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lrike Guérot教授浴室的镜子上，她用口红写下了圣雄甘地的名句：“他们先是嘲笑你，然后他们会忽略你，继而他们会与你争斗，接着你就赢得了胜利。”*
她把自己的胜利称为乌托邦，而且为实现这个乌托邦设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在2045年成立一个欧洲共和国，一个由欧洲人民（而不是民族国家）自愿选择加入并集体治理的欧洲共和国。在美国和欧洲都急速向反全球化和反启蒙滑落、欧盟濒于分崩离析之时，这是当下拯救欧洲未来的诸多方案里，最古老却也最具革命性、最有远见也最艰难的一个。
我们跨越她横躺在门廊走道上、尚未来得及清空的行李箱，进入她悬挂巨幅现代画作的高窗客厅。墙边的玻璃瓶里，一束暗红色玫瑰已经干枯，瓶里看得到干透的水痕。这是一个极其忙碌的学者之家，因为来自学界、政界、智囊团体和媒体的邀约，她醒着时候的每一个半小时都被安排满了。如果有一个半小时被延误，那一整天的事情都会被耽误。这是好事，说明她已经成为今日欧盟未来规划中不可忽略的最强声音之一。她已经跨越了甘地所描述的第一阶段，正在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
Ulrike Guérot跨越学界和政界的工作履历，和她的语速一样密集。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历史和哲学博士之后，她走上了一条典型的欧洲主义精英道路：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欧洲货币联盟联合会（AMUE）公共关系处主任、主持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acques Delors）支持创立的巴黎智库“Notre Europ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欧洲研究处负责人、德国马歇尔基金柏林办公室外交关系主任，等等。
她还组建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的柏林办公室并担任它的第一届主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研究和工作领域一直都聚焦在欧洲事务、尤其是欧盟一体化的议题，就此发表了诸多文章和两本著作：2011年的《关于欧洲，德国在想什么？》和2013年的《德国在欧洲：一本关于欧元危机的博客编年史》。
虽然来自于欧洲精英体系，生于1964年的Guérot却是令体系中人不适的预言者和行动家。公平而言，欧洲主义精英们在2012年显露征兆的欧元危机中并没有麻木不仁，他们的确感到担忧，但却要么没有把它视为欧盟崩溃的信号，要么接收到了这个信号，却惮于构想和搭建新的出路。Guérot是少数率先看到深渊，并立即付诸行动的思考者之一，这也与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局外人”的身份有关。对她的倡议最抵触的人，莫过于在欧盟现有体制内希图尽可能保存现状的官员们。
她描述了那个决定性的时刻，仿佛所有遮掩的纸牌墙忽然坍塌，地平线上露出粗陋的无边真相：2012年塞浦路斯金融危机之后，在布鲁塞尔的一场讨论会上，所有的参会者都词不达意，“整场对话都令人厌恶”。她烦闷地喝了一杯白葡萄酒，回到柏林，一个模糊的概念在脑中成形。
在后来的讲座里，她对这个概念的介绍，是从对欧盟机制缺陷的反省开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许诺我们（欧盟）是‘国家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但‘公民联合体’是个谎言……公民应该拥有联合体的主权。（欧盟）没有三权分立：欧盟议会有某些权力，但没有起草法律的权力；欧盟委员会负责维护条约，但这个通常应该是法院的作用……每个人都能参与欧洲级别上的决策，但如果决策错了，没人为此负责。我们没有一个不可逆的系统，没有真正的反对党。”60%的人对欧盟不满意，这并不令人惊讶。
在崩溃的年代，最有必要重溯欧洲的理念，而这是一个苏格兰宁愿脱离英国归属欧盟的年代，一个不仅欧盟、连民族国家也遭到挑战的时代。她重新研究了从柏拉图、西塞罗到康德的经典，建造了新时代的共和国版本：欧洲不应该是一个民族国家半心半意的结合体，而应该是一个人民自愿加入的共和国；人民应该拥有共和国的主权，同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缴纳同样的税；国家之内的各地区应该在议会得到充分代表，而不是被大一统的民族国家遮盖；共和国应该超越边境、种族和民族，但却不会抹杀历史文化特点；等等。
2013年4月，Ulrike Guérot和奥地利作家Robert Menasse一起发表了《欧洲共和国宣言》。2014年9月，她和Victoria Kupsch一同成立了欧洲民主实验室（European Democracy Lab,EDL），专注研究欧洲共和国这一理念及其可行性。2016年4月，她的德语新书《为什么欧洲必须建立共和国》出版，这本书在亚马逊获得4.5星的压倒性好评，波兰语版本出版在即，法语和意大利语版本也在筹备中。但不出预料，在刚刚脱欧的英国，却还没有哪家出版社相信这本书能卖个好价钱。
