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8日上午，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锡庆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刘锡庆于1月15日因病在珠海逝世，享年79岁。
刘锡庆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历任北师大中文系写作、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写作学”研究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其《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散文新思维》等著作影响广远。
刘锡庆生于1938年10月，为河南滑县人。1956年由西安市四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留校。先后任写作、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导。中国写作学会前副会长、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评委、“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
他以“写作学”研究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等著作影响广远。1979年的《写作基础知识》，成为新时期第一本教育部颁定的“文科统编教材”。1985年出版的《基础写作学》，被认为是当代写作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写作学教材，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后转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多年来致力于散文文体问题研究，力主规范、辨析和净化散文文体，令散文真正“弃类成体”。1987年后转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他认为，散文必须写真人真事，违背了这个原则的就不是散文。因此冰心的《小桔灯》、何为的《第二次考试》都属于“伪散文”，因为它们违背了散文的“真实”原则。
以下辑录刘锡庆先生追思会上的部分发言。
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五四以后几代学人的努力没有中断
孙郁（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刘老师1960年留校北师大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生态非常复杂的时候，学术生态也受到了破坏，但是他衔接了五四以来很重要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鲁迅以来的学术传统。他在文章写作方面的造诣很深。新中国以后我们不太讲文章学的概念，经常讲写作和作文，但是刘先生的研究是把传统文章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借过来，对于克服泛意识形态和泛道德化的书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他呼唤“艺术散文”，呼唤“有人性温度的文章的出现”，其实都是在矫正以往的学术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中过于政治化的弊端，这个努力在1980年代、1990年代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一位长者，他非常温和、包容。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对不同的问题能够有所理解，同时能坚持己见，所以他这种宽厚、睿智以及他在面对文化的一些难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智性，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培养的很多学生都延伸了他的这样一种精神；一个好的老师在于能给学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能够让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选择、价值的选择里面的多样的可能性，怎么样回到自身而不是成为别人，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让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样的启发甚至教育的精神是今天我们在高校里面，在大学和中小学里面特别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刘老师是我们教育界的一个楷模。
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他确实站到了学术前沿
孟繁华（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我和锡庆先生认识很早，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国家开放大学），正好是文科开始招生，我们在电大工作的教师主要负责组织教学工作，请全国各地的名师来做教师，写作课就是请锡庆先生主讲。事实上，我当时做的工作就是他的助教。那个时候电大的学员有百万之多，特别是第一届招生盛况空前，刘老师主编的几本教材都印了几百万册，影响之巨，在今天可能很难有学术著作能够达到这个级别。
锡庆先生在治学上非常严谨，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没有“写作学”这样一个系统的学科，所以锡庆先生所做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他的《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等等在“写作学”学科里面，确实都是开拓性的贡献。锡庆先生讲课非常生动。电大讲课和我们在教室里面授不一样，那个时候电视很少，基本上就是广播课，做一个母带大家去复制，你面对一个话筒讲课但要感受到下面有很多学生在听，这很困难，当时录音的编导一遍又一遍调试、协调，锡庆都欣然接受。在教学过程中他的为人处事，他的随和、低调，同时又严谨又认真，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深刻影响着我。
