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引人注目的矿工，欧格里夫，1984年
卢克·赖特（诗人）：这张由唐·麦克菲（Don Mcphee）拍摄的层次丰富而美丽的照片展示了引人注目的矿工（“引人注目吗？他一定是光彩夺目的！”）乔治·布里厄利（右）和警察保罗·卡斯尔（左）的形象。它拍摄于于1984年6月18日，地点在欧格里夫。紧接着便发生了被称为“欧格里夫战役”的事件，它是近代英国公民史上最为暴力的冲突事件之一——在南约克郡的欧格里夫炼焦产，6000名警察和5000名矿工相互对峙。
布里厄利据称在警戒线前同警察开玩笑、打趣。他戴着一个孩子式样的芭比头盔，装作是要检查队形。这是一个讥讽伪装后的形象，布里厄利一个人面对着一整个武装带发的警备力量。他因而也立即成为了英国的英雄，他勇敢、幽默，而且反对制度。
1984年的时候我才两岁，这一事件超出了我的记忆范围，但是它似乎是同当今英国的分化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欧格里夫不仅是1984-1985年工人罢工运动的转折点，它也标志着英国劳工关系的转变。零公时契约、留守派和脱欧阵营，这些都指向这样一个欧格里夫时刻。 
图：带着国旗的男孩，1970年
大卫·拉米（工党议员）：万利·伯克（Vanley Burke）的图像传递了在英国出生的第二代移民者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也就是第一代移民1948年在温德拉什河岸落脚。我的父母也属于温德拉什那代人，因而这张照片对我而言有着特别的酸楚之情。早在林福德·克里斯蒂或者是杰西卡·恩尼斯为英国夺得奖牌并且身披国旗之前，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已经开始对他们唯一的家园——英国——有了认同感。
当然，这是一段对在英国生活的少数族裔来说苦甜参半的历史的开头。以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为代表的敌意警方凭借“SUS法案”，将教育的失败、中心城市生活出现的冲突归咎于移民团体。但它同时也见证了一个多元文化英国的诞生，并且传达了一种精神的希望和机会。这一代少数族裔群体将继续为英国作出各种各样的贡献：从NHS的再生到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迪德科特电站，2014年7月27日
琼·贝克维尔，广播员：我爱这些牛津郡的冷却塔（尽管它们在2014年的7月被拆除了），它们是真正美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列车上看见它们，我都会放下手中的书去欣赏它们。这些冷却塔有着渐进式的美丽曲线，一年四季都向世界展示着它们不同的面貌。我们保存了风车和蒸汽火车，为什么不能保存冷却塔呢？
建筑的死亡总是令人难过的，工业建筑的死亡象征着从一个技术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技术时代。它们的被摧毁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象征着从一种观看方式到另一种我们尚且不能想象的观看方式的转变。当它们倒地的那一瞬间，其实是一个历史时刻的永远终结。因而当人们带着惊异的眼神去观看建筑摧毁的瞬间时，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
庆祝VE，1945年5月8日
彼特·撒切尔，人权活动家：这张照片捕捉到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的喜悦——1945年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它也标志了二战中朝向性别平等迈出的巨大努力。女性进入到此前为男性所占据的职业中，没有她们在战争中的努力，我们或许不会战胜纳粹主义。
二战是英国所打的最好的一次战争。它是“人民的战争”，普通公民在其中所展现出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远超出现代的一切想象。它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化经济的可行性。
拥有特权和牟取暴力的行为被看作是羞耻的行为，大众利好才是摆在第一位的。所有阶级、种族和民族的人们共同联合起来，抵御纳粹，保家卫国。我们欢迎难民，也同投降的欧洲人结成联盟，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是当时的一致需求。
战时的大众财富党（Common Wealth Party）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反保守党联盟：它联合了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独立者。对杰里米·科尔宾来说的好消息就是，它使极端政策得以流行，并且赢得战时的补缺选举。
社会公正在二战中有极大的影响力。人们要求也获得了大型工业的所有权，还建立了NHS和社会保险制度。既然人们在1945年就赢得了社会公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赢回它呢？
