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我接受这一奖项的最深刻的议题，或许就是我是一位正在打两场战争的国家的军事总指挥了。”2009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接过诺贝尔和平奖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说。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择把和平奖颁给奥巴马的理由是，他“在加强国际外交与人民之间合作方面的出众努力”，包括提倡核不扩散，以及他一手培养起的国际关系“新气象”，特别是伸向穆斯林世界的橄榄枝。而事实上，奥巴马只是在那之前发表过有关中东和核扩散问题的演说，虽然令人振奋，但还没来得及付诸实践。
有观点认为，美国外交传统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兑现大选承诺，与上一任“拧着来”；二是如果上一任很强硬，下一任就会相对温和。
奥巴马的外交姿态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似乎正是按照前一届政府所作所为的对立面来设计构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教训——美国的军事干预会给海外带来更让人担忧的局势，特别是如果再加上自大与无知的话。
有理由怀疑，诺贝尔委员会只是因为奥巴马显示出他不会是另一个小布什就把和平奖颁给了他。在他们宣布获奖人时，奥巴马刚刚入主白宫九个月。与其说这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褒奖，不如说更是对一位美国总统的鞭策与期许。
那么，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在英国《卫报》国际事务主编朱利安·博格（Julian Borger）看来，如果要给奥巴马的信条加个注脚，那就是“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 Shit）。
奥巴马曾在数十次听取简报时让他的官员重复这句话。有报道说，至少在2014年的一次出国访问场合中，他曾让白宫记者团齐声跟着自己逐字复读，那场面就像小学课堂教学一样：“所以你们说，我的外交政策是什么？”“不做蠢事。”
可以肯定的是，在小布什时代过后，这样一句话确实能让美国官员获得共鸣。而作为一个信条，它也取得过成功。
在对待宿敌伊朗时，美国政府不再称其为“邪恶轴心”或是恶魔的化身，最终促使务实的伊朗在2015年7月与包括中俄在内的大国敲定核协议，接受外界对其核项目设置更严厉的限制，以换取制裁的取消。
奥巴马也要感谢天时与人和。伊朗新总统鲁哈尼要比他的前任内贾德好打交道的多。尽管核协议有不足也受到了批评，但它依然绝对称得上是一代人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不过，与伊朗走近也让美国得罪了传统盟友以色列和沙特，有人因此评价奥巴马的外交遗产“一塌糊涂”。
在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方面，奥巴马的政策也体现了“不做蠢事”。对古巴半个多世纪的孤立没能让美国达到目的，奥巴马则给这些孤立政策画上了句号。
奥巴马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影响，未来或许会被人以类似尼克松访华的同样方式提及。但被一些人忽视的是，这项成就背后，实际上是奥巴马在改善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方面做出的更广泛的努力。
在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重新点燃人们对过去“美帝”领导的政变、暗杀小队和重度干预的回忆时，奥巴马在刚刚上任100天后就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对人们宣布：美国已经变了。
面对不太友好的邻居时，他握过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手，会见过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拜访过遭暗杀的萨尔瓦多主教罗梅洛的陵墓。他曾提到，导致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的政变中有“错误”，他也曾公布文件承认，美国卷入过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访问古巴首都哈瓦那因此变得水到渠成。
和平奖的“紧箍咒”和“不做蠢事”的信条，给奥巴马的任期定下了“慎用武力”的基调。2014年，他曾这样说：“一些曾让我们付出过最大代价的错误，不是因为我们克制，而是我们急着要进行军事冒险的意愿。”
当然，对恐怖主义除外。2011年5月2日，奥巴马用这段话驱散了十年来一直萦绕在千百万美国人心头的愤怒和失望：“今夜，我要对美国人民和世界报告，美国实施的一次行动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
本·拉登的死无疑也是奥巴马政绩中光亮的一笔。这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一大胜利，也是美国从南亚、中东地区大规模撤军的前奏。
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也让其元气大伤。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些都是小布什政府留给奥巴马的战争遗产，也是后者为了把重点放在“亚太再平衡”，要看准时机在中东“解套”的负担。
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把中国作为战略对象的奥巴马政府继续交好印度，加强与韩国、日本的联盟，实现了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驻军，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也达成了命运尚无定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美国增加对亚太的重视和存在让中美两个大国的摩擦增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着“大国崛起的烦恼”。
对美国来说，本世纪以来的历史教训似乎很清楚：为了平衡前政府政策的后果，美国该在世界上少做点事了。从逻辑上看，奥巴马希望在美国保持外交政策传统目标的同时，伙伴们也能在财政上付出更多、承担额外的军事责任、主导外交议题、直面国内政治挑战。不料，甩掉包袱并不那么简单。
2011年12月，奥巴马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但从伊拉克全面撤军、只保留少数部队提供支持的决定，却让美国丢掉了此前对伊拉克政府来之不易的影响力。随着国内宗教、部落派系矛盾的激化，局势一步步失控的伊拉克终于为“伊斯兰国”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2014年12月，奥巴马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然而，为阿富汗撤军设立时间表，也让立志卷土重来的塔利班有了自己的算盘。武装暴力袭击事件不断、阿富汗安全部队伤亡数字飙升、塔利班一度攻占省会城市昆都士，这些让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放弃此前的计划，暂缓撤军。