记得有一次到上海万人体育馆里面讲课，这个在座的教师可能没有这种经历，面对一万人的讲课，万人空巷，座无虚席，我坐在台上陪着他讲课，第一次看到下面这么多人，觉得晕，锡庆先生讲了一个半小时，大家起立掌声雷动！我觉得作为教师一生能有这么一次经历是个巨大的荣耀。后来每当谈到这个经历的时候，锡庆先生感到很欣慰，作为一个教师能有这么一个大舞台尽情讲，这个太荣幸了。生活当中锡庆先生是一个很幽默、很平和、很和蔼的一个人，确实有长者风范。我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北京作协理论科学院的主任，很多活动锡庆先生都让我参加，而且每次都安排我发言，让我不断的露面，让文学界熟悉我，他提携新人、关心年轻人的风范，我今天仍然非常感动。如果说我在学术道路上取得一点成绩，和锡庆先生早年对于我的提挈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我记得，我们78级读大学时用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代文学学科也是刚刚创建。大概也就是建国只有30周年的时间，这个学科还很不系统，当代文学教研室就是拿出一个最初的文学史教材的雏形，锡庆先生是定稿组的成员，可见那个时候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锡庆先生一直谦虚谨慎，他讲当代写作课，他说如果能把当代写作、古代写作，包括西方的写作都搞通了就不得了了。后来我发现，在《写作通论》教材当中，他把当时能够接受或者能够理解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关于“写作学”的一些概念、观念、思想都介绍到了里面。在学术上，这代学人确实站到了学术前沿，锡庆先生的学术、为人，各个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
在文学思想上敞开交流
陈子艾（民俗文化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在60年代跟锡庆认识，但是不太熟悉。后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半夜、半夜的马路上的辩论场合，我们认识加深了。他的人格的特点，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辩论场合中感觉到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讲两个细节，可以看到他的思考能力。一个是我记得对何其芳的批判问题。批判何其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将爱情作为诗创作的永恒主题，再一个是讲他的繁琐哲学考证，论文习惯后面注释几十个，太繁琐了。我记得跟锡庆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观点是一致的。爱情当然是永恒的主题，这个是现在看起来太简单了，太容易理解了，太一般化了，走遍世界恐怕都是这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是那么难。
关于繁琐哲学的问题，当时我们两个人观点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写论文多几个注释没有什么坏处。这个问题后来我搞民间文学，长期搞教学工作，所以没有机会再谈起。但是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碰到了，又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又交流了看法，我们的看法是在发展的。我们谈到改革开放以后接触了一些日本学者，日本的学者考证很多，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文学发展过程。不得不承认50、60年代强调理论的阐述，确实有空洞的理论的阐述，缺少实实在在的治学的学术精神。所以他从珠海回来有时候我们再谈这个问题，越来越觉得这个确实要好好地反思。由此说明，我们在文学思想上是比较敞开交流的。现在锡庆已经去世了，他是70后的最后一名，我本来想到80后再见他，我属于80后的中期了，我相信我们的学术将来还得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我能活着看到真正的敞开的、包容的，允许各种多元化的思想自由讨论的痛快的学术环境，这是我的盼望，我想锡庆更是盼望这样的。
另外我想说一点点感受。在我们学术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强调论文，认为调查报告缺少理论性，我觉得这种观点应该改变；就像现在老强调要上大学，不要上职业学院，职业学院大专毕业太普遍，这个风气必须要改变！ 评一个大夫职称要看写什么论文，而不看救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我跟锡庆交谈的时候，深深感觉到这是我们整个文化界的一个大弊病，我看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把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强调了一年多，现在又强调，时代需要改变现状。好的调查报告远远超过一般的左抄右袭的、半抄半应用的论文。现在咱们国家再不改变这种教育观点，再不改变评职称的观点是危害很大的。现在德国的工匠真正的高级技师占50%，日本占40%，中国现在已经走向富强的路上，但是高级工匠才有5%，太糟糕了！
他像质朴散文一样的生活
任洪渊（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作为锡庆的同窗，多年的同事，这里谈我们的几个小片段。我想写一篇希望和他性情相近的散文，我的题目就是《他像质朴散文一样的生活》。
锡庆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的散文批评家的思维有明朗的面目。我和他同窗，我们两个都是北师大1956年那届的名人，我是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我的发言成了一个小传奇，我把团委书记审阅的发言稿装起来，即兴胡言乱语因而有名了；而锡庆文章写得很漂亮，可惜我们两个没有在一个班，而且我们同窗从来没有相遇过。
