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瘟疫与战争，曾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杀手。然而今天，在大多数国家，人们更可能死于饮食过度，而不是死于饥饿，更可能在高龄时死去，而不是死于瘟疫，而且自杀而死的人也多过死于战争的人。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自己的新作《未来简史》（Homo Deus）中，描绘了一个饥荒、瘟疫、战争走向终结的时代。人们开始转而追求永恒不朽的快乐，换句话说，人类自己变成了上帝。
赫拉利的前作《人类简史》（Sapiens），讲述了惊心动魄的人类历史。而这次的新作，更是融合了哲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未来主义，是一次颠覆思维的新冒险。我们和作者畅谈了书中的几个最为大胆的预言，以下为对话记录。
问：在《未来简史》中，你曾预言工作、自由个人主义，乃至人类本身都会走向终结，让我们一个个来讨论。
首先是工作。对于大规模自动化带来的政治启示，你有着机智而又令人震惊的审视。在19世纪末期，法国、德国和日本都为本国公民提供了免费的健康保障。但他们的目的并非使人民更幸福，而是为了加强军队力量以及工业潜力。换句话说——福利是必要的，因为人是必要的。但是你发出了惊人的提问：如果未来的政府不再需要人，福利制度会变得怎样？
尤瓦尔·赫拉利：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但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已经在发生了。
建设大规模社会服务系统的理由只可能是：保障军队的强大和经济的坚挺。然而现在的军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这么多的人手了。在国民经济方面，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最关键的问题是动机：万一政府失去了帮助人民大众的动机呢？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福利传统十分根深蒂固，他们或许会为无用的大众继续提供福利。但是像尼日利亚、南非、中国这样的国家呢？他们为了发展繁荣的目的，仍在提供各类服务，而这些则依赖于大量健康而聪明的国民。除去这些例子，大部分国家的精英，根本不关心大众的死活。
问：你的最后一个论点很有意思。因为在欧洲和美国，似乎相反的情况更接近事实：大部分时候是大众根本不关心精英群体。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才能最后当选，而英国脱欧也最终实现。如今极右势力反击当权派的浪潮席卷欧洲，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尤瓦尔·赫拉利：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我没能预见到这一点。这也不是我希望在欧洲或美国看到的政治局面。不过假如你仔细审视美国和西欧人民在健康等各方面的客观条件，你会发现他们相比从前确实变得更优越了。然而他们现在却感觉被边缘化，并且失去了权力。他们甚至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过得更糟。我想这些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不认为这样的解决办法会奏效。比如，特朗普就绝对不会帮助阿拉巴马州的投票者们再次获得权力。
问：相比于上一代，今天的美国人在财富、受教育、健康保障和娱乐选择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然而事情的进展可能并不重要，真正值得考虑的是人们心中的故事。比如特朗普的故事就是：美国的城市已经分崩离析了，“而我可以治愈它。”
尤瓦尔·赫拉利：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白人，是一个正在失去权力的衰落的阶层。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美国的力量正在削减，而在国内，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人的地位也在渐渐失去。尽管他们希冀着更好的条件，然而在大多数人中流传的一种说法，却悲观地认为未来会比现在更糟糕。而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当下的条件，而是他们的期望。
问：让我们假设对大部分来说，未来会有普遍的基本收入，有神奇的心灵安慰剂，以及VR游戏可供享乐。人们并不需要挨饿，他们也并不悲惨，但他们同时也停止了努力。迪士尼的哲学——挑战自我！勇敢冒险！——这种牺牲奉献精神已经内化到了迪士尼风格的娱乐产品中。这是一种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呢？
尤瓦尔·赫拉利：大部分哲学家会认为你的假设是一种反乌托邦。那是一个更坏的世界。
但是你还是可以争辩说，很多人已经在VR游戏上花了大把时间了啊。大部分宗教都是叠加在现实之上的VR游戏。触犯了这个，你会得到惩罚；遵循了那个，你会得到额外的奖励。而在现实中却不存在与这些规则相对应的事物。然而别忘了，参与这游戏的玩家数目可是千百万之巨。这么一想，宗教和VR游戏还剩下多少区别呢？
最近我和我侄子一起玩了那个抓宠物小精灵的游戏。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其他一些孩子靠近了我们，他们也在抓小精灵。为了捕获同一个隐形的小精灵，他们之间甚至还展开了一次战斗。这一切对我来说十分怪异，然而小精灵对他们而言是真实存在的。
接着我灵光一闪：这就像是巴以冲突啊！两边的人在为了看不见的东西打来打去。我观望着耶路撒冷的石质建筑，我只看到石头。然而假如是基督徒、犹太教徒或者穆斯林，他们看这些建筑时，看到的却是圣城。这是他们的想象，但他们愿意为此而杀戮。这也是虚拟现实（VR）。
你的假设同样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大概只有一半的人类会感兴趣。
问：是的。当举国上下陷入瘟疫时，“寻找幸福的理想方式是什么？”并不是个有用的发问。
