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女权组织提出“反三七过三八”的口号之后，今年各大高校的女生节条幅热度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各大电商的“女神节”、“女王节”促销活动，俨然试图将三月八日打造成另一个"双十一"。在这一波电商的宣传攻势中，我们不难看出消费主义和各种伪女权（甚至反女权观念）的合谋，而它们携手鼓吹的“女人最大、女人有理、女人理应受宠”的论调，恰恰使得真正追求独立和平等的女权主义饱受诟病。在妇女节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我们来谈谈如何分辨真假女权。
近两年来，IP剧和小鲜肉霸屏，从“配音”、“替身”到“抠图”，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表演方式层出不穷，也一再挑战着影视行业的底线。于是，陈道明、成龙等不少行业前辈开始挺身而出批评小鲜肉现象，在两会期间，小鲜肉更是成为了文艺界代表们热议的话题。编剧宋方金日前“卧底”横店，带回了剧组一线实录，在一篇名为《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文章中，他揭露了“小鲜肉中心制”下中国影视制作行业各种耸人听闻的乱象，而在整个畸形的行业生态中，小鲜肉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1、只要呵护，不要义务：是女权主义还是公主病？
妇女节之际，“女权主义”再次成了舆论焦点。不少人发现，在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女权主义”似乎逐渐成为了一个略带贬义的词，不仅受到男权主义者的攻击，也让很多女性唯恐避之不及。为什么一提“女权”，就有这么多人骂？你骂的可能是假女权。
专栏作家鞠白玉在《中国成年女性的公主病是怎样养成的？》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女性独立喊了一百年，最后却发现，女权在中国发生了变异，表面要求平权，背地里却是叽叽歪歪的盘算，随意滥用女权主义的口号，把“你得无条件地宠爱我”当成了一个标准的择偶条件。一面要标榜自己的独立自主，一面又毫不掩饰对快活的寄生生活的向往，既想保持尊严，又想大肆索取，这样的女性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公主病患者。
在鞠白玉看来，撒娇发嗲大概只在亚洲文化里才是迷人的。这种婴儿才有的特质，意味着主动将自己标识为不成熟的、弱小的，屈服的，是一种变相的讨好和取悦，为的是唤起对方对婴儿般的疼惜与呵护。而这种个人不成长、彼此不成全的两性关系，不仅不是平等的，甚至是病态的，只能令双方心智愈渐退化。
专栏作家侯虹斌则在《中国女人得的不是公主病，而是圣母病》一文中，对鞠白玉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她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培养“公主病”的土壤。在中国社会，青春期再“公主病”的女生，只要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真公主”，步入社会没几年就会迎来一场大型幻灭，她们多多少少都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升学和就业上的歧视，人际关系中的世态炎凉，种种直接或隐性的性骚扰，更重要的是来自情感生活和婚姻中的打击和重塑，都使得中国女性越来越难有自信。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到74%，在家庭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经济责任，除了繁重的工作之外，女性还要照顾家庭、养育孩子。在女性平均月薪只有男性的77%的情况下，她们付出的无偿家务劳动却至少比男性多2.5倍。因此，中国女性的“公主病”并不具有代表性，而“圣母病”才是常态。大部分的中国男性没有主动承担家务、照顾孩子的觉悟，认为这些理所应当是女人的事，于是很多女性陷入了“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的不幸之中。而女性想要摆脱“圣母病”，必须要彻底抛弃这套男权规则。
“新媒体女性”则发文批判了两种伪女性主义，一种是“公主女性主义”，另一种是“厚黑女性主义”。在作者看来，影视作品中野蛮女友、刁蛮娇妻的人设已经成为套路，日常话语中“跪搓板”、“跪键盘”、“调教老公”等论调，不仅成为了女性标榜自己在男女关系中地位的口头禅，更被很多人当作是女性地位上升、女性主义已然胜利的证据。然而这种颠倒的权力关系真的健康吗？女性“翻身”，是否就意味着“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在“公主”、“女神”、“女王”的自我意淫中把别人踩在脚下？
事实上，这种“翻身做主”的本质依然是女性利用自己的性魅力央求、蛊惑男性满足自己的购物欲望，而所买的东西又常常是衣服、鞋包、化妆品等增加自己性魅力的道具。在这个属于女性的宝贵节日里，她们不谈权利、不谈工作，反而一心一意地走进消费主义和性别权力为豌豆上的公主铺设的温柔陷阱。