唐纳德·特朗普和奈吉尔·法拉奇，2016年11月12日
欧文·威尔士，作家：唐纳德·特朗普和奈吉尔·法拉奇的图片道出了有关我们这个新时代政治的太多东西：漏了税的美国百万富翁之子和英国投资银行家共同庆祝他们梦想的成真。图片中的美国人得以领导世界，而那个英国人除了在给美国人扮小丑中所得到的一点悲伤愉悦之外，什么也没能得到。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面前，后者不可否认地带来了这一效果。
在后工业时代的英美荒地中，意志消沉且备受重创的前贵族劳工们，他们的组织被破坏了，他们的工资被降低了，30年的新自由主义摧毁了一切，只有两个有钱人在金光闪闪的电梯口拍照。权利阶级则形成了自己的团队，从早到晚（7/24）忙着策划如何使劳工们陷入赤贫和农奴境遇。撒切尔-里根时代是1%的人上升的时代。这张图片见证了愚蠢的皇帝和他倒霉的傀儡的加冕，也见证了未经审查的中世纪政治和威权政治在高科技时代的重现。 
诺森伯兰的矿工和他的妻子，1937年
伊默恩·麦凯布，摄影师：1937年，德国出生的比尔·布兰特（Bill Brandt）旅行来到了英国北部，他在这里将成为第一个把艺术和摄影风格结合起来的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带来了客观冷静、局外人的视角。他宣称自己并不是在影射政治，但是他的图片却成为对大萧条时期的影像定义。
布兰特还想将他高度风格化的摄影运用到拍摄中，展现居住和生活在工业群落中的人们最真实的样貌。就像这张在布兰特北行之旅中最为出名的照片一样，它拍摄于1937年，展现了一个诺森伯兰矿工吃茶的场景，一旁看着的是他的妻子。
尽管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这张图片依然有布兰特精心布置的痕迹，他引导了人物，安排了场景，但这是不是就削弱了图片的力量呢？布兰特的北行之作从来没有给他制造过财富，而且也只是在很久之后才出版。但是他在这些作品中所达到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他将不同的风格结合起来，并创造了一种同以往所见的英国截然不同又十分生动的形象。
布兰特从没有停止突破艺术的界限，他无疑被看作是在英国工作过的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他甚至还会去从事一个新的开创性的出版工作，要求拍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1938年10月1日，《图画邮报》（the Picture Post）发行了。这是一个周刊杂志，每一页都填满了图片，其使命就是对在家、在工作和在玩乐场所中的英国人作一个视觉性的记录。
大卫·威尔，残奥会，2012年
李美琪·C，歌手：这张照片是不可思议的。大卫·威尔（David Weir）在跑道上摆出胜利姿势，伴随着标志性的嚎叫，他的手臂大大张开，他的竞争者在背景中显得模糊。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庆祝奥林匹克竞赛，但是真正能突破困难取得了不起的成绩的人是残奥会运动员，然而他们却总是被我们忽视。
谈到残疾人时，我总是不太确定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礼数。但是2012年残奥会最大的收获就是它改变了大众的态度。它真的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并且永远地改变了人们的视角。威尔保留了冠军头衔，他赢得了马拉松，而且在2012年赢得了4枚金牌。
英国长久以来有着一点点消极、悲观的名声，但是那一个夏天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一面。每一个人都团结起来，那个时期的伦敦非常积极正面。这一个形象，当然还有其它形象，提醒我这一年能在首都生活是多么幸运。那是一个非常棒的时期，对我来说，这张图片表达了如此充沛的能力、力量和决心，这一切正是残奥会所表现的。 
电缆街之战，1936年10月5日
萨迪克·卡恩，伦敦市长：80多年以前，1936年10月，数以千计勇敢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聚集在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这被称为电缆街之战。
那一天，莫斯利的法西斯分子被迫以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撤退——这一结果唯有在人民和社会群体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达到。一个由东区犹太人、爱尔兰码头工人、工会和工党成员组成的联合产生了，其中还有更多处于团结中的群体，他们拒绝一切法西斯主义和同法西斯关联的东西。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一胜利也带来持续性影响。因为它显示出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能抵制法西斯主义，而这一点应该能继续鼓舞我们。