80年代初，我突然想到要回师大，这可能是一个情结，一个被放逐了的人想回自己的家园一样。一个同学告诉我，师大中文系的当代文学研究室教研室成立了，由现代文学分离出来了，于是我就带着当时发表的几首诗在同学的陪同下回师大找锡庆。很巧，就在北师大那个旧主楼的6楼电梯口，我们和锡庆相遇了。他刚出电梯，第一印象明朗的面目，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也没有什么要张扬的。他的穿着，高大魁梧的身材，当时的正装是中山装，他中山装穿得那么休闲，那么现代，很随意的。明朗之后是明快，他的行事简洁明快，我说明了来意，他邀请我去他家里谈谈。
到他的家里，他浏览了我带来的诗刊，《当代》《十月》我刚刚发表了几首诗。锡庆阅读也是非常现代的，只读文本而不问读者是谁，品评了几句之后他的说话让我极为惊讶，“你来吧，你来吧，中文系需要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这让我十分的惊讶。锡庆在这个方面是先行者，今天我们的著名大学都在拉作家和诗人入伙，而当时我是因为遇见了锡庆，我才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因为他说需要一个人来改变气氛，当然我没有改变什么气氛，他是一个先行者。因而在他主持下的1980-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的课堂和当代文学的现实进程是一致的，我们的当代文学的课堂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新作家、新作品同时在我们的课堂上出现解读，如果没有一个明净的胸襟，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进展的迹象不会那样明晰地展现出来，有这样的明净胸襟的人太少了。
他的行事的明快表现在“你来吧”并不停留在口上，并不是仅仅向上反映给你争取，他用了一个他能够做到的方式，因为当时是他承担了电大的课程，他拉着我加入为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的电大教师，他说你就是我们的这个课题组的成员，我没有进师大就已经作为当代文学组的一员在电大上课了。可惜锡庆在中文系，在当时我们所谓的学院政治中并不具有多少的发言权，他争取我来师大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进师大确实是很难的，因为到那个时候是1983年了，人事处长告诉我师大当时只进第一代研究生，你一个40多岁的人我们师大是不要的，就在这么难的情况下锡庆为我争取了一个师大的教学岗位，这是我终身感念的。
锡庆以他的性情——朴直的性情，朴直这在散文中，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在的，都是上品——对我来师大后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一个重新选择，给了我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1983年我刚到师大的时候，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要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派车接我到他家，他夫人下厨为我炒菜，这是最高的礼遇，他希望我做他的助手，他和军委秘书长已经说了，我越发感到沉重。我犹豫再三没有去，因为我刚刚得到了写作的自由，一个40多岁的人，这样的时光太重要了。如果我去又要顾及自己的写作，而疏忽了前辈交给我的重任我觉得是不真诚的，我宁愿前辈骂我，但是我不愿意做一个不真诚的人。我没有去，我做了这个选择和决定之后告诉锡庆。锡庆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了很久，想了很久，以他的质朴的情怀对我说，你这个选择，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对你来说，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以半生的准备，现在刚有了写作的时间，你可以自由写作了，还有什么比你写作更重要的呢？这是他的质朴情怀的写照，他同时说以我对于你的了解，你可能在词与物之间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在人与物之间可能是不自由不自在的。感谢锡庆在这个时间的忠告，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90年代的时候，锡庆第一次气喘着到我家，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他是心脏不好的。当时他是喘着气来的，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你的散文写得太好了，这是我听到的第一次对我的散文的评价，我的第一篇散文是我给我的诗集写的序言，锡庆看到了之后，就兴奋地爬上四楼对我鼓励。他后来主编了很多散文选本，都收入了我这个刚刚写散文的人的作品，对我的鼓励很大。正是在锡庆的鼓励下，我从90年代开始进行了第二个大学的学习和文学水平的写作。所谓第二个大学的学习，我们这代人，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的读书时代，是在革命运动中和劳动中度过的，没有读过什么书。我认真读了西方哲学还有中国的神话，易老庄等等，于是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写作。
这是我今天要说的话：锡庆，我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在写作，而且会继续写作下去。在北师大帮助我的两位同代人，童庆炳老师已经走了，刘锡庆也走了，我觉得我周围更加空旷了，中文系离我更加遥远，甚至遥远到已经消失。童老师为了我在师大中文系能够站住脚，1985年他在师大学报写了15000字的文章，而我对他的回报就是在他的某一部著作中替他写了两小段当代文学文本的解读；而对于锡庆，在他生前我连一个字的回报都没有，现在锡庆，我写了一篇散文，不知道配不配得上你质朴的心，我想在你的遗容上看到你明朗的笑容。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