在这期间，Guérot担任董事的组织“欧洲另类选择（European Alternatives,EA）”发起了建立一个新欧洲的呼吁，得到许多欧洲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决策者的签名支持。他们当中包括了法国的明星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罗马俱乐部成员恩斯特·乌李希·冯·魏兹塞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和两度被提名为德国总统候选人的格斯娜·斯旺教授（Gesine Schwan）。2016年4月，她被奥地利克雷姆斯多瑙大学任命为欧洲政策及民主研究教授。
虽然追随者众，但欧洲共和国的理念更经常遇到的还是误解、嘲笑和敌意，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这个理念过于激进。Guérot痛恨这种疏懒的批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当下欧洲各国被认为是自然现象的边界，其实在历史上是短暂的现象，她的主张其实是在某些方面回到古老的传统。至于那些批评她的想法是昂贵的乌托邦的人，她就会请他们计算：放任欧盟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崩溃并退回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国家隔离状态，以及短视政策的代价，成本是否更昂贵。“在某些程度上，民主的问题，就是它总是避免短期成本，却总是被迫支付长期成本的问题。”
Ulrike Guérot是欧盟未来的唯一希望吗？随着英国脱欧之后右翼分裂主义在欧洲各国逐渐壮大，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崩溃的前景越来越真实，寻找另一条出路的冲动也会越发强烈。欧洲人虽然可能厌倦了欧盟充满问题的机构设置，但他们对欧洲这个文化和历史身份的留恋，以及对统一市场的依赖，却可能会让Guérot的欧洲共和国设想成为唯一的出路。
以下是界面新闻对Ulrike Guérot的专访实录，有部分删节，采访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
旧世界正在死去，而新世界正在挣扎着降生，此刻正是恶魔的时代
界面新闻：2016年是个奇怪的年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大西洋杂志刚刚把2015年称为“人类历史上对普通人而言最好的一年”，因为“这个世界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营养、更多健康、更多自由和更多宽容——而且看起来还会更富裕。”然后到了2016年，我们得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您曾在演讲中非常恰当地引用葛兰西的话：“旧世界正在死去，而新世界正在挣扎着降生，此刻正是恶魔的时代。”您会如何命名及定义我们的时代的恶魔？
Guérot：你提到的联合国数据很让我惊讶，我会查看一下。但无论如何，情感是相对的、个人化的。尽管全世界的普通人可能平均寿命达到历史最高、摆脱了贫穷、减少了艾滋病，等等，但在欧洲和美国，人们觉得自己过得不如以前好了。害怕失去、担忧全球化导致自己的孩子过得不如父母，这些或许正是民粹主义的来源。
贝塔斯曼基金会昨天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数据，指出在欧洲不同国家里，分别有40-60%的人害怕全球化，因为他们觉得这会减少他们的人生机会、影响个人财富和未来就业机会，并且（带来）太多的移民。
界面新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西方民主和启蒙传统正在面临一场根本的危机？
Guérot：公平地说，世界在1949-1989年之间是相当静止的：这里的很多人经历了那个稳定、坚实的、全球化之前的民族国家的世界。现在他们想回到那个时代。
目前发生的事，是我们基本上提高了世界各国的GDP，但却增加了各个社会内部的差距。在1989年之前，存在一个富裕世界和一个贫穷世界，但在那之后，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开始崛起，而其他国家开始相对走下坡路。比如，韩国把人均GDP增长到近乎德国的水平，到达了23000欧元，而中国让3亿人摆脱了贫困（虽然还有8亿人的生活水平还不算高）。
所以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欧洲过得好的人数量减少了，在收入分配上分裂了社会。所有这些，当然对民主会造就巨大的压力。问题在于，民主的潜在许诺，就是在民主之下，你的孩子会过得比你更好。但这是个空洞的许诺。
全球化对中国的压力较小，因为它有把握整个发展势头的能力：比如增长模式要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间进行。但民主国家不能这么做。当人们不满意于未能实现的空洞许诺，他们就会反对整个系统，把政客们用选票赶出去。
民族国家并不一定是身份认同的基础，共和国应该超越种族
界面新闻：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构思和发展出欧洲共和国的理念的？
Guérot：我马上想到了一个小故事。2013年3月，我和Robert Menasse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就成立一个欧洲共和国的宣言》之后，我第二天就收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的电话，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当时我们刚好在做一个关于欧盟和中国的防卫政策的研究，我以为他请我去是为了和我讨论这个研究。但他对我的第一个问题却是：“那么，你现在是想把欧洲变成一个人民共和国吗？”