奥巴马没意识到，在一些国家，美国影响力的缺失竟会留下足够恐怖主义滋生壮大的真空，成为那些威胁到美国甚至全球利益与安全的“麻烦”的避风港。
博格认为，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不做蠢事”的咒语已经变作一个负担，甚至放大为优柔寡断和麻痹无力的理由。
不得不说，在从入侵伊拉克的错误中得到教训后，美国人学会了要在联合国获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2010、2011之交，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多国发生民主运动和革命。在新的冲突中，奥巴马回避直接对利比亚内战作出回应，美国同意进行干预，但“要在幕后领导”。
政治强人卡扎菲在内战中被反对派杀死，但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走向哪里？没有预案的结果是，利比亚至今支离破碎，战乱不断。至少在俄罗斯看来，美国的所作所为，还是在滥用联合国授权寻求利比亚政权更替。
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让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也导致在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冲突问题上，两个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角力被系上了死结，由此引发了奥巴马时代最大的危机。
虽然奥巴马曾信誓旦旦地说“阿萨德必须下台”，但在面对名目繁多、底细不明的叙利亚反对派时，美国在该帮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对奥巴马来说更致命的是，虽然他曾定下“红线”，只要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就可以动武，但在“掌握证据”后，他并没有说到做到。
有观点认为，奥巴马对武力的使用慎重而务实，他选择不在叙利亚动武、不与温和反对派结盟的决定，避免了美国卷入另一场伊拉克式的战争。
但事实也提醒人们，尽管承诺要结束战争，奥巴马却在至少七个国家发起备受质疑与争议的“无人机战争”（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门和索马里）。他对陷入另一个伊拉克的担忧缩小了战争的规模，但也不时彰显出美国政府缺少对赢下这些战争的承诺。
在联合国的干预、特别是俄罗斯的斡旋下，被指责在国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销毁了大多数化武，而阿萨德也摸透了奥巴马的心思。这时，目标更明确的“阿萨德之友”普京则进入奥巴马不愿全力涉足的真空，给俄罗斯开辟了一片施展拳脚的空间，更占据了一个撬动中东的支点，并最终主导了叙利亚局势。
俄罗斯摆脱了因乌克兰问题而陷入的国际外交困境，重新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在吞并克里米亚却没见西方有制裁以外更显决绝的反制措施后，即便美国不断以实际行动对担惊受怕的北约东欧盟友表决心，俄罗斯依然表现得越来越有底气。
在血腥冲突夺去近50万人生命之际，叙利亚已被视为奥巴马外交政策遗产中的负资产，正如伊拉克之于小布什。在叙利亚问题上，博格的观点是，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故意不作为的罪过，与实施犯罪的罪过一样重。
奥巴马政府也曾为“不作为”的指控辩护，称这只是时间问题——比如2015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把这一策略称作“战略耐心”。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为美国《国家评论》撰文挖苦说，要是把这样的观点极端化，那么俄罗斯就只是一个越发受经济和人口问题限制其影响力的破落大国，“伊斯兰国”的野蛮也终将让其自取灭亡，全球历史的大幕最终总会归于正义、秩序、安全和自由——即便美国不努力参与其中，结果也会是这样。
当然，即便如此，奥巴马外交政策中的失败也并不证明政治家就不该“克制与谨慎”。正如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连连出错，却也不能全然批评外交政策中积极进取的一面一样。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政治系教授詹姆斯·斯廷森（James Stimson）认为，奥巴马对稳定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主要成就包括伊朗核协议和对古巴的开放。“我相信奥巴马会因为伊朗核协议获得好评，特别是如果未来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不再那么公开敌对的话。”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
盖洛普发布的最新领导力民调显示，2015年，全球对美国国际事务领导力的认可度中位数为45%，与2014年持平；不认可度中位数为28%，为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最高，但仍远低于小布什政府最后两年任期的表现。
而在对美国人问到对本国政府国际事务领导力的看法时，有38%的人认可奥巴马政府的表现，61%的人不认可，保持了自2012年以来的连续性。
“我相信他避免美国在叙利亚进行地面干预的做法是明智的，但批评的声音则说，他和美国在缓解那里糟糕的混乱局势方面毫无作为，”在谈到这个最富争议的问题时，斯廷森说，“他从伊拉克学到了教训，那就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可以轻易击败其他国家，但我们无法成功占领那些当地人民不想被占领的国家。”
“叙利亚局势可能会更糟，”他说，“我们可能会是五六个参战方之一，而我们的手上只有令人绝望的一团糟。”
方丹则认为，克制在外交政策中有时是一项美德，但如果像奥巴马一样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或是已经变成一个僵化的思想体系，就会适得其反。这与过度的政治野心、过度诉诸武力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如同中国道家讲“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但也讲“无为而无不为”一样。他写到，隐忍的天性本身没错，在一定程度内是健康的，但当政治家和决策者要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为国家争取利益时，这个“度”的极限在哪里就见仁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