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大婚和爱看热闹的中国人

喜看热闹,围观他人不幸,说到底是庸俗啊。而这庸俗,就是小市民灵魂的全部。

梁晓声 2017/03/20 11:06 | 评论(2)A+

中国人爱看热闹,在这个世界上不数第一,也是名列前茅的民族。   

我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里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两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仰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仰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仰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汽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里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而生活在中国京城里的人,好热闹,看热闹,与俄国人有所不同,侧重在一个“闹”字上,“热”是心态,“闹”是形态,身和心的全部投入,那才叫真热闹。就看每年春节,从初一到十五,厂甸庙会的人山人海,把琉璃厂塞得一个水泄不通,买的年货如糖葫芦,风车,必须高高举过人头,方可得保不被挤碎碰坏,便可知道北京人这种有事没事,连推带挤,身体力行,爱看热闹,痛苦并快乐着的强烈冲动了。

于是,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杂文,题目曰《推》,就是描写中国人如何在看热闹的你推我挤的过程中,得到“好白相来希”的快乐。看热闹,是中国人的一种有趣性格,当然更是北京人一种不肯消停,不得安生,不肯罢休,有热便闹的可爱性格。看来,中国人好这一口,北京人尤其好这一口。记得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不是十次,就是八次,每一次,都把北京热闹得四海翻腾,五洲动荡。看来他老人家,也是一位好热闹者,不然不会八上城楼。后来,城里装不下了,跑到西郊飞机场检阅红卫兵,其好热闹之心可见多么强烈。所以,在这个首善之区,哪怕是两条狗打架,两辆车剐蹭,两个小贩争吵,两个流氓动手,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看热闹,起哄架秧子,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当年逊帝大婚,这天大的喜事,使得整个北京城,处于亢奋过度的状态之中,比后来红卫兵的造反还热闹,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公元1922年11月初,当时这个城市,还叫着北平。有关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要和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名叫婉容的女儿,和额尔德特氏端恭家的名叫文绣的女儿,一封为后,一封为妃,举办婚庆大典的消息,对京城百姓来说,那可是闻所未闻的热闹。小朝廷专门成立了一个大婚筹备处,向外界定期发布信息,迎亲的日子经择吉,经御准,刚禀报三位太妃,还未来得及公示,便不胫而走,满城尽知。

大概人们是这样琢磨的,娶媳妇是常事,但皇帝娶媳妇,百年不一遇;谁知中国将来还会不会再有皇帝?如果真的永远共和下去,这回错过,也许再难碰到。于是,街头巷尾,胡同旮旯,无不谈论这桩婚姻;茶楼酒肆,戏院商铺,莫不期待这场喜事,竟烘托出这个冬月小阳春的十分明媚来。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记载,他的婚礼,全部仪程要进行五天,隆重,红火,庄严,堂皇,这对没热闹要找热闹、有热闹要瞧热闹的京城小市民来说,他们甚至比那个马上要娶媳妇的十七岁的溥仪还要起劲,还要沉不住气。

其实溥仪对结婚这件事,压根儿不感兴趣。

溥仪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的前半生》)

我曾经到过长春的伪皇宫,那个狭小的院子,当然与那宏敞宽阔的北京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室内的一切,尤其触目所见的墙布、灯饰、地毯、坐垫、幔帐、纹章、旗帜、旒带……无不给人一种压抑感,晦暗感,神秘感,阴沉感。恐怕还一脉相承着原来清宫传统的装饰布置。所谓皇室的那种地方,老实说,确乎不适宜于活人生存,而更适合于死人居住。所以,十七岁那年的溥仪,尽管他有同性恋倾向,但他还年青,还未完全萎靡,于是,来不及地逃出那间化开的红蜡似的新房,显然是被过甚的堂皇所形成的死气沉沉而吓跑的。

然而,婚礼按照策划,在热烈的进行中,这五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刻,淑妃(即文绣)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即婉容)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我的前半生》)

这次皇帝娶媳妇,对京城而言,空前是说不上的,但绝后,则是肯定的。所以,比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弄得遗臭万年;比民国六年张辫帅复辟,率师进京,落个灰头土脸,绝对是一次充满怀旧意味的宫廷盛典。鲁迅笔下那从胡同里懒洋洋地踱来,插上一张五色旗的国民,总算像死水里出现一圈涟漪,在冬日的阳光下打个呵欠,多少给古城添了一丝生意。那些本来无事可干,围着炉子取暖的小市民,像是服了兴奋剂,无不等待着这场皇帝的婚礼,无不期盼着看这场热闹。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曾经达成一个协议,一是每年供给四万大洋,赡养退位的王室;一是允许逊帝还可以在紫禁城里,维持他的小朝廷。这种共和与帝制并存,革命与封建共处的局面,当然是很滑稽,也很奇特的中国现象。

也许,中国人太喜好热闹了,无论制造热闹的人,还是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唯恐没有热闹。所以这次逊帝大婚,生怕事态不扩大,场面不热烈,群众不轰动,便想着法儿花样百出,推陈出新。

