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朋友？“除了我妻子，我想应该是巴菲特。”最喜欢的歌手？“U2乐队的主唱波诺。”在10分钟内快速回答中国记者提出的50个问题时，这是来华访问的比尔·盖茨的第一反应。
妻子梅琳达是盖茨事业的坚实后盾，捐出数百亿美元做慈善的巴菲特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大金主”，而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波诺，也是一位在非洲扶贫方面与盖茨志同道合的“和平大使”。
而要说在非洲扶贫方面最具潜力的合作伙伴，盖茨现在想到的是中国。
3月24日晚，盖茨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创新、慈善与全球领导力》的演讲。他说，中国让数亿人脱贫是个不可思议的成就，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而中国同时“也在利用其对抗贫困和疾病方面的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类似挑战”。
他说道：“几年前我访问北京的时候，汪洋副总理曾说，‘非洲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来自中国的经验正在帮助非洲迈向一个崭新的明天。”
当天早些时候，盖茨基金会与中国伙伴建立多项合作，在持续支持中国应对国内健康与扶贫挑战的同时，也力求推动中国充分发挥创新潜力，成为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盖茨表示：“我们在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健康与发展目标进程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利用技术、创新、资金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当天，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开展扶贫政策研究，助力中国走完消除绝对贫困的“最后一公里”，总结中国的扶贫经验，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帮助他国应对类似挑战。
此外，盖茨基金会还与中国农业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农业合作伙伴关系，支持中国把农业发展资源、经验与技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分享，发挥中国对非洲国家农业转型的影响力，通过推进非洲相关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助其实现减贫目标。
据盖茨此前介绍，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致力于帮助中国应对国内挑战，比如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以及烟草控制；二是通过在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基金会三者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寻找携手合作的途径，发挥中国的强项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他在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举例说，在对抗疟疾挑战方面，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引领世界。
“继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脊髓灰质炎之后，我们有望在中国的领导下让疟疾成为第三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人类疾病，”他说，“中国正为消除国内疟疾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很可能在几年内实现这一目标，但是目前世界上仍然有32亿人面临罹患疟疾的风险。”
除了屠呦呦教授发现的青蒿素等科研成果，盖茨表示，中国也很有潜力开发一些既高效、又让发展中国家可负担的解决方案。“在非洲等疟疾最为肆虐的地区，现在就可以采取更多行动来控制乃至消灭这一疾病。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中国能帮助这些地区的家庭获得蚊帐，防止感染。”
在农业方面，盖茨说，1975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率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是非洲农业年增长率的四倍。农业发展解决了中国庞大人口的温饱问题，也促进了国民营养和健康水平的改善、农村收入的增加和贫困人口的下降，向其他产业提供劳动力，整体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盖茨特别提出，袁隆平教授研究的杂交水稻将水稻亩产量平均提高了20%，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持续进步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百万小农户带来巨大的好处。目前，他们中有很多人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家人，并将在未来几十年面临更加严峻的气候状况。
说起盖茨夫妇对非洲扶贫的关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旅行经历给他们埋下了种子。他们在2月14日发表的2017年盖茨基金会年信《沃伦·巴菲特的最佳投资》一文中写道：
我们前往非洲去看野生动物，但被那里贫穷的景象震惊。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数百万非洲儿童那时正被痢疾、肺炎和疟疾夺去生命。而富裕国家的儿童不会因为这些疾病失去生命。非洲儿童之所以丧命是因为贫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在那之后，盖茨基金会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结成合作伙伴，并于2010年发起“疫苗十年”计划，承诺在那之后的十年内提供100亿美元资金，为世界最贫困的国家进行疫苗研发和供应。自2000年创立以来，GAVI已经在全球为5.8亿儿童接种了疫苗。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健康与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人的期望寿命从1950年代的35岁增加到了2015年的76.1岁；婴儿死亡率从250‰降到10.7‰；孕产妇死亡率也从15‰降到了0.2‰，2015年相比2000年也下降了62.1%，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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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茨基金会举办的一次沙龙中，GAVI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李亦非说，大约在三年前，由于人均GDP涨到6000美元以上，中国从GAVI的受捐国变成了“毕业国”，购买疫苗不再享受GAVI捐赠。两年前，中国第一次成为GAVI的捐赠国。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则表示：“过去十五年，中国处在非常有意思的窗口期、转型期，从各方面的净受援国变成净捐助国。直到2010年我们还是一个净受援国，虽然外援一直在做，但（此前）收到的国际援助仍然大于捐赠。”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作为GDP位列全球第二的大国，中国需要在全球化过程中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中国在“走出去”投资的同时，也要愈发注重“公益同行”，甚至“公益先行”，输出硬实力的同时，也输出软实力。
据国内媒体统计，截止2015年，在非洲共有约3000家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中国企业需要在“走出去”过程中注重公益和社会责任，更有效地参与非洲建设，实现在当地的长远发展。
“承诺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尤其重要。如果美国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我将会特别失望。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的成功，正以比较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发展之中。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此领域发挥领导作用。”访华前夕，盖茨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这样说。
“例如，中国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承诺为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这是中国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提升领导力的现实体现。”他说。
在北大的演讲中，盖茨进一步表示：“我们虽然不能期望中国去填补富裕国家在发展援助领域留下的缺口，但中国承诺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扩大三倍，真可谓明智之举。中国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帮助其他国家消除贫困相当于给各国人民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安全的世界。”
他说：“中国通过中非发展基金等融资机制创新，鼓励对非投资，这不仅发展了非洲经济，也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开拓了新市场。”
中国对非洲发展做出的承诺，让盖茨对中国在未来展现全球领导力充满期待。他在演讲中说：“全球化究竟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多少好处？富裕国家的人们对此存在质疑。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印证了这些国家在移民、安全和全球发展等议题上出现了国内利益优先的倾向。”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正逐步展现其全球领导力，填补这一缺失。中国足以胜任这一角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帮助数亿人民摆脱了贫困和疾病，还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除了健康和农业领域，盖茨认为，中国的全球机遇还包括能源创新和软件开发。在他看来，中国面临的挑战确实还有很多，但中国仍在发展，仍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发展要触顶了”，或者“现在已经触顶了”。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教授阿米塔·阿查亚对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将引领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模式，这一新型全球化将不同于以往只关注贸易的旧全球化，而更多关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发展。”
阿查亚认为，中国对全球化的最大推动来自基础设施领域。他说：“基础设施不仅关乎贸易，更是一个关乎发展的领域。比如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而且中国正在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还是亚投行的发起者。”
盖茨说：“无论是从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世界的贡献来看，中国都是一个不断追求卓越的国度。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在应对能源和环境治理等自身挑战时，中国正在做出大胆的抉择，尽管这确实艰难。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世界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演讲结束后，作为世界首富，这位平常出门兜里只会带几百美元的微软公司创始人在回答资深媒体人何润锋有关“钱”带来的压力问题时说：“这意味着你有责任以明智的方式用它回报社会。我觉得有机会捐献自己的财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梅琳达曾在此前的基金会年信中表示，二十多年前的非洲之行是“我们婚前的事，但那次旅途中的见闻奠定了我们后来婚姻的基调，使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伴侣”。
那些景象，盖茨同样历历在目，铭记于心。在期待中国与非洲分享经验的同时，这位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联席主席接着说：“如果不到1000美元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那意味着我应该给基金会更高的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