我手里捧着的绿茶差点掉到了地板上。显然，我并不想仿造朝鲜人民共和国！
我想重新唤醒一个原初的概念，那就是，创造共和国，本是一群人开始一个共同的政治项目时所做的第一件事。这是自柏拉图到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卢梭到康德以来的最有机的概念：组织一个共同的政治实体。
回到你的问题。我最早想到这个理念，是在2012年4月。我在布鲁塞尔参加一场对话，整场对话都令人厌恶。我真的感到了葛兰西所描述的事：旧系统濒于死亡，需要被新的系统取代，但没人知道什么样的新系统应该取而代之。那天从布鲁塞尔回来（当时因为看到发生欧洲的这些事，还喝了一杯白葡萄酒），我和一个用Adobe做网络设计的朋友一起创造了一张明信片，你瞧瞧这个有同样图形的徽章：这上面，所有的欧盟旗帜连成了一条条形码。
我花了40欧元，定制了500张这样的明信片。出行的时候，就把它随身带着，随手留在街上、咖啡馆里，各种地方。我只是希望就此发掘一些事实。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想到这个设计应该是一个“共和国”的，但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欧洲项目，需要重新回溯康德的“世界精神”。我们需要一个更宏大的东西，因为要解决现有的问题。我发现，当人们看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他们会说：“哦，这挺有意思！这挺好的！瞧瞧，希腊在这儿！我们在那儿！”这让我意识到，我将给人们提供一个政治群体构建的所有权。这和欧盟蓝色旗帜上环绕12颗星不同，因为人们会疑惑：“这些星星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12颗，而不是28颗？”
那时候，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深入研究“共和国”的理念。我回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学者的文献。西塞罗是最有意思的一位，因为他的共和国理念，就是共同开创一个政治项目的人民，遵从共同的法律和平等的政治原则：你同意和他人一起拥有平等的法律、税务、投票权，然后大家一起组建一个共和国。
我觉得西塞罗的理念激动人心，因为这正是我们欧洲公民能够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定义没有种族框架。然后你再回顾一下老一代思想家们，比如让·莫奈和瓦尔特·哈尔斯坦，他们一直在强调欧洲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因为如果民主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大多数时候它就会变坏，甚至会变成恶劣的制度。而我们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了，比如20世纪30年代。如果你让民主被民族国家所掌握，它基本上就会被亵渎。
所以，将“公民拥有共和国的主权”的理念，结合西塞罗非种族色彩的共和国概念，将之用于创建一个政治实体，我觉得在此之上重组欧洲未来的构想，是极其诱人的。
界面新闻：对于反对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自由派而言，这种理念一定是极其诱人的。但我担心，很多人把民族国家的国籍视为极其重要、甚至最为根本的自我认知基础，不是吗？
Guérot：他们是那么说的，但我并不相信是这样。
首先，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它只在人们失去了所有其他身份骄傲和认可的因素时——比如你开始丧失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所属的阶级中获得的骄傲时——才是成立的。如果你读一读Didier Eribon的书《回到兰斯》，你就会看到法国工人群体曾经很为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骄傲。但随着全球化发展，工人阶级逐步失去已有的地位，也就失去了他们骄傲的源泉，于是他们把自己包裹在国旗之中。你也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失去了生活机会的人们使用的替代品。
其次，我们需要非常清晰地区别文明民族主义和英国那样的种族民族主义。文明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和美国革命，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也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并且与普世的议程紧密相连。它总是维护普世主义。文明的种族主义是没有风险的。
