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师带着学生“穿越”成麦迪逊和林肯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民主

哈佛商学院以案例分析教学法闻名于世，而一位哈佛商学院教授发现，除了用案例分析法传授商业运行原理以外，这也可以是历史教学的新途径——工商管理学教授David A. Moss开设了一门关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历史课程，学生需要根据课堂上展示的历史议题和事实讨论可能的结果。近日，Moss将课堂讲义集结成册，出版了《民主：一项案例分析》（Democracy: A Case Study）一书。

这不是这位拥有历史学和经济学双学科背景的教授第一次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历史课堂。2006年，Moss开始构思一门题为“创建现代金融系统”（Creating th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的选修课，通过一系列的案例与学生们一同回顾了全球金融史，涉及的案例包括18世纪早期日本创立的全球首个期货市场、1792年华尔街面临的首次民众恐慌以及1931年美联储在面对全球金融混乱局面时饱受争议的做法。2008年春季学期，这门选修课在哈佛商学院正式开课；6周后，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投行兼证券交易公司贝尔斯登在次贷危机中濒临破产。

学生们对这门课的热情被正在亲历的金融危机点燃。这门课第一年只有30名学生，但学生们给了这门课极高的评分；到了第二年，学生们蜂拥而至，迅速突破了选课人数上限。

“用案例分析法重新解读历史”的试水成功后，Moss在2012年决定开设另外一门历史课程，而这次是关于美国民主史。“（这门课）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从历史角度出发探索美国民主的智识和制度基础，另一个是通过案例分析法将新的教学法引入历史和公民教育，”Moss在接受《哈佛大学报》的采访时表示，“我再一次发现准备案例、引导课堂讨论美国民主历史的关键时刻是个不可思议的经历。”

2015年，“美国民主史”（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正式开课，面向本科生和MBA学生开放选课。直至今日，这门历史课都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为了能够旁听到这门在选课阶段就被“挤爆”了的热门课程并参与课堂讨论，学生们不得不坐在阶梯教室的楼梯上，将写着自己名字的卡片举在头顶。

“联邦政府已经破产了！我希望大家设想一下：你刚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过，但联邦政府——也就是你为之奋斗创建的政府——没有钱付你薪水。”在90分钟的时间里，Moss带领学生们穿越回1780年代中期：独立战争结束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仍未就任，全国上下仍受十三州邦联宪法的管辖。要充分理解美国宪法是如何形成的，学生需要理解它的时代背景以及幕后推手，然后回答一个问题：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是否应该支持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提案，让国会拥有否决州法的权利？

“我们应该不仅把历史视作一系列发生过的事实，而是一系列即将发生的事。”Moss这样解释案例分析法在历史课堂中的真正含义。那些通常意义上历史名人并不仅仅只是历史课本中惯常描述的英雄或恶棍，他们是拥有真情实感的个体，身陷种种情景之中，做出他们认为正确的选择。当学生用“现在进行时”的视角考量历史时，他们就不能仰赖现代政治的立场做出事后诸葛亮的判断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彼时还不存在，而当下的红蓝之争亦无法准确描述昔日的政治挑战。书中收录了Moss在课堂中使用的19个案例，包括1791年关于美国宪法是否应该允许美国政府成立银行的争论、1861年4月，新上任不久的林肯总统是否应该不顾南方邦联政府的最后通牒同意向南卡罗莱纳州萨姆特堡补充兵力，以及1965年马丁·路德·金是否应该为了争取黑人投票权而组织示威游行。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报道指出，历史学应该教给学生史实还是思考技能一直是美国学界辩论的话题，然而案例分析法超越了历史分析技能和历史事实本身，其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决策技能：每一个案例都是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片段，学生被带入到当时的特定场景，从某个历史人物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直到就案例展开充分讨论后那段历史的结局才会被揭示出来。

“案例分析下的历史要求学生将自己置于史上的那些决策者的位置，就好像他们身处其中，需要为了推动事情发展做出决定一样。看上去这门课成功做到了这点。在课程评价中，学生们表示他们不仅发现案例讨论非常激动人心，而且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更现实也更全面的角度思考美国民主。许多学生甚至说上完课后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更强的公民参与意识，”Moss告诉《哈佛大学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课堂之外激起一种类似的发现感和参与感。”

而当美国政局纷纷扰扰、连奥斯卡颁奖典礼都成为与特朗普分庭抗礼的舆论战场的当下，这样一本讲述美国民主史的新书更是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以特朗普政府屡屡引发争议的移民政策为例，尽管Moss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是主要针对移民问题的，但驱逐和包容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提醒读者类似惹人不快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在历史上重演：当一个群体被纳入美国后，排外的怒火掉头转向另一个群体，“具有威胁性”的外人身份一直不停地在变换。

“这确实是个让人困扰不已的事实，历史上总是存在让一些美国人鄙夷的外人群体，但你也应该看到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宽容的范围越来越大。这当然不是为了偏执找借口——绝对不是——但这的确给了我们一些微小的信心：当偏执出现的时候，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我们会有机会让它消失，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地来，直到建立一个更宽阔、更有包容心的社会。”Moss说。

事实上，Moss认为争议和变化正是美国民主的内在原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冲突带来的结果是建设性的还是毁灭性的。在《民主：一项案例分析》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

“美国的民主一直是项接触性运动。诸如‘合作’和‘共识’之类的词也许听起来很吸引人，甚至让人感到舒适，但美国民主之所以能一代代地存活至今主要不是因为和谐，而是因为冲突（甚至在某些时候是激烈冲突）被共同的理想所调和。

 

的确，美国的民主式决策一直深植于争论和张力，包括许多的毫不留情的政治斗争。这个国家见证了许多激烈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冲突，无论是1787年至1788年的宪法修正之争、反复不断的国家银行之争（1790年代、1830年代和1910年代）还是当下争论白热化的医疗和枪支管制法案。激烈的政治冲突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深远的美国特色。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让这种冲突具有建设性或毁灭性。确实，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政治冲突不是一种社会病，就像某些专家指出的那样，而是美国民主的本质特点。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是强大的力量源泉，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简单来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为什么在许多历史时刻，激烈的政治冲突事后证明具有高度建设性，而在另外的时间里它们又反映出暴烈的毁灭性？又是哪一种冲突反映了当今这个国家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