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东城区的干面胡同往深里走，有一处红色院落显得分外扎眼，那是中国最大公募基金会之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的办公地点。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境遇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迈入了“元年”，全国基金会总数迎来大规模增长。而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又迎来了基金会新一轮的繁荣。
一直以来，“公开透明”是公众对于慈善基金会的基本诉求，但目前大部分基金会仍未落实这点。曾分别遭遇“郭美美事件”以及“嫣然天使基金善款去向”等质疑的红基会，在品牌公信力的危机应对和建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公开与透明是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底线，基金会就相当于一个福利银行，吸纳社会资源用于公益事业投入，款项用途的公开是最起码的要求。12月29日上午，在红基会的三楼会议室里，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红基会位列“界面2016中国最透明慈善公益基金会排行榜”第二名，点击查看完整榜单。
目前，有关基金会公开透明的形态有三种：一是“玻璃缸式”的公开，二是“贴票式”的公开（即，把所有支出票据都张贴出来），三是有限度的公开。第一种不大切实际，第二种不易操作，第三种给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孙硕鹏认为，公益基金会的公开透明应把握好“度”，标准化的公开透明最佳。
执着于细节的公开透明是没有意义的，要抓住三大核心：首先，是要公示公益项目的支出情况，也就是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第二是公示管理成本，只要不超10%就符合规定，第三是公示审计报告，且审计一定要来自第三方。做到以上三条就足够了，坚持做到这三条，就很不容易。这也是红基会的优势所在，这就是标准化的公开透明。
针对目前部分公益基金会在公开透明所存在的不够、不详细的现象，孙硕鹏认为这其中有中国的慈善理念传播不到位和各机构管理参差不齐的原因。
目前，一种观念是基金会员工的收入不能高，最好是无成本做公益。受这种观念影响，有很多慈善机构在公示员工薪酬或机构管理成本时就有顾虑，不敢公示，怕大家不愿捐款，这种顾虑在公益慈善机构是很普遍的。还有一种是由于机构将资金用于一些创新性的、超前的项目，在没有前者经验的前提下，很难向社会公众解释清楚，而选择不详细公示。
孙硕鹏表示，只要管理成本不超过捐款收入10%就是合规的，基金会拥有体面公布的权利，且公众易把有一些符合创新性的合法正常的慈善行为认定为非法操作，以上两种现象都表明中国社会的慈善公益伦理和慈善意识的普及还不够到位。
公开透明是公益基金会的底线。孙硕鹏表示，没有哪一家机构会因为公开透明而受到伤害，这是与公众建立信任关系的最好方式。但不能太繁琐，而将公开透明引向一个消耗成本与精力的错误道路。目前的行业重点是做到最基本的公开透明，先要拟定几条标准，作为行业规范来遵守。
眼下公众们对公开透明的关注热度很高，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行业没有发育成熟，管理参差不齐，致使公众缺乏信任感，等到未来行业真正做起来了，公开透明将不再是公众的讨论话题，而是必须满足的硬性标准。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慈善法在全国两会上“高调”出台的“姿态”，胜过了法律本身的内容，表明国家对慈善法的期待与重视。
孙硕鹏认为，慈善法的基本框架比较完善，提出了许多好的概念，但也存在不少需要完善和细化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能一步到位。以后可以通过专项条例来逐一解决。比如，慈善法没有规定公开透明的具体要求，没有明确基金会收入和管理费的开支范围，也没有承认慈善筹资成本，对捐赠企业、人的激励政策不够等。
此外，还要避免慈善法出台后，可能带来慈善组织的“野蛮生长”形态，即规模代替质量。目前，很多地方把公益慈善机构数量的增长做为其贯彻慈善法的成果，但光批准是不够的，而是要看孵化、培育出了多少优质的慈善组织。
红基会的透明度的建设不光是出于对公益慈善底线的坚守，更是对红十字先天文化的沉淀与传承。中国红基会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发起并主管、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1863创立于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旨在为战争和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的人道组织，其几乎所有的资源（包括资金链）全部来自公众。因此红十字运动尤其重视公开透明，这有这样才能获得公众的持久信任和支持。
