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牢狱对于“恶人”来说真的有用吗？

对于新闻媒体中被曝光的“做错事的人”，人们非常敏感地关心他们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判一年、两年、还是五年？罚十万、二十万、还是更多？人们相信，判刑可以让他们“终于遭到报应”。但是，除了满足报复欲望之外，刑罚真的有用吗？ 如果有用，为什么还是源源不断地有新鲜的案例出现？

眼下就有两本新书，探讨正是死刑和牢狱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要怎么办的问题。其中《为什么要废除死刑》的作者罗贝尔·巴丹德，是一位为许多“十恶不赦”的嫌疑犯辩护的律师，在一场场争议巨大的“胜利”中，传奇般地推动了法国司法的改革，让这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的作者贝兹·卓辛格，是纽约市立大学的教授，她似乎走得更远，在两年间周游世界的监狱，耳闻目睹罪犯如何“改造”的情境，得出结论——监禁和惩罚的震慑力都存在于想象中，只有教育、艺术和写作可以将他们从罪恶和困苦中解脱。

一个是亲身实践、挽救被判处死刑犯生命、将“死刑判处死刑”的律师，另一个是环游世界研究监狱刑罚、给刑犯上课的教授，他们出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都共同发出废除或改变刑罚的诉求，为犯错的人，挑战人们的常识，触动众人的愤怒，有何合理性？

巴丹德成为坚定的反对死刑的斗士，起源于一次他为死刑犯辩论的败诉现场——刑犯一共两人，一个是主犯，一个是从犯，从犯没有杀人，但也被判处了死刑——这场失败之后，他意识到司法也可以杀人，并且试图通过大量国际调查向支持死刑的人们证明，在废除死刑的地区，血腥犯罪并没有增加。但他同时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可以找出无数理性的证据，但更为难以动摇的是人们心中古老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狂热，它会超越理性上升为一种简单而武断的正义，而这种正义是嗜血的。所以《为什么要废除死刑》的主线即是“还原人们不知道的死刑真相”，这既包括让人们从情感上认识到实际意义上的死刑有多么残忍、将会活生生斩断一个人的性命；也意味着，当每个有权参与判决死刑的人看到死刑犯也曾经是个“人”时，会意识到自己的沉重“责任”，会更加警惕自己不会利用。

在第一个案件中，巴丹德为残害儿童还表现得“毫无人性”的年轻嫌疑人帕特里克·亨利辩护，他仔细地挑选证人，以死刑是残忍的，也是荒谬无用的论证框架，让“健康”监狱的克拉维尔神父，一个曾经陪着死刑犯走上断头台的人，讲述死刑是如何进行的，还请精神病专家卢马仲教授发出证言，“对于人性的阴暗面，科学分析还有很多不确定之处……曾经有过的例子，因为没有发现犯罪人的精神异常，判处死刑解剖以后才发现犯罪人的脑部病变。”又让巴黎第二大学犯罪学中心主任雅克·雷提欧指出，死刑的震慑作用只存在于想象中，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国家的暴力犯罪率与法国并无区别。

当律师也就是巴丹德上场时，他以自己败诉的案件让人们反思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惨烈死刑并不能改变什么，“就在四年前，人们已经判处了布菲和庞特姆死刑、而帕特里克·亨利又是如此，包围在法院门口的人群正大喊着 ‘该杀 ’，布菲和庞特姆两人的死都没能说服公众吗？”也以激起人们情感的方式，让抚养嫌疑人长大的姐姐登场，对大众陪审员指出，是他们要承担起判决一个年轻人、而不是一个怪物死刑的责任，“当一个母亲的眼泪与另一位母亲的眼泪交错滴落的时候，正义在哪里？……时代在前进，喧嚣、躁动会结束，而你们将独自面对自己的决定。死刑终将被人们废除，而你们讲独自面对你们的判决，永远。你们的孩子会知道你们曾经判过一个年轻人死刑，到了那一天，你们将看到他们的目光。”最终巴丹德胜利了，审判结果是“有罪，无期徒刑”。