危险仅仅存在于种族民族主义之中。当你创造了一个民族的“我们”——我们匈牙利人，我们德国人，我们比芬兰人或者葡萄牙人要好——情况就变得危险了。看看Pegida（德国极右翼政治群体），它挥舞着德国的国旗。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德国国旗，但问题是这国旗是代表了“我们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比别人强”的意思，还是代表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思？联邦共和国给人民提供了联合起来、游行示威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如果是这样基于宪法的民族主义，我一点而也不反对这面旗帜。
法国也一样。我的观点是玛丽娜·勒庞（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亵渎了法国的三色旗，这面共和国旗帜代表的真正内涵是“自由、平等、博爱”。
界面新闻：所以我们谈论自我的身份认同，但这个身份其实是流动的、可塑造的。
Guérot：没错。这取决于你的生活状况，比如你的伴侣、你的工作，还有你对国旗的看法：国旗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们废除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也是根本没必要的
界面新闻：在过去3年里，你是否拓展和完善了这个理念？
Guérot：是的。
首先我们得审视，我们是否还有政治雄心和目标来赢得欧洲大陆的这个政治实体。顺便说一句，昨天（贝塔斯曼）公布的那些数据挑战了大家现在的普遍观点，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重回的民族主义化运动。数据显示，其实更多的人想要留住欧洲。
过去3年里，我进一步清晰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我们需要让人们拥有它的主权。现在是民族国家拥有（欧盟的）主权，这其实直接与今日欧盟（的理念）是冲突的。
其次，我们需要权力分立，要有一个立法机构控制执法机构，这也是跟今日欧盟的三部曲很不同的。
其三，我们需要有政治平等的原则，也就是在投票法、税法和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三个条件都应该被满足。我们总是说，民族国家的民主需要这些条件。谁也不喜欢我们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没有权力分立，或者人民不拥有主权。我们应该把自柏拉图到康德到约翰·洛克以来2000来年的文化智慧之传统，应用于我们想建设的欧洲民主模式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痛恨被称作是“激进的”，因为我并不激进。我只是指向了一个由欧洲大陆最优秀思想家建立的非常古老的传统，以此指导我们如何安排大众的利益。这是利他主义，而不是激进。
界面新闻：那么，你的欧洲共和国的理念里，包含地理上的边界吗？
Guérot：包含，但也不包含。
我的理念比较复杂，你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它。
显然，民主需要一个政治组织，一个领土范畴，以便说“在这里它能起作用”。显然，这里指的是欧洲。至于它是否包括乌克兰或者土耳其，我们可以讨论。我的回答是，既是也不是。因为土耳其和乌克兰是民族国家，但如果你看看欧洲的古代地图，基本上只有乌克兰西部和土耳其西部是属于欧洲的。地理现实和民族国家的现实是两回事。
但我选择了共和国的理念，也是因为康德。他在1792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里，提到了“Weltgastrecht“，就是“世界主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拥有这个世界的主人之权利。这意味着，一个人无权对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拥有比他人更高的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是地球的公民，并且从原则上说，拥有旅行的权利。
在这个理念上，康德已经从思想上摧毁了民族国家。他说公民需要旅行和相互从事贸易，他们想要彼此相联。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却想要拥有权力，并且最终想要因此发动战争。康德相信，如果我们建立“世界公民联盟（Weltbürgerunion）”，也就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公民联合体，我们就能获得永久的和平。想想看，这个人在1792年就写下了这些！
界面新闻：或许那是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没有如今这么根深蒂固。
Guérot：是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护照。护照直到1921年才被发明出来。在18和19世纪，你可以从莫斯科一路旅行到巴黎，不需要任何护照。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所熟悉的民族国家，以及它的护照和国籍压倒一切其他身份因素的概念，其实是一个新东西！
如果我们现在为自己在申根国家之间废除了边境控制而感到如此自豪，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废除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也是根本没必要的。比如，19世纪的德国充满了各种小公国，一个下午之内你就能穿越几个边境，不需要签证和护照，只要付一些关税。
