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日前指出，实证表明，目前中国的新兴产业依然是从制造加工开始，而不是从研发带来新产业的发展，在传统产业普遍衰弱的情况下，这使中国产业发展模式落入了结构性陷阱，要跳出这一陷阱，中国需要形成新型产业体系。
芮明杰在3月22日发布的《中国新型产业体系构建与发展研究》一书中提出上述观点。该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如何走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新理论、新战略与新政策。
芮明杰解释称，中国新兴产业之所以会从制造加工接入，是因为中国所谓的新兴产业恰恰是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在中国推进新兴产业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强烈阻止，不会把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的企业。
研究认为，要跨过结构性陷阱，中国未来的新型产业体系，应从目前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廉价、自然环境损害、人民币币值等条件在国际市场上创造产品竞争优势，转变为面向未来、基于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先进的新产业体系，从而为中国奠定长期可靠的产业基础。
这样的新型产业体系应该是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以再生性能源为支撑，形成数字制造互联网信息技术融合、“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结构。三即服务业，二即制造业，一即农业。
芮明杰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基本是由“轻”入“重”，就是从轻工业发展到逐渐放弃和淘汰轻工业，不断增加和发展重化工业的路径。这样的发展路径过分重视制造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产业与城市矛盾逐渐凸显。
未来，中国新型产业体系应实现产业由“重”入“轻”的转型。这里的“重”和“轻”不再是指传统的重工业和轻工业，而是指由以化工、金属冶炼、大型设备为代表的资金密集的“重资产”行业，向新型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生产服务经济与功能性产业相配合的“轻资产”行业发展。
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生产服务性产业具有占地少、能耗低、运输量小、污染低和高附加值等特点，其核心要素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正好与中国未来需要建立的新型比较优势相符合。
芮明杰指出，要实现产业体系的转变，首先需要升级要素禀赋，改变比较优势的基础，以知识的积累提升要素禀赋等级，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是发展新型产业体系与结构的关键之一。
此外，他认为，大企业应承担起更多研发和转型的重任，为中国产业在国际上争取价值链的治理权。
“在开放格局下，中国很多产业没有价值链的治理权。国外的跨国公司充当了‘系统的整合者’，甚至通过价值链的区域分割和等级制安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沿价值链学习和产业升级。”芮明杰指出，如何使中国更多的大企业获得更多产业链主导升级的“话语权”，是发展新型产业体系的又一关键。
“过去这些年，我们似乎把中小企业当作创新和转型的主体，中小企业固然在创新上有机制灵活的优势，但研发资金相比大企业来说是短板，大企业应该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芮明杰说，“中国应该有更多像华为这样对创新有大投入的大企业，理论上是可能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让什么样的主体来创新。”
此外，空间结构优化也是转型的关键。芮明杰指出，目前中国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现象导致了资源分散和市场分割，难以形成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利环境。区域一体化通过要素流动和市场的统一，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资源支持和市场支持，这是以区域间产业分工的科学性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