而被迫改名，甚至干脆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就地解散。
例如培育出著名的“蓝魔”球迷组织的上海申花队，虽然数度易主，现已改名“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但依然保留“申花”二字；而他们曾经的对手上海国际队，却先是变成“上海永大”，继而变成“西安浐灞国际”，再变成“贵州人和”，现在是“北京人和”俱乐部——一只中甲球队，而曾经引领中国球迷文化的“四川全兴”和“陕西国力”则彻底消失了。
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渔在《中国体育民族主义简史》一文中指出，体育向来与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近三十年的中国，体育民族主义也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呈现为新的形式：80年代强调“走向世界”，重在自强，而非排外；90年代重返“冷战”思路，从自强回归排外，重在内部的集体动员；21世纪形成“天朝”心态，放弃世界观，回归天下观。
80年代初，“扬眉吐气”成为风靡中国的关键词，在体育新闻中频繁出现，除了乒乓球队在世锦赛上的出色表现之外，中国在排球、足球等“大球”上的历史性突破也让举国上下欣喜若狂，随着中国男足先后击败几支亚洲劲旅，被“开除球籍”的焦虑逐渐演变为一句著名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女排的“五连冠”，更是掀起了一股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从文革时期的“全民皆兵”，到80年代的“全民看球”，公众的关注焦点从斗争转移到体育之上，也是“拨乱反正”的一部分。
到了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重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广泛流传。在中国内部，民族主义也从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从自强偏移为排外。1994年，代表日本的小山智丽先后击败邓亚萍、乔红夺得亚运会女单金牌；小山智丽原名何智丽，前中国女兵队员，后远嫁日本随夫姓改名小山智丽。小山智丽的“改旗易帜”强烈刺激了中国观众的神经，她一时成为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而90年代中国体育事业的最大挫败，莫过于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失败。面对梦想破碎，国内媒体一方面调动悲情叙事，将失败归咎为西方大国合围中国；另一方面采取巫术疗法，称巫师预言悉尼无法顺利举办奥运会，最终还要北京接过主办权。
如果说80年代，中国体育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么在21世纪，随着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君临天下，万国来朝”开始成为新的主流叙事。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废弃“世界观”，重回“天下观”，称“天下观”强调中国居中、四夷来朝，更符合中国大国崛起的定位。然而每次“扬眉吐气”，必要忆苦思甜，回顾“东亚病夫”的悲情故事。所谓“东亚病夫”不仅指身体上的形销骨立，更是指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势单力薄。单纯把中国问题等同为身体问题，而且是极少数通过举国体制的优选身体的问题，从而回避了政治、文化和思想问题，这样的思路本身就是非常偏颇的。因此，近几年来，举国体制也开始遭到各种批评，“金牌大国”和“体育小国”的畸形发展已成为众矢之的。
2、失落东北的现代隐喻：从旧日国企工人到今日城市精英
3月17日，作家贾行家在《一席》上发表了名为《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的演讲，根据自己和身边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国企改制以来，被“下岗潮”改写的城市景观和一代人的命运，再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东北失落的讨论。
整个东北占到全国总面积的七分之一，然而近些年的经济数据、人口数据却一直在萎缩。改革开放之前，东北的运气很好，由于政治、外交、军事、资源等因素，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和大学都落户东北，大批工厂在黑土地上拔地而起，构成了城市的主干。工厂有自己的教育系统、医院、公安局、报纸和电视台，几乎可以行使自治权。“在工人们看来，工厂就是海誓山盟的恋人，对他们许下了很多养生送死的承诺，最体面的生活就是全家人一起在大国企里面上班。”这种观念，除了跟工厂难以想象的高福利相关，也源自整个东北以体制和权力为中心的价值观。
贾行家指出，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工人对国企改革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不知道为什么从九十年代开始，那种乌托邦一般的日子就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他们不断在心中强化一个三段论的逻辑：第一，我必须活下去；第二，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厂应该让我活下去。”让他们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在这场学有模糊的改制里，一些领导神奇地发家了，工厂三改两改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一些更大的国企，通过运作到海外上市了，再也不是全民所有，更不是他们所有了。
改制的那些年，大多数工人深陷于一种没有结果的抗争里，在漫长的等待和申诉的交替中，最后选择了放弃，因为还要谋生，集体的愤懑逐渐分化为一个又一个个体的困境。直到现在，东北也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替代产业，来吸纳这一部分就业，摆在这些老工人面前的生路很少，或许还是当年那个“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的逻辑影响了他们，即便不怕苦不怕累，他们中间的创业成功者也实在寥寥。
贾行家在演讲中提到，国家和社会为了安置下岗人员也尽到了一些努力，但受制于东北的大环境，并没有什么效果，“唯一的作用就是提醒这些人，你多么的无能、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没有资格”。关于这些老工人有一种争论：一种说法是，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了工厂，而工厂则背叛了当初的诺言；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曾享受到的幸福和安定是极少数人才有的，而即便在下岗后，他们也远不是最贫困的人群，何况国企改革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在一席演讲的最后，贾行家将当年的东北工人与现在大城市里的精英放在一起做了对比：这两类人都曾经或正在相信，自己有资本、有智慧、有能力，完全配得上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永远不会成为输家；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合理了，任何失败者不是愚蠢。而在今天的中国，精英就是稳定的吗？“我们都越来越强的感觉到，我们又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面前。在这种转折里，有的人注定会被送到风口，送到浪尖；有的人会被送去水底，甚至在石头上撞得粉碎。这一次失落的不知道是谁。”
澎湃思想市场转载了学者张高的《也谈东北：什么样的“失落”》一文，作为对贾行家演讲内容的补充和回应。张高指出，国企工人是城市中的“精英”吗？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与生活在逼仄市中心老宅的平民相比，享受着一家一户、封闭社区、企业福利和配套生活设施的国企工人，确实是同时期全国生活条件最优越的群体之一，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社会评价上说，他们都更受尊重。说“不是”是因为：虽说他们是工业城市的体制中坚，但与机关单位家属大院里的人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我们也很难将其视为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各个工厂之间、工厂内部的各个级别之间的待遇是迥然不同的。
然而，从双方在各自历史时期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来说，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工人和市场经济下的白领职员，确实是最为接近的社会群体，他们也代表了普通城市居民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最广阔通道。此外，二者为了缓解焦虑所做的努力也颇为相似：为了封闭工业体系下的子承父业，国企工人愿意托关系、走后门；为了子女不输在市场经济竞争的起跑线上，白领职员们在课外班和学区房上不吝投资。而与国企神话的结局相似，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与社会力量和民间话语权的双重羸弱，似乎也正在逐渐戳破中产的神话。
更为重要的是，职业发展路径被计划经济钳住的国企工人，很少能有刘欢歌曲中“从头再来”的心态，大多数工人首先感到的是背叛，其次是扭曲的商业浪潮的挤压——权力肆意寻租的地方从来不是“从头再来”的创业孵化器；最后是个人的茫然无措，因为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本来可以用来锻炼能力却早已失去的时间。
东北确实已经失落了，回顾东北失落的意义在于对当下的警示性，历史固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惊人相似的局面却层出不穷。在当今城市白领、中产甚至精英为自身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而志得意满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或仅仅是一条政策，就能令他们感到突如其来的失落。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