在我书里的最后一章，我谈到了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跨越欧洲边界的概念，这意味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作为全球公民联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视这个欧洲共和国理念为一个先锋运动，它最终需要拥抱整个世界。
界面新闻：但是，在康德的时代，政府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有这么多的义务。比如说，他们不需要维护一个庞大的福利系统，以保证公民们免于饥饿、得到教育。
Guérot：对，但也不对。你提到的这些正是启蒙运动带来的成果。腓特烈大帝就建立了社会关怀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展示Honoré Daumier（法国19世纪画家）的画作，那幅画展示了共和国如何战胜了帝王制。在他的画里，共和国是一个女人，双峰巨大，哺育她的子民。当时正是19世纪，也就是社会国和社会责任的理念势头增强的时候。
界面新闻：的确如此。但考虑到当今政府肩负的沉重责任，要比19世纪的政府多得多，一个欧洲共和国的理念在财政上的可行性有多高？
Guérot：作为公民，我们在法律面前需要平等，而这是我们愿意参与一个共同政治项目的唯一途径。比如，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欧洲的失业保障机制的成本，它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德国工会已经算过了，这个计划就躺在布鲁塞尔的办公桌上。László Andor，上一任匈牙利的社会事务委员基本上塑造了这个项目。整个算下来，它大约是45亿欧元，显然，它需要把现有的预算增长三倍，但并不是无限的增长。所以，是的，如果我们想要，我们就能办到。
人们会说，这就太贵了。比如Hans Werner Sinn，他曾经说发行欧元债券会耗费德国420亿欧元，我们付不起。我说，好，那你给我算算反乌托邦的成本，民族主义的成本，包括监控国民的成本，丧失民主的经济成本，以及如果我们再建民族主义之墙的成本。
在某些程度上，民主的问题，就是它总是避免短期成本，却总是被迫支付长期成本的问题。
我们总是逃避为建立一个财政联盟付钱，逃避为欧元债券付钱，逃避为失业机制付钱，虽然这个机制能提供每个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源。我们逃避这些，是因为我们没法计算反乌托邦的高昂成本——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而且是人类的共同尊严和法国大革命所有传统的成本。
区分文化的统一和价值观的统一
界面新闻：如果欧洲共和国成立了，它会变成另一个民族国家吗？
Guérot：不会。欧洲共和国的概念不是要重新在更高层次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不是要用一个“民族的我们”来替代另一个“民族的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里我必须引用德里达，他说在成为一个领土之前，欧洲首先是一个超越边境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属于“我们需要成为全球公民并且超越边境”这个概念的人，就是欧洲人，无论他/她是否生于欧洲。
Jacob Appelbaum，一位互联网活动家，曾经告诉我一模一样的话：“我是一个欧洲人，因为我不能再生活在美国，但我属于欧洲超越国境和开放的理念。“
回到共和国的理念。共和国不仅仅关照公共福祉，它也需要欧洲价值观的统一。你分享这些价值观，骄傲地维护它们，一种基于宪法的爱国主义或者骄傲，而不是民族种族主义的骄傲。我看到的是一个我们能在其中获得统一价值观和文化多元性的体系。
界面新闻：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区分——把文化统一和价值观的统一区分开来。
Guérot：是的。我想要赶上两个巨大的趋势：一个是在欧洲，人们想要有一个透明的政治体制，以在其中安身立命。但奥地利作者Robert Menassa说过，“国家是一个虚构”。国家只是一种叙述方式。你被告知，你是一个德国人，你的祖国是你的食物，也是你出生的地方。这本书试图告诉人们，你的身份来自于你所在的地区，而不是你的国家。你能够从你所在的欧洲区域获得身份认同，而且你在任何其他欧洲地区，都能够获得价值观的统一。你可以有一个两院制，在参议院有地区代表，在众议院有人民代表。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完善的系统，有点像美国的体制：每个地区都在参议院有成比例的票数，在众议院选举中，人们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一人一票）。你也可以直接选举欧洲共和国的总统。
这根本不是乌托邦，因为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和很多党派的议程认领这个主张了。
界面新闻：多年来，你也曾在欧盟的官僚体系中航行，并且批评它没有权力分立，批评它有开放的决策机制却没有负责机制。在你看来，欧盟现有的机制中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地方吗？
