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藤校，英国有罗素大学集团。这个梯队囊括了英国24所顶尖的研究型高校，利兹大学是其中一员。它有186年的历史，坐落在英国北部的金融中心利兹市。虽然从这里走出去的诺奖得主没有牛津、剑桥多，但知名校友在各行业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道琼斯指数公司前首席财务官Stephen Daintith、NASA宇航员Piers Sellers以及张国荣都是毕业于利兹大学。
半年前，余海岁成为该校副校长，他也是极少数成为世界百强大学校长的华裔。早年到英国求学的余海岁，专攻岩石力学等领域的研究。他在诺丁汉大学工作过15年。刚加入诺丁汉大学时，余海岁成立的研究中心后来成为英国最活跃的岩土力学中心之一。2011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除了学术上的国际成就，他也在尝试让教育突破地域的限制，特别是让中国大学多一些国际化的盟友。从2004年开始，余海岁就着手参与搭建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宁波的校区。这也是英国高校在中国合作办学的第一个海外校区。
在余海岁看来，过去二十年里，高等教育最大的变革就是各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即便英国脱欧，这样的合作关系也不会逆转。当然，高校之间的竞争仍然激烈。大学们依旧会在意自己在各榜单中的排名，这在余海岁看来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排名能让大学们看清楚自己的定位，反思已有的成绩以应对未来发展。
界面新闻：过去20年你所经历过最大的教育变革是什么？
余海岁：高校越来越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不仅是说欧美大学招了更多国际学生，高校之间的合作也变得广泛，包括你能看到世界百强大学和中国高校的合作，无论是招生项目也好，还是专业实验室的合作，甚至还出现了名校来中国开办校园。
就拿合作实验室来说，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教授们的学术合作不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国家。我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可能是为其它组织服务，有的是企业，有些是非政府的NGO组织等，他们提供思路和视角与我们完全不同。
对人文专业这点更为明显。我有从事语言文化研究的同事，他的学生经常去其他国家的高校做交流，他们积累和理解知识就不仅仅是坐在课堂里，通过老师一板一眼的教学而获得，而是有更真实的体验和经历。
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商业发展迅速，企业跟高校的合作更紧。从教学层面来说，我希望学生能够获得实践性高的知识，但从研究上来说，现在很多高校做研究仍然禁锢在基础理论中。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看重的是“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这种研究的“功用性”被一再强调。实质是大家开始意识到，高校里的研究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产物，它也来自于行业实践，而且这些成果有实用价值，自然就容易吸引外部合作。
界面新闻：来中国办学的海外高校很多，这种合作只是为了招更多学生吗？
余海岁：开办中国校区并不是普遍选择，有了校区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责任，因为它将是一个法人实体。多数情况还是高校之间的合作。招生只是一方面，利兹大学已经有2000多中国学生，在国际学生中大约占1/3左右。
有些问题不仅仅是利兹大学想要研究的，它可能是整个英国都想要解决的，中国高校或许有研究优势。所以，合作更多还是看在学术和教学上是否能互补。举一个例子，去年11月，罗素大学集团和中国九校联盟签订了合作协议。当时我们和一位中国学者聊到食品问题，对方说，他们在研究怎样大面积种植土豆，这正好就是英国的优势。或许下一步，我们可以聊聊土豆种植的合作。其实，合作也帮助学生跨越国籍、文化之间的差异，培养他们成为全球公民。
界面新闻：那么多合作伙伴，你们如何选择跟谁合作？又合作些什么呢？
余海岁：要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优势，这样才能双赢。我们拜访过一些中国高校，有些已经与我们有校际交换项目，但不希望停留在这一层面。我们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城市发展也融入到合作框架里。比如，杭州和利兹已经是30年的友好城市，我们可能会与浙江大学成立联合中心来研究治理环境污染、健康等等课题。利兹是除了伦敦之外英国第二大的经济体，北部城市也需要发展，如果能依托大学会非常受益。
界面新闻：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都在讨论教育的意义，硅谷有创业公司把教育变成一门生意，他们的模式也很颠覆，网络和技术代替了课堂，老师也不教授基础知识。这样看未来20年，教室和老师会被取代吗？
余海岁：过去20年，数字化和科技对教育的冲击很大。但仔细看，这是一个有关知识如何传承的问题。传统的大学是利用物理空间，教学楼和教室，老师面对面亲授知识。但现在有了科技，大家开始质疑物理空间存在的必要性。现在高校也会用线上教学系统，这些的确为有潜力的学生提供了学习的便利性。我认为，这会成为一种融合的趋势。
我们医学院的老师开发了一款App来给医学生做培训。他们可以随时通过App和自己的导师联系，寻求指导。一些课堂内容还会被录制成视频，作为公开课。但课堂的人数并没有因此减少，说明面对面交流无法被代替。我仍然相信现实空间的互动，对教育来说仍然十分重要，物理空间的校园无法消失。
界面新闻：这些科技应用会让学生和老师之间产生代沟吗？
余海岁：我们必须保证，当学生们在学习新工具时，老师是最应该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用的人。比如说像VR这样的技术，他们对科学研究非常有用。比如利兹数学专业、舞蹈专业和医学专业就在合作，观察中风病人的肢体动作，尝试让中风患者用VR设备，引导他们的肢体运动等，因为它可以模拟现实环境。但这并不会影响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教学互动。
界面新闻：学生和家长看重大学排名，英国高校会不会在排名上也暗自较劲呢？
余海岁：我们之间的确有很多竞争，你总避免不了排名。而且各排名的指标还不太相同。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一个是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另外一个美国QS的世界高校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也会发布类似的排名。我的个人观点是，这些排名并不能作为大学发展策略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质疑自己，得到反思。
学生们择校可能会参考一些标准，甚至教职工选择去哪个学校工作也会看排名。某种程度上来说，排名里的有些指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比如说学校的声誉口碑；有排名还会看学生和教职工的比例，以评估高校是否有充足的师资；他们还会看研究成果的引用度、影响因子，以及是否被其他机构所应用；还有国际生的比例如何等等。这些筛选条件非常有用，也的确能说明问题。所以，榜上有名不是很容易的，每所学校都在努力让外界看到自己的成就。
界面新闻：印度和中国优秀人才非常多，但成为世界百强大学的管理层却极少，您认为阻碍在哪里？
余海岁：我们那时候出国的人不多，只是恰巧我遇到好机会。但现在英国也在变化，是否能在学术圈积累影响力，还是要看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和成就是否够有突破性。中国人在国外做教授，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做到管理层的比较少。但以我个人观点来看，这并不是歧视。除了学术成就，是否能够接受并融入别人的主流文化，这点很重要。就好像是外国人去中国企业，如果要让他成为领导，他必须非常了解中国文化，他要知道人们做事情的方式如何，并获得尊重。我认为诚信的确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学术圈子里。然后才是学术实力。
界面新闻：教育最重要的是作用是让人学会质疑，有什么是你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现在是有所怀疑的吗？
余海岁：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是，人们会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现在全球政治中大家讨论的那些议题，很能说明这一点。如果不会，这将会成为人类最大的问题。我想说，人人都应该学好历史，特别是对决策者。有时候，短视会让人无法思考长远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