孙硕鹏表示，实际上目前实行的《慈善法》的很多立法精神，比如基金会年度最低支出比例的限制，最高管理成本的限定等，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初为救灾救难制定的一些契约或宪章的理念是相通的。
除了先天的红十字文化影响，“救灾”的特殊性质也决定了红基会透明度建设的优势。无论是红十字总会还是红基会，救灾都是其核心业务。“救灾款物一个特点，是社会集中捐赠，款物集中使用。这种业务性质使捐赠款物公示比较容易操作，公示起来也比较直观。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其他基金会也像公示救灾款物一样，达到集中式、直观化的公开透明要求。每一个基金会业务都不一样，还是那句话，只要满足标准化的公示内容，就是一个标准化的基金会。”孙硕鹏说。
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基金会在捐款收入透明上进步较大，但在项目透明上还不够。一般情况下，公众很关心捐赠款物的使用，但实际上公益项目才是一个基金会最核心的内容。因此，资助项目的公开透明是最重要的，而其最好的施行方式是让捐赠人或者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其中。
孙硕鹏表示，在非灾非难的情况下，除了资助一些传统的公益项目，几乎每个人的捐款都是有个性化诉求的，了解其诉求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捐赠方参与。因此，近年来红基会把很大精力都放在了项目管理上。一是标准化管理，如红基会用两年时间通过了ISO质量管理，所有重点项目都实现了手册管理。二是创造条件让捐赠人和志愿者参与项目的考察、落地和运行。
2013年“芦山地震”的时候，一家外企向红基会表示想捐钱建一个卫生院，但当时迫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无法说服员工，该事件对于红基会具有警示意义。孙硕鹏强调。“也就是说，一笔捐赠不是高层决定就行了，企业的普通员工和社会公众都有决定权。公开透明面对的不是小众，而是公众。必须让公众参与进来，靠实际参与来影响和说服捐赠人。”
红基会用了四年时间孵化了“天使之旅”志愿服务模式，即通过公益旅行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红基会的卫生服务、大病筛查、社区扶贫等项目。孙硕鹏表示，项目的公开透明不是通过数据就能展现的，这是一种捐方直接体验过程。如果没有参与渠道，项目对捐赠人来说只是一个冰冷的符号。拉近捐赠人与项目的距离，是基金会最值得投入的地方，虽然比较耗费时间成本，但这是最好的公开透明的方式，是“活”的公开透明。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红基会正式成立20周年，也是近几年来发展态势最好的一年。20年来，红基会募款额总计44.68亿元，项目受益人达数千万。截至2016年12月底，红基会筹款额达4.8亿元，完成了年度募资计划185%。2016年，红基会以“红十字天使计划”为核心，健康干预、救灾赈济、教育促进和社区四部分组成的公益项目稳步推进，亮点频出，并逐步向经济化、标准化管理拓展。
儿童生命及尊严的保护是红基会的工作重点。2016年，红基会的儿童大病救助项目争取到了国家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十三五”期间每年将获得2亿元的投入。早在2009年，红基会的儿童白血病救助项目就纳入了国家彩票公益金的资助范围，成为成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样本项目。“十二五”结束后，该项目的资助力度从8000万追加到了2亿元。
“救助需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救助项目执行得非常顺畅，”孙硕鹏说，此前红基会用于儿童大病救助的资金难以满足社会诉求，几乎每年都是“寅吃卯粮”，即今年的资金资助去年排队的孩子，只有2016年资助到9月申请的患儿，9月以后申请的还在排队，等到2017年才能解决。
同时，红基会还着力于人道服务的供给侧优化，发起了“院士＋”项目，12位中科院院士在红基会设立了“院士博爱基金”，这也是全国首个由院士发起的基金，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成本，优化医疗服务。该基金于2016年4月启动了“儿科振兴”计划，以新疆和贵州为试点，为当地培训百名儿科专业骨干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