Guérot：我们需要保留所有的东西：市场、货币……我不是主张废除欧盟，我支持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统一民主。我支持的是完成（整个项目）。顺便说一下，我们一直想要的就是完成项目。这甚至不光是一个左派的想法，也是自由派的。市场需要根植于民主，你不能把经济、社会分配和财政事务从政治中拆解出来。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是在欧洲水平上创造市场货币，但我们却把财政事务留在了国家水平。这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一切，我们需要的是走完最后几米道路。
界面新闻：这也是最困难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在于说服公民们，这么做会让他们终于得到主权，而不是失去主权。
Guérot：是的。但如果加入我所提议的体系，他们的地区（利益）会被更好地代表，他们会对这个去中心化的系统有更直接的影响。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管辖者——在某些方面会让他们更有自主权，但依然和欧洲其他公民一样有平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更多的欧洲政策会更起作用，因为不会再出现一个英国脱离大陆的情况，或者荷兰人反对乌克兰的情况，等等。这样的案例——一个独立的单一性国家主体试图决定全体欧洲公民的未来——曾经一直是欧洲民主最大的问题。
我已经前进了好几个光年
界面新闻：能否谈谈您发起的这个运动，除了您之外还有哪些关键人物，迄今为止已经有哪些重要的进展？
Guérot：我已经前进了好几个光年。
在我浴室的镜子上，我用口红写了圣雄甘地的话：“他们先是忽略你，然后他们会嘲笑你，继而他们会与你争斗，接着你就赢得了胜利。”当我和Robert Menasse在2013年3月发表“成立欧洲共和国宣言”的时候，人们把我嘲笑得要死。
然后我辞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个项目。我成立了欧洲民主实验室，得到了一些初始资金，做了一些项目。我开始写关于欧洲共和国的书。人们已经不嘲笑我了，但他们开始忽略我。
接着，忽然之间，就是在2015年2月希腊退出欧元的话题被热烈讨论的时候，我被一家德国学术机构邀请，就我的欧洲共和国理念发表讲话。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以前被邀请到各种论坛上去，大多数都是参加一些特别泛泛的话题讨论，比如“欧洲的未来”，“正在十字路口的欧洲”之类。那是第一次，有人肯定是读了我的文字，理解了我的建议，并且因此邀请我去发言。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然后我在2015年5月的republica大会上作了一个小讲演，颇引起了一些喧嚣。我们在此后搭建了自己的网站，而且来了很多年轻人，很多我们需要的人。年轻人帮我翻译网站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最终给我带来了来自各国的媒体采访邀请，从布拉格、荷兰、芬兰……因为我能够讲多种语言，这个理念像种子一样被传播开去。
在2015年5月到我发表新书之前，我经历了一场“轰然巨变”。人们意识到当前危机可能导致我们失去欧洲，他们的焦虑随之增长。注意，不是欧盟，是欧洲。我看到人们确实真切地担忧失去欧洲这个概念。
现在我收到全世界这么多的媒体访谈邀请。就比如这两天，我就要参与荷兰电视台1个小时的纪录片，一家比利时的报纸访谈，一家洛杉矶的报纸，以及一家中国网络媒体的访谈——这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我确实创造了一股解放的动力。
我设计了一个乌托邦，但却是一个可实现的乌托邦。我们不应该忘记，欧盟本来也是一个发明。在某个时候，让·莫奈相信我们应该创造一个煤钢联盟，然后把这个主意悄悄对阿登纳和戴高乐说了，然后他们把它写下来，变成了条约，然后它就成为了现实。我们创造了这个现实。今天，我们还能创造另一个现实。
我是在熊彼特的意义上看待创新的：创造性的摧毁。为了这个创新的过程，为了引领人们经历变革，我们总是需要社会的诸多群体为了一个目的团结起来。我可以看到，我的书正在5个群体之中传播。它在年轻人中引起回响；在左派之中引起回响；还有欧洲城镇里的公民，他们向往一个有活力的参与机制的欧洲民主；还有女性，因为我调动了欧罗巴作为一个女性的神话意象；有意思的是，还有基督教会，天主教和新教都有。我收到了很多基督教会的邀请，因为我反对市场秩序主宰一切，而且我主张公共的“我们”大于个体的“我”。此外，“共和国”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les Republic Christiania（基督教共和国）”，基督教会本身也是跨国组织。
在我和我的项目旅行的四年里，我感到它的回声正在增长，就像做蛋黄酱一样：你一点点地混合蛋和芥末酱，然后搅拌它，它就开始涨起来了。
界面新闻：在接纳你的理念的程度上，是否存在欧洲各国或者各地区的差别？
Guérot：我觉得总体而言，最不愿意接纳这个理念的是国家政客。
我的书将会被翻译成波兰语和西班牙语，我希望法语和意大利语版本也很快会出来。我希望能找到一家英语出版社，但显然在当下的状况里，英国的出版社不太关注欧洲，更关注美国。
关键在于你和谁交谈。我访问了波兰，我的书在波兰的杂志上得到很好的评价，而我在波兰电台的讲话也反响很好。但如果你和国会议员或者坚持当下欧盟体系的欧洲议会议员交谈，那你肯定会遭到抵制。
