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西方世界欢欣鼓舞，自由主义已经在20世纪站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目之所及没有新的挑战者了。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民主的传播能带来长期的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却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也击碎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幻想。
当所有国家都转型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为什么民主化进程反而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中解释了乐观的民主思潮与民族主义的复苏之间的矛盾。通过深入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对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本文节选自《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由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公众号：booksandfun）刊载。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90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一幅欣快图景很快出现在美国人民的想象中。自由主义已经在20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竞争中战胜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民族主义，目之所及再没有新挑战者了。帝国和独裁者垮台了。民主化席卷拉美、南欧和东欧的前威权国家，连东亚也上道了。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全球的经济相互依赖，继续深化。自由的美式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也触及全球各个角落。这个被宣称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将迎来“历史的终结”。
自由主义的评论家们，他们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一起到来，认为战争已经变得过时，至少，自由国家正在建立一个主导性的全球趋势。1990年出版的一本恢弘大作，总结说，民族主义这种通常被定义为每个文化集团都应拥有自己国家的学说，正在被迅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由单一民族组织起来的国家再难应对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
胜券在握的自由主义大路上剩余的几个绊脚石，可以借助一整套生机勃勃的国际制度来克服——有联合国部队维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诱引各国就自由主义之范，然后强加财政纪律。为力保如此愿景，克林顿总统解释说，促进民主化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暗号，因为民主国家间从未相互开战，他们贸易自由，尊重各自国家公民的人权。
克林顿的愿景很快就被玷污了。柏林墙倒塌后战火延烧。不止大小战争在国际秩序边缘爆发，世界的原油供应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面临极大风险；1991年6月，南斯拉夫军队对斯洛文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战斗离维也纳不过100英里;北约空军在1999年科索沃冲突中进行的持续轰炸遍及塞尔维亚全境。民族主义的修辞，不顾曾经的臭名昭著，又流行起来。而在1993年俄罗斯蹒跚学步的大选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犹主义的新法西斯党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希特勒在1932年不过赢得三分之一的选票）。从索马里到波斯尼亚的内战，自由国际社会的武装力量被骚扰、攻击，被地方武装分子劫持。1994年的卢旺达爆发针对图西族少数族群的大屠杀，第一天就有比利时维和部队士兵阵亡，在其后的种族骚乱中有超过50万人死亡。
其结果是，传统智慧很快到头了：《大西洋月刊》重新为后共产主义世界贴上“即将到来的无政府”标签，著名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宣称未来将充满“文明的冲突”。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文明冲突，无论沿着整个文明的断层线还是简单地介于不同族群之间，都可构成当下国际关系中明确的分裂。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们通常将这些严峻发展归为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暗伏了数个世纪，一旦冷战的锅盖被揭开就开始沸腾。这种解释太简单、直观，并且被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的说辞日日强化。对那些为尽力避免卷入不体面冲突而寻找借口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古老仇恨的故事对于粉饰那些无望解决的棘手争论颇有好处。但即使那些保有愿景将自由民主传播到全球角落的人也认为，古老的种族偏见或为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在冷战阴影中成长的一代，肩负被自由阳光所温暖同时又被古老仇恨所威胁的世界的新责任。”
好消息是，这种观点基本不正确。最近全球大部分纷争都不是因为古老的文化仇恨。在一些案例中，直到晚近，交战团体间并未过发生武装冲突。比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直到20世纪前从未兵戎相见，大体上只是因为德国纳粹在萨格勒布扶植了一个杀人凶手组成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权。另外一些案例中，所谓文化或族群群体间的偶然冲突，不过是穿插在他们和睦关系中的长期插曲罢了，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作为近来战事的一个充足理由。几乎没有学者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归因于古老的文化仇恨。
坏消息，无论如何，相当反讽：自由派看来的历史终结之趋势已经在许多地方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威权的苏联帝国的终结刺激了它的许多混合民族中有野心的领导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有关主权和领土的冲突性诉求常常引发争议。选举常常加剧这些族群和民族的差异。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煽动者利用增加的出版自由绑架自由主义的公共讨论。朝向市场经济和国际依赖的痛苦调整也给民族主义政客们提供了更多机会，他们会许诺只有更强的国家才能提高保护，或者按照族群界限来分配萎缩的经济收益。同时，全球化的媒体和文化，常常压迫而不是吸引那些试图依靠融入西方世界取得繁荣却失败的国家。更有甚者，就像一些批评家说的，国际组织有时也引发更多冲突，而不是避免无能的维和战略或者经济改革的严格哲学。