和“公主女性主义”高度相关的还有另一种伪女权主义，即“厚黑女性主义”或称作“女利主义”。它所鼓吹的，是在男权的权杖阴影下利用性别优势步步为营的生存策略。“厚黑女权主义者”们以女性主义之名，行薅男权社会羊毛之实；女性主义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成为了她们和男人赌博的筹码、谈判的条件，这本身是严重违背女权主义要义的。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在要求平等的同时也提供平等，解放自己的同时也解放他人。
女权主义者吕频也在《一提“女权”，怎么就这么多人骂？》一文中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在她看来，女权招人烦，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的女权状况已经很好，但是女权越来越受到争议的前提是女权意识的成长和扩散。我们正处于这一动态过程的节点上，相对于以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同女权，并运用女权主义的语言来解释生活、批判现实、表达意见，然而这些意见却让另一些人不以为然。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权主义在替很多不那么女权的女性背锅——她们试图在性别关系的传统规则之中为自己谋求很多利益时，直接触犯了男性的利益，也招致另一些女性的道德批评。这些人是“女利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这些“女利主义者”被指向男性提高“要价”，却拒绝相应的“付出”，她们使得女权主义者受到“让女人只要好处却不承担义务”的诟病。
吕频最后指出，女权主义真正的诉求并不是替男人女人裁决利益的平衡点，它有着更大的格局，因此它真正的出路就是要和这种零和游戏式的交易、相互索取式的性别关系解绑，在个人觉悟之外，寻求公共政策与治理的转变。
2、“小鲜肉中心制”：背后是互联网资本的摧毁性涌入
过去一周，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写出的一篇揭露影视制作行业内幕的文章持续发酵，文中提到的主要问题包括：
1、小鲜肉的片酬问题，平均一集50多万人民币；
2、由于剧组往往混分几个组同步拍摄，男主角（小鲜肉）基本只出现在A组，其他组里的远景、背影镜头均由替身完成，小鲜肉只负责演表情包；
3、如果剧组的拍摄周期有五个月，小鲜肉只在剧组两个月左右，一则小鲜肉档期很紧，二则制片方可以节省成本；
4、小鲜肉基本不背台词，现场有人给他提词，提词人说一句，小鲜肉重复一句；
5、小鲜肉迟到早退现象很严重，但只要他们一到现场，就必须先拍他们，其他演员要等。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影视制作行业已经从过去的“导演中心制”过渡到“小鲜肉中心制”，小鲜肉拥有最高的话语权，拿着天价片酬，却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
3月11日，编剧宋方金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片人接受“严肃八卦”采访，谈到了“小鲜肉中心制”形成的原因。首先，一个影视剧项目只有先有了明星加盟，才可能立项，才能拉到投资，没有明星就什么都没有；其次，只要有小鲜肉，电视台和网络播出品台就愿意买单，因此投资人和影视公司就对他们感恩戴德；最后，小鲜肉的不敬业也有客观原因，所有的影视剧都想要小鲜肉，但是小鲜肉本身是有限的，就那十几个人，每天都有无数的剧本找上门来，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下剧本或者人物，完全沦为一个挣钱的工具。
而成了小鲜肉之外，影视制作的每个环节似乎都出了问题。例如：
1、大IP都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制作出来，按集卖钱，因此注水严重，又臭又长；
2、写大IP的都是年轻编剧、业余编剧甚至网文写手，专业素质堪忧，抄袭成风；
3、电视剧创作跟风严重，一个题材火了就把一个题材拍到死，所以才有这么多抗战神剧；
4、电视台买剧不敢试错，一旦收视不好，后果就很严重，会有高层来问责，于是只能买有明星、有收视保障的剧；
5、IP剧的收视数据都是买来的，除了大IP和小鲜肉之外，这些剧还有一项叫做“数据维护”的成本，每集25-40万不等。
整个行业生态出了问题，剧本是抄袭的，小鲜肉不敬业、演技差，片方再去买数据，制造高收视的假象，广告商就会给电视台钱，电视台也会给制片方钱，在这样一个全程依靠造假的闭环式链条里，所有人都得利了。只有原创受到了毁灭性的损害，当造假可以赚到真金白银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求真了。
而乱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互联网资本的大举涌入。这些新兴的业余资本进入影视市场之后，发现无法掌控编剧、导演和演员，于是发明出一个大IP的概念，把它当成一个筐，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装进去，把编、导、演等所有的创作环节矮化为工具，于是，不论是编剧、导演、制片人还是小鲜肉演员本身，都不在占据影视作品的生产主体地位了。所有创作环节的工具化，是互联网资本对于影视市场的一个最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具有摧毁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