法国也是如此。我和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女士交谈，她非常喜欢我的想法，因为“我的阿尔萨斯之上罩着欧洲的屋顶？我喜欢”。但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会觉得当下的欧盟体系运转很好。但还有一家叫《玛丽安娜》的法语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欧洲应该成为共和国》的法语文章，提到一个由一群法国市长发起的小型运动，与欧洲共和国的理念也很相像。所以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念会在法国扩展。“共和国”的理念在法语之中有回响，而玛丽娜·勒庞正在玩弄它。在某些方面，我想要把共和国从玛丽娜·勒庞那里偷回来，因为它不属于她，而属于所有人。
爱尔兰也（对欧洲共和国的理念）表现了很多兴趣，西班牙也是，因为那里有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意大利依然，两天前我也去了那里。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很强的反中心化地区，它们都在尝试接触这个理念。
我还和丹麦以及瑞典的报纸有过互动。显然，这些君主立宪制国家对“共和国”的概念有些芥蒂：“我们能保留国王吗？”我的回答是：可以，你们可以保留你们的国王。有些非洲的共和国就在共同法之下保留了王国，共和国只是罩在跨国共同法之上的屋顶。如果你出于感情原因，想保留一个国王，你完全可以这么做。
界面新闻：您与英国历史学者提莫西·贾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交谈过吗？他可能会是英国最适合与您谈论这个理念的人。
Guérot：我和他谈过，而且还会继续和他谈。我跟他很熟，而且经常被他邀请到牛津去。4月份我还参加了一场他在Dahrendorf举办的论坛。Timothy和我有一些观念分歧，但我们都同意，英国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是在英国王室之下的王国联合，比如英格兰和苏格兰。你可以找到一条不同的道路，把英格兰和苏格兰一起带入欧洲共和国，而不反对英国王室。
这是可以行得通的。看看Nicola Sturgeon吧，她就率先嗅到了这个可能。是她想要让苏格兰获得就《里斯本条约》第50条投票的权利，把苏格兰带入欧盟，哪怕因此反对英国王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英国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是我和Timothy彼此认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联合体，即便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国的代表团结在一起，超越英国这个民族国家。
界面新闻：在这个阶段，您最需要什么支持？
Guérot：把我的书用英文翻译和出版，因为它是欧洲的通行语言。
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我给欧盟区域委员会和欧洲历史城镇和区域联合会的人讲话。这两个机构有很紧密的合作。他们说：“我们正在写一本关于欧洲2030年的书，你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纲。”这意味着很多行动者已经在认真对待这个理念。
我还在把书翻译成法语。如果加上个英语版本，这个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我相信，一个公民拥有主权、在共同法面前平等、权力分立并保持地区身份特点的欧洲共和国，会赢得三分之二的欧洲的支持。
欧洲不仅应该自卫 还应该建造自己的独立性
界面新闻：最后一个问题，国家安全呢？一个欧洲共和国是否应该防卫独立，不再依靠美国？
Guérot：绝对必须如此！欧洲不仅应该自卫，还应该建造自己的独立性。
我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支持者，比如我在德国的马歇尔基金工作过，也完全推崇那个作为自由世界的维护者的“老好美国”，等等。但我一直反对（这个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性，它必然建立在（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的基础上。
你可以说这事关军事安全，但你也可以拓展到网络安全上。比如谷歌这样的公司，你得把服务器放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要独立，我们就不应该依赖于美国的服务器，或者美国公司。只有独立的人民才是自由的。
欧洲需要在核心事务上能够独立，而我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对美国的意思。
*编者注：此处引文为受访者所说，与流传最广的版本表述有所不同，且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撰文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甘地曾说过此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