自由乐观主义者大概会觉得惊奇，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的确回应了民族主义历史中的一些长期模式，我会在后面章节中展开。民族主义，并非某种过时的返祖现象，而大致可谓对现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西欧在法国大革命和“二战”之间，一个见证了现代民族主义和人民战争兴起的时代，经历了这些变化。其间，民主化、经济发展和传播方式的革命都在助燃民族主义，而且常常以好战的形式出现。被社会变化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倾向于参加战争，或者比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更倾向发动战争。冷战的结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释放了向民主和市场社会转型的危险，增进了民族主义的流行。
尽管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战争风险，却有历史证据表明在开始民主化之后的头十年，每四个民主转型国家中就有三个最后避免了战争。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巩固下来，再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权会相互开战了。在90年代那些民主转型已经充分巩固的国家中，少数族群的权利趋向改善，族群冲突也相当罕见。
结果，这本书的主旨就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成功展开一场全球的、自由民主的革命会夯实一个和平时代的全球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转型同时也在培育民族和族群冲突的肥沃土壤，不仅可能增大转型成本，而且导引人民走向一条漫长的反民主的曲折道路。比如三个通过发动侵略差一点就成功扭转全球平衡力量的先例：1803—1815年的拿破仑法国，1914—1918年的威廉皇帝德国，以及1939—1945年的希特勒德国，都是在民主努力失败之后接踵而至。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条件，图谋全球霸权。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民族主义最坏的敌人之一，有关和平的承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企图不冒这些风险而促进民主化，更像自我安慰的理想主义。然而试图遏止可能刺激民族主义的全球社会进程，包括日益增长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陈腐帝国的崩溃、经济和传播的全球化等，也同样不够现实。相反，国际社会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区分两种情况：是否有助于向自由民主安全转型，还是会引发反弹、民族主义或者战争。到目前为止，精明的政策选择能够帮助创造出更适宜的条件，理解民主化的陷阱是避开它们的第一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位从事民主化工作的人的分析任务，这些人包括：先进民主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们、新闻记者、人权活动者、学者、公民，甚至民族主义者，只要他们在追求他们的民族目标时试图避免付出高昂成本。
精英的说服：在民主化国家推销民族主义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在前民主化社会，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统治倾向于避开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引发的风险。但是，在18、19世纪，当国民军、商业资本主义和廉价印刷兴起之后，能够吸引人民的活跃支持的统治者，会得到与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内部精英对手相抗衡的有价值的竞争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老一代精英们放开了一些改革，或者在新精英们的压力下开始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压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们都很不情愿允诺全部民主权利，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和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民族主义，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非必然民治的原则，为精英们提供了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
运用民族主义教义是一个遏止大众民主化压力的有效工具，可将所谓民族的敌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权利之外。民族主义精英们通常说少数族群、工人阶级、对立精英，或者其他政治反对派们都应该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经常指控这些群体缺乏适当的民族资格且和外部势力勾结。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限制那些“内部敌人”的民主权利，其重要性还在于，对所有公民的表达自由有着喝倒彩的效果。
精英努力进行民族主义说服的前景则部分依赖于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关。如果民主化国家太穷，当它的公民缺乏成功进行民主政治参与所需的技巧时，当它的代表制度、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多半会占上风。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精英更能够绑架公共讨论。甚而，在这样一个荒凉无信的政治景观里，一个充分民主的政权能否在他们让渡权力后可靠地保证他们的利益，惊恐的精英们对此实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义浪潮正值波峰且权柄在握的时刻赌一把，看上去颇有吸引力。反之，排外性民族主义不太可能在一些国家——比如19世纪的英国或者现代南非——兴旺起来，在那些地方，有了必需的经济资源、公民素质或者政治制度之后，民主化才开始启动。
上述结果取决于精英们推广民族主义学说的动机和机会。而精英的动机强度则决定于其利益如何因应更民主的设定而调整。对全盘民主的到来越恐慌，精英的激励就越强，要使用民族主义煽动来预防此结果。精英推销其排外民族主义的机会则很大程度上依民主转型国家政治制度的特质而定。例如，如果国家官僚过强，而民主参与和公共争论的制度太弱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就会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杠杆推进民族主义。相反，如果代表制和新闻制度在民主化早期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民族主义观点就可能经由开放的公共讨论进行有效的审议。
精英利益的调整和这个国家在早期民主化期间政治制度的力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民主转型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以及这一民族主义将可能采取何种排外方式。若用简化图式代表可能结果，可有四种民族主义：反革命的、革命的、族群的和公民的。其中三种严重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导致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
杰克·斯奈德 著 吴强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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