尤瓦尔·赫拉利：对。然而一旦你不再需要担心饥荒和瘟疫，这个问题就现实得多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要设计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你一定会为它安装一套伦理算法，以防它误撞到儿童。你要冒的风险是伤及行人还是乘客？这就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曾经古老的哲学，一旦人类可以控制大范围的死亡和悲惨，就变成了中心议题。
问：对的，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谈谈个人主义的消亡吧。
你提出了一种用权力统合人类关系的绝妙方式。一开始，我们相信统治者授权于天命，然而这种信念后来已经臣服于自由主义了：后者告诉我们统治者其权力来源于个人。民主理论告诉我们，权力来自于选民，而非天神。资本主义理论认为正确的不是《圣经》，而是消费者。商人们认为美丽存在于观看者的眼中，而不是柏拉图式的美学形式。
然而你做出了一个不太乐观的预言：人类将会在计算机、算法，以及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生物化学设备中走向灭亡。我们的权力和身份都将臣服于数据和人工智能。现在有没有预示着这种未来的发明创造呢？
尤瓦尔·赫拉利：我喜欢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可以看看GPS软件，比如Waze和谷歌地图。五年之前，我们都是开车或步行去某个地方，并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推测导航。然而现在除了跟着Waze规划的路线，人们基本不会认路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自我导航的能力。假如软件出了点什么问题，他们就秒变路痴。
这个例子还不怎么要紧。但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有可能演变的方向。你在路上正赶着一个重要时刻，你把信任全托付在导航软件这套算法上。这个时刻可能事关你的职业生涯，或者婚姻大事。然而相比你自己的方向感，你更信任软件。
如今最重要的发明，是生物识别传感器。它们在未来很可能无处不在。人们可能需要向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咨询如何生活。这件事十分有趣，又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身份的主宰。我们将把自己生活样貌的决定权，托付给反映着我们神经化学信号的生物识别信息。
问：我是这么理解你的这一想法的：未来的某一个周五晚上，我饿了。“我想吃炸鸡，”我心里想。于是我向我的智能管家咨询，它能调阅我的生物化学信号，并预判我的情绪变化，它对我说：“事实上，一份鸡肉沙拉会让你更开心。”所以我就吃了沙拉。
基于一个又一个的个案，这种技术正变得日趋成熟。它让我变得更健康也更幸福。它把我从对未来和需求的错误预期中拯救出来。但随着时间，“我”消失了，因为我早已把决定自己身份的权力让给了生物化学分析。
尤瓦尔·赫拉利：没错，正是如此。
在这个设想中，我们看到“决定”并不由神秘的灵魂做出，而是基于大脑的一系列生物进程。过去我们无法取得、分析这些数据。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我们体内有一个神秘的、超越性的灵魂，在做出这些决定。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假定。但是，一旦你对人体的生物化学进程有了更好的了解，并将其与计算机大数据的力量结合起来，那么一个真实的革命就开始了——传统的“自由意志”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算法可以比个体的人做出更好的决定。
问：真不可思议，因为我想的是，这些算法可以让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一个健身追踪程序要求我增加跑步量，或者一个娱乐算法发现了一首我喜欢的歌，我会觉得更开心，我也更喜欢自己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决定被降格成了大脑信号以及信号阅读器。“我”不再是独特的，失去了神圣的色彩，甚至不再独立自主。我只是一个被电脑分析透了的各种信号的容器。在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没有“我”容身的空间了。
尤瓦尔·赫拉利：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自我的解体。并不是说你对真正的自我有更好的了解，而是你将意识到根本没有“真正的自我”这回事了。有的只是生物化学物质的复杂连接，而这种连接缺乏核心。你体内再也没有真实的自我之声。
你看过《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吗？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是大众文化对意识的理解的启发点。数十年来，迪士尼都在向我们兜售自由个人主义的戏码：别听信你的邻居或者政府，跟着内心前进就好。然而在《头脑特工队》中，你走进了小女孩莱莉的内心，但却并没有看到任何“自我”或者“内核”。这部电影向孩子以及家长们展示的是，莱莉只是一个植入她脑内的、由化学过程控制的机器人。这个故事最惊人的一点在于，你意识到莱莉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不来自于她的真实自我。最开始你高兴地对莱莉做出认同，然而当真相揭晓的时候，你才发现莱莉的“自我”并不存在。这不过是两种决定形式的平衡罢了。
我认为，在未来的几代人身上，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多地发生。认为个人存在的信念——这信念对于我们而言如此珍贵——如今正面临着危机。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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