这场“胜利”为巴丹德迎来了之后无数艰险的审判，因为巴丹德反对死刑的立场越来越著名，在这样的情形下论证死刑是无用的、已经不再足以说服庭审和大众。因此他多次将死刑是无用的辩论转向还原嫌疑人本身——比如他们悲惨、受剥削的童年，让法官和陪审团感到，“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被死刑的支持人、断头台的十字军利用了，会让他们直面为死刑投票承担的个人责任”。  一场场具有争议的胜利积累之下，在佛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任期内，他担任司法部长，最终促使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了废除死刑的法案。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的作者贝兹·卓辛格，对于监狱问题的研究，来源于她非裔美国人研究的博士论文以及嘻哈和监狱的调查。出于对种族问题的敏感，她深入探讨司法和监狱，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狱卒，监控着230万罪犯，虽然国家人口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五，囚犯却占据了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而其中种族不平等问题尤为严重，“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口比1850年的黑奴还多”。她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法院任教，讲授种族、犯罪与文化，2011年担任“监狱直升班”项目的教务长——这个项目直接将监狱与大学直接连接，除了提供课程，也协助出狱不满五年的犯人复归。复归的过程并不容易，犯人们虽然求知若渴，可有时还是假释失败或无路可走，这让她怀疑，监狱真的有用吗？

她追溯美国的监狱历史，得出结论，监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与种族、阶级、性别等不平等问题关系紧密，现如今更是花费太过高昂，“每年花费8.8万美元来囚禁一个年轻人，却只花费10653元提供教育“；更荒谬的是，监狱根本无效，甚至会让社会现状更加无助。“自1973年来，美国服刑人数稳定成长，但是从未看到对应的犯罪率下降……概率论和心理学研究都证实监狱的威慑作用是假象，因为害怕监狱而放弃犯罪的人少之又少……更糟糕的是，监狱具有反效果，将犯人与社会大众隔绝，成为犯罪训练中心。囚犯最终必须回到社会，人际和财务又更加边缘化。” 

从卓辛格的调查看来，那些被关押的人，很可能一开始就是悲惨的、被社会剥夺的人，是种族不平等、贫穷和动荡的受害者，所以她要挖掘本不透明的司法制度，通过监狱了解各个国家监狱中关押的最为卑微的民众，从而关心这些做错事的人、帮助他们复归。

她突破阻力和危险，进入仍烙印着种族大屠杀、关押着种族大屠杀罪人的卢旺达监狱，也前往充满哺乳孩子的言语谦卑的女性的泰国监狱，在与不同犯人的具体接触中，她发现，“恶在于人性”，“刑罚永无止境，只会一再反复。刑罚起源于无力感，目的是角色对调后再现痛苦情境。”她想将他们从牢狱和麻木中解救出来，她给他们开授写作课程，让他们讲出大同小异的悲惨的过去，被父母虐待，被社会遗弃，她关心他们如何在狱中过日子而不被活埋、虐待，焦虑、疯狂，以及如何重归社会， 她提供的方式是“教育”、“治疗”和“讲述”，期望以此可以找出一条让做错事的人回归社会、家庭的道路。

律师巴丹德和教授卓辛格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同样基于“刑罚并不能能够真的降低犯罪率，把犯人们关到牢狱里也无法提升社会的安全度”的前提，在各自领域擅长的实践付诸了实践：对律师巴丹德而言，废除死刑的关键点在于在庭审上让人们看到报复愤怒的非理性，让人们无法逃避判决别人死亡的责任；而教授卓辛格进一步将“犯错的人们”从阴暗面中唤出，当做讲述的主体，用教育的手段让他们自我揭露，自我治疗。总归都是让“做错事的人”，能够“还原为人”，让“人性”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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