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德鲁克的书，最初是出于实用，九十年代初有客户点名要我讲“有效的管理者”这门课，我就临时抱佛脚，买了一本德鲁克的《有效的管理者》。在华为参与基本法起草时，包政老师提到德鲁克的事业理论，并提出基本法第一稿的框架可按德鲁克关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个命题来写，即企业要有前途，工作要有效率，员工要有成就感。为能让自己能跟上起草小组的讨论，我又恶补了一下德鲁克的著作，但我一直没有系统地阅读德鲁克的全部著作。
这几年，德鲁克备受中国企业界的推崇，在企业面临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困难和矛盾时，企业家想到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书中去找答案或指引，结果常常感到困惑。有企业家在读了德鲁克的书后，对我说：“德鲁克的境界太高了，而我们碰到的问题太具体，不知道怎么把他的观点和实践结合起来！”
老实说，我也有这种感受。
读德鲁克的著作，可以找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思路，却似乎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工具和方法。如果对德鲁克的管理智慧没有深刻领悟，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应用，而只会生搬硬套，你会很迷茫，并对现实的管理问题的解决不知所措，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因为徳鲁克的管理思想是高境界的，往往站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而现实的竞争环境是恶劣的，复杂的，你完全按德鲁克所要求的境界去做，就会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
这些都促使我试图基于今天中国的管理环境和现实，重新认识德鲁克。正如吴春波教授所说，“用德鲁克的思想来反思中国企业的成长，或许是对德鲁克最好的纪念”。
而且，我也觉得，如果只是把德鲁克视作一个管理大师，或大神，可能恰恰看不清楚德鲁克。
此外，我的理解和认识不是来自于对德鲁克的系统研究，所以较为主观，一家之言，不妥之处欢迎探讨。
德鲁克的思想更易被中国人所理解
与同时代的管理学家戴明，或泰勒的显著的科学思维相比，德鲁克却更强调社会、企业与人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他反复说，“组织是社会的器官”，“管理是组织的器官”，器官是生物学的概念。器官不以自己的目的存在，而是要为整体做贡献。这种观点就与将事物割裂开来，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西方绝对化思维模式迥异，而趋近中国文化强调的“和”或“合”，强调天地事物的整体联系。
还有他强调的 “管理不是科学，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实践”，强调管理是可以学习的，但学习的唯一方法是在实践中，由实践定义管理。我个人认为这与中国的禅学思想不谋而合。我一直认为，禅的本质就是实践，“禅的真理在于实修”，禅的本质源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实践精神与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我们在多年的管理咨询中经常强调，“管理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就是说管理学的问题产生于实践，解决办法同样产生于实践，离开实践，别无解决管理问题之法。这既来源于德鲁克的思想，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还有德鲁克对组织中人的认知，他说，“雇一个帮手，来的却是整个的人”，他将人视为一个整体，企业管理不可以只考虑人的物质需求，还要考虑他们的精神需求。他强调人的自主性，强调人的内在价值认定，而企业的任务是尊重人、唤起人，整个管理要以人为核心。这不仅正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主张，即要从外向性激励（薪酬与约束）转向内向性激励要激励人，更关注人心、人性的激励与开发，也与禅宗关注内向型价值（禅强调清净自性,见性成佛,以修炼内心世界,实现人生超脱为目的）的智慧跨时空相融。
我不太了解德鲁克在一生中是否受到东方智慧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直到现在也无法真正被西方人接受，反而在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发光发热。而且，中国是唯一德鲁克同意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成立德鲁克学院的国家，全世界也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举办德鲁克思想论坛，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德鲁克的故乡奥地利，其中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德鲁克认为，只有中国人更容易读懂他的思想？
而我一直主张的，要从以禅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智慧里找寻后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企业的出路，居然在德鲁克的思想里也能找到依据。
今天我们如何认识和学习德鲁克？
我个人一向反对造神，反对盲目崇拜和盲目跟随。这也是德鲁克本人一直坚持的，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我们在学习德鲁克时，不可忽视一个因素，即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1989年4月，德鲁克在回答《今日基督教》旗下的《领导力杂志》专访时，被问到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由此，我们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德鲁克是借管理来阐发他的信仰。所以，我认为对德鲁克的学习和认识应回归到理性层面，回归到实践层面。“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陷于对德鲁克的崇拜，可能会脱离实际，罔顾现实，而无法清醒的判断。
基于中国企业的实际，以及我个人在做企业中的体会，我认为，我们既要学习德鲁克，又要看到他在思想在操作层上的局限性。
比如德鲁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我认为要把它当作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却不能脱离企业的实际躁进，正如柳传志所说，“要有理想，却不能理想化”，更不能理想主义，光谈情怀不谈业绩。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在于创造绩效，创造就业机会，为社会贡献税收。一步一个脚印地，谋求活着，有质量的活着，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是我第一个要阐明的观点。
第二，就管理实践而言，我认为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科学与艺术在实践中的交织融合。这与德鲁克所说的“管理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不太一样。其实，科学、艺术与实践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的。在管理实践中，对事情的处理需要强调科学理性思维，但对人的问题上则要讲究艺术，讲究共情和感受。
经营企业更是要在实践中融合科学与艺术。企业家既要有科学理性思维，又要学会“拐大弯”，讲竞合，懂“灰度”。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学会妥协；既要懂得竞争之道，又要学会开放合作；既要讲制度规则，也要懂人情世故。
德鲁克提出了领导力的四个要素：远见卓识、承担责任，懂得妥协，赢得信任。我认为懂得妥协就是“灰度”，既要学会在现实中生存，要有一些招数，又要有高远的目标追求。你心里要明白，这只是过程，不是目的，不能把过程当结果。
第三，德鲁克指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我很赞同这一点儿。但在某种意义上，他提高了企业家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企业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才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可以说，企业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赢利，而是承担社会责任。这可能就是令很多企业家感到压力和困惑的地方，大家在理念上认同德鲁克的思想，但是到了操作层面上又不由自主的被现实所拖累，可能又走到了与德鲁克理念相悖的方向。企业家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但企业经营和发展是现实的，前提还是要赚钱、要赢利。
第四，与其说德鲁克创造了现代管理学，不如说他创造了新的组织管理学。我认为德鲁克所研究的管理学的本质是组织管理，是组织和人的关系，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职能角度思考管理问题的。所以，在现实层面上，操作层面上如果把德鲁克当作管理大师来学习，可能会面临知行难统一的挑战。
（本文节选自彭剑锋教授发表在《洞察》杂志2017年第一期上的万字长文《重新认识德鲁克》，文章从德鲁克的思想产生源头、思想特征及其现实局限性，以及对于中国企业转型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全文请见《洞察》杂志，或点击原文链接索取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