光紫禁城里热闹还远远不够,要热闹出紫禁城外,才能达到大热闹,真热闹的目的。于是,就在那位叫婉容的后,那位叫文绣的妃,从各自的娘家抬到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的这一路,要按照清宫婚礼的程式进行。民国管辖的北平特别市政府,也答应了,并拨警察局的军乐队,驻军的鼓号队助兴。这样,民国已经十一年了,北京街头出现两拨人马,两支队伍,男性一式的蟒袍马褂,高头大马,女眷一式的凤冠霞帔,珠翠满头,全部是前清服饰的化妆游行。

据溥仪记载,光民国政府派出的军警,足有数千之众。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礼。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管区,加派警察保护。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我的前半生》)

那四五里长的队伍,中西合璧,古今一体,洋鼓洋号,唢呐喇叭,高头大马,八抬大轿,遗老遗少,磕头膜拜,好奇百姓,夹道迎送。由民国政府派出五六千人的军警沿途护卫,维持秩序,排场之宏大,声势之显赫,仪仗之辉煌,卤簿之壮观,那大场面,大气派,大手笔,大动作,可让看热闹的北平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跑细了腿。

这场王朝复辟,回光返照的大戏,又将荒唐和悖谬推进一步。

这热闹,固然令前朝耆旧,热泪盈眶,但同样,也令革命人士气愤填膺。在民国的天空下,这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种僵尸复活的感觉,实在是匪夷所思。连溥仪自己也说: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我的前半生》)

而像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杂文《沉渣的泛起》所说,这次逊帝大婚,也把沉寂了十多年,郁闷了十多年,憋得五脊六兽的封建余孽,遗裔孤臣,没落贵族,八旗子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但看热闹,还要凑热闹。据当时的一些报纸报导:

清宫内溥仪婚礼筹备处宣布,溥仪大婚之礼定于12月1日举行,消息传出,各方面送礼的络绎不绝。满蒙王公,遗老旧臣与活佛等,都有进奉。民国要人,上至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政客,也纷致贺礼。黎元洪送如意、金瓶和银壶,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其他如:曹锟送如意和衣料;吴佩孚送来衣料和银元7000元;冯玉祥送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张作霖送成套的新式木器;王怀庆送九柄金如意;(复辟不成下野的)张勋也送来银元10000元;

(保皇派)康有为除送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1000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

以豪富著称的遗老们,如陈夔龙、李经迈等,送的都是钻石珠翠。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何东,也都送了不少珍贵礼品。由于无处存放,溥仪叫人都储藏在建福宫里。(据《20世纪中国图志》)

最滑稽可笑的,该是溥仪自己所描写的那些复辟势力的表演了。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我的前半生》)

我在北京也住了半个世纪了,慢慢体会出来,见过大世面的北京小市民,别看他是升斗百姓,住在破烂四合院里,看热闹也是颇为讲究的。有的热闹,看看而已;有的热闹,推推挤挤也就罢了;有的热闹,值得一看,因为可以过瘾;而有的热闹,能够得到刻骨铭心的满足,能够得到惊心动魄的满足,才是北京人非看不可的。

究竟什么是小市民最热衷的热闹呢?

读清·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其中有这样一句,让我豁然开朗:“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由此可知,最让京城人神往,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足以万人空巷,倾城出动的热闹,就是到菜市口去看杀头。

从别人的死亡中领受自己居然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趣,那是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朝不保夕的小民,自我感觉中的至高境界。所以,这是北京人最情不自禁,最踊跃向往的热闹,由于其具有极强的刺激性,而无任何危及自身利害的后果,无不趋之若鹜,甚至头天晚上,涌向宣武门,涌向骡马市,在菜市口丁字街那周遭,先去摆好板凳,站好位置。

因为凡是去看杀头者,与被杀头者肯定毫无瓜葛,了无干系。由于没有牵连,也就没有负担。由于没有负担,也就看得从容。为求这种从容,就得将位置选在看得清清楚楚的近处,能闻到头颅从脖子上斫掉时的血腥气,却溅不着从脖腔里冒出来的血。因此,每逢秋决,成千上万的小市民,能三天三夜不眠不食,也要看到刽子手磨得雪亮的大刀片子,在秋天淡淡的阳光下,闪烁着一道白光,怎么将人犯头颅斫落的那一刻。

这种对别人的不幸绝无同情之心的冷漠;这种看别人掉脑袋而过看热闹瘾的麻木;这种只要被杀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只要自己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那悻悻得意的优越;这种不顾别人的脑袋是不是应该掉,为什么掉?凭什么掉?与己无关的轻松,也是五千年来的中国统治者,得以毫无顾忌的屠杀,有恃无恐的暴政的基础。

大清王朝这一页翻过去了,菜市口刑人的场面成为历史,那种从别人死亡中取得大饱眼福的热闹,一去不复返了。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在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京城的小市民们又从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三名三高的社会贤达,名流耆宿,作家画师,戏子演员……的失败,倒霉,走背字,挨批挨斗的群众运动中,得到大过其瘾的热闹。

眼看着那些不可一世的党政要员,遐迩知名的达官贵人,赫赫扬扬的头面人物,盛极一时的文化名人,一一挂着牌子,一一倒插双手,一一押解示众,一一来到批斗会场,真是让看热闹的小民眼球都不够用的。