去年十月是电缆街80周年纪念日，我为能加入另外一个由政治家、犹太群体、工会、反种族主义组织和孟加拉协会等各种群体组成的联合组织而自豪。我们不仅要纪念那些在1936年勇敢反击法西斯主义的人们，我们也要展示继续那奋斗事业的决心和承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引人争议的事件，看到它们违背了英国的价值理念，并且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喊出来。我们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或者是偏见流行。这些价值理念在伦敦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听起来都要真实。 
女性游行运动，伦敦，2017年1月21日
纳什·凯特，歌手：使这张图片非常酷的一点是，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英国建筑，上面有一条关于性别平等的信息。在伦敦的女性游行运动中有大量的标语，让这些标语变得有创意成了一件相当流行的事。
在历史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一般趋向，它要求女性娇小、双腿交叉、打理头发。甚至在音乐史中，男人都尝试让我安静下来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包装我。现在女性想要表达自我，成为事件中的一部分。这是关于联合起来支持我们所相信的事业，是关于一种新女性主义。这张标语牌上的信息是如此强有力，它拒绝道歉，它非常激烈，它不会被任何人驯化。没有人会去跟一头狮子说闭嘴，那样的话他们只会被吃掉。
看起来仿佛是有人在游行队伍的末端把这张标语牌留在了这里。它是一件艺术品。即便人们把它录成了视频或者回了家，这张标语牌都一直在讲着这么一个故事。
行走留下的痕迹，1967年
纳达夫·坎德，摄影师：我真的可以想象在我的家里有这么一张照片，它在我人生的不同时刻代表着不一样的意义。它是一张非常成熟的图片，在你理解它描绘的是什么之前，它意义丰富，却也简单。然后，当你了解到它是理查德·朗（Richard Long）通过上上下下行走而自己创造出的图片时，它就有了某种隐喻和微妙的意味。
我喜爱可以从图像中看到艺术家自身的照片。朗通过照片记录下他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痕迹，也记录了他在所处环境中生活的方式。创造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它总是使我异常开心。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还在伦敦西区给一个摄影师当助理。我过去常常拜访阿德里安·恩索尔（Adrian Ensor），那个居住在费兹拉维亚（Fitzrovia）的印刷匠，他常常印刷理查德的作品。对我来说，这个图片就像是马蒂斯笔下的一张脸，木炭还没有从纸上移开，然而我却能感觉到我或许认识这个被描绘的姑娘。正是这精妙而高超的技术为我所钟爱。
有时当一个艺术家干扰他的艺术品时，我发现那件作品变得那么沉重，它的意图太明显了，就像是一本室内设计的杂志一样。但是朗的作品却如羽毛般轻盈，并且妙不可言。隐藏在图片背后的人同图片本身一样吸引我，我喜欢看他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
戴维·卡梅伦，2015年7月
珍妮特·温特森，作家：尽管这张照片拍摄于2015年，但却在英国脱欧后登上了《金融时报》的封面。他就是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一个合法的赌徒，他相信在赌轮盘上的英国，球终究会安静地转回到黑色的。但是，紧缩的经济措施却使英国越来越深陷于红色之中，这也明确表示赌博将以红色结束。红色的警示，红色的面容。卑鄙的保守党成员乐于看到他们得以在迷惑性的梦境中打赌这个国家会成为一个帝国之岛。而那些廉价的骗局，那些迈克尔·戈夫、鲍里斯·约翰逊和奈格尔·法拉奇之流则为这样一个结果而手舞足蹈，他们可以运用这一结果为自己的个人野心服务。
在那个令人难受的夜晚，当赌轮盘渐渐慢下来之后，结果出来了，英国脱离了欧洲。卡梅伦和乔治·奥斯本都不能相信它竟然真的发生了。伴随着他们的政策所造成的苦难，这些高傲、时髦的男孩却离开了。他们没有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准备任何计划。卡梅伦辞职了。我猜他觉得这个行为是高尚的。但他本应该留下来清理这乱糟糟的局面，而非一走了之去发大财。
但是他并没有失掉钱财、家人抑或是自己的未来，他把这些都为那一小部分人保留了下来，那些人正是他的政府长期以来打赌的对象。突然这一小部分人看到眼前有个机会，看到他们可以转动轮盘，可是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再转一次结果仍然可能是失败。
（翻译：朱瑾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