昨天还趾高气扬,今天却牛鬼蛇神,早晨还人五人六,傍晚则狼狈万状,那些原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此刻成为谁都可以踹一脚、啐一口,而且绝不敢反抗的狗屎堆。在中国,电影不一定卖座,戏剧不一定有票房,但那十年里,任何一次批判会、斗争会,从来都是保证客满,从来都是高潮迭起,这种看别人倒霉,而自己侥幸免灾,看别人完蛋,而自己居然未被波及的热闹,又一次让我深深领教小市民心底里的阴暗面。

那时,我的住家,紧挨一所中学的操场,每当红卫兵斗争老师,连院墙上都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率家带口,搭桌架椅,扶老携幼,翻上爬下,看中学生怎么向老师抽皮带,啐唾沫,挂破鞋,喷气式。中国人的残忍,往往表现在这种对别人痛苦的无动于衷上,看得那样津津有味,看得那样兴味盎然,很令人为之心寒。

我记得那时候,凡红卫兵抄家,凡造反派批斗,凡革命组织打砸抢,凡押着戴高帽的走资派游街,无不有人尾随观看,口号呼应,摇晃旗帜,助造声势。固然,看热闹的人中,不乏同情者,恻隐者,敢怒而不敢言者,但大多数人,幸灾乐祸者,称心快意者,认为罪有应得活该如此者,借此出一口受压抑恶气的泄愤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也许,小市民作为一个城市中的特殊阶层,一无经济基础,二无政治信仰,三无文化渊源,四无拼搏精神,想吃怕烫,缺乏冒险意识,好吃懒做,只等天掉馅饼,嫌贫嫉富,永远心怀不满,怨天尤人,从不归咎自己。由于往上升腾之不易,向下沉沦之不甘,愿意看到别人失败,而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快意感,从成功者的失败中获得满足感,便是小市民在“文革”期间,像赶场似的看批斗会那热闹的动力。

但是,菜市口也不总是刑人,批斗会也不总是召开,于是,诸如逊帝大婚这样足以满足小市民窥私心理的热闹,便成为1922年那个冬季里的一场好戏。虽然,大清朝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虽然,像走马灯似地换总统,溥仪却总是在紫禁城当他的逊帝。可在同一个蓝天下,这位逊帝是快活欢乐,还是悲哀痛苦,对小市民来说,是个难解的谜。

好,这次大婚,总算有揭开这层薄纱的可能,这样,隐秘的公示,私密的暴露,隐藏的角落曝光,保密的过程展开,可想而知,如此热闹,对于两眼灼灼的小市民来讲,该是怎样的震撼了。

我是1949年来到北平的,当年的冬天,我就到郊区蓝靛厂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是旗民,谈起他们皇上那次大婚,还沉浸在当年看热闹的回忆里,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其实,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历来是慢半拍的。所以,在世界历史的进步潮流中,这种循规蹈矩,安步当车,求稳怕乱,不敢错了方寸的中庸哲学,使得老大帝国在那百年里,常处于落后挨打地步。但不知为什么,对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占大多数的小市民而言,那无关宏旨的热闹,那表面文章的热闹,那虚火阳亢的热闹,那起哄架秧子的热闹,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趋从性,人来疯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投入性,不计前程,不问后果的盲动性,实在是不敢恭维的。

于是,我不禁想起看过的一部法国影片,就是那个已故的法国老牌喜剧明星雷诺·伯拉姆主演的,我记不得片名了,也不知翻译过来没有?但大致的剧情还留有一些印象,这位老先生和一对搭他顺风车的情侣,在海边的山间公路行驶。那对浪漫男女的浪漫行止,使开车者分了心,车子不慎从悬岩处冲出去,眼看车毁人亡,沉入大海,谁知一棵半山腰里的小树枝救了他们,可马上要折断、要跌落,而又无法解脱险境的命运,惊动了整个法兰西。

不但电视台用直升飞机航拍,进行现场报道,还有消防队试图用钢丝缆绳拉住那辆车以防小树压断。更有很多看热闹的,开着汽车,带着帐篷,装着干粮蒸馏水,领着全家老小,准备安营扎寨看个够的,蜂拥而至。临时搭起的卖咖啡和法棍的小吃店,出租望远镜、遮阳伞和躺椅的便利店,进行投注,赌这三个挂在悬崖上的人,结果是死是活的六合彩投注店,也随之在公路边,在海滩上,一字排开。上面,整个山头是看热闹的人和车,下面,整个海面也是看热闹的人和船,简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嘉年华式的狂欢节。

由此可见,看热闹,全世界莫不如此,不仅中国,也不仅北京。

同样,由此也可见,看热闹,大概既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天性,通常受着下意识的操控,智商愈低者愈无法自持,本能,往往受着内心所支配,心理愈不健全者愈难自控。因此,这种对于别人不幸的看热闹,所达到的小市民精神的最高境界,说到底,除了庸俗,还是庸俗。

而庸俗,则是小市民灵魂的全部。

本文选自梁晓声 《生命,何以高贵》,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生命,何以高贵》梁晓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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