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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郑萃颖 李慎
到今年7月16日，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运转一周年。截至7月11日，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超84.90亿元，减排效果初显；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履约完成率达99.5%。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后，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目前全球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有5个，分别是欧盟、美国、韩国、新西兰和中国。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or）是最早将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市场化机制约束碳排放行为的开创者，也因此被誉为全球“碳交易之父”。近日，界面新闻ESG采访了理查德·桑德尔，谈及其创办碳市场机制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展望。
受多年好友兼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启发，理查德·桑德尔从金融期货商品的创新实践中总结经验，投身于环境金融的研究和实践，并在2003年创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即全球首个温室气体限额交易和补偿交易平台。“环境是生命的源泉。”理查德·桑德尔在界面新闻采访中说，“既然我们可以为食物定价，我们为何不能为同样重要的环境定价。”
2004年，他设立了CCX的全资子公司欧洲碳交易所（ECX）。2008年，CCX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资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为中国最早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一。
一直以来，桑德尔都关注着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我是中国的学生和头号粉丝，几十年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发展。因此，我对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寄予厚望。”他指出，中国碳市场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应该与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现状和文化相适应。“我期待中国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领导者。”
桑德尔表示，环境意识和气候行动与国家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病毒、能源危机、俄乌战争等问题都会减缓气候相关问题的进程，却不会阻止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迭代进步。桑德尔引用维克多·雨果的句子表示，“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No force on earth can stop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
同时他认为，想要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碳交易制度并不符合国际贸易中政治、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其关心极其宏观的措施，寻求智力上的刺激分散精力，不如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
2002年，理查德·桑德尔被《时代》周刊评为 "地球英雄"。2007年，由于其 "碳交易之父 "的身份，被该杂志评为 "环境英雄 “。目前，他还担任美国金融交易所（AFX）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环境金融产品公司（即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孵化器）的首席执行官，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以下为专访内容：
界面新闻：首先，您能否与我们的读者分享全世界第一笔碳抵消交易—您在哥斯达黎加购买碳证背后的故事，以及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自愿温室气体交易市场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之前的铺垫？
理查德·桑德尔：我对碳市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1990年，一个制造石灰的利益集团（石灰能够中和酸雨的酸性）问我，我是否能够倡导为配额交易市场立法，“既然你能把利率商品化，那你能把空气商品化吗？”我说，应该可以，毕竟二者难度一样大。我们必须为稀缺的东西标出价格。一旦设定了价格，人们就会珍惜这种资源。价格高了，就会产生约束力；价格低了，就会产生需求。
在推动规定排放权的过程中，1991年，我应邀到日内瓦发表一篇分析全球碳市场的发展前景的论文。当时联合国正筹划第二年在里约召开地球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那是30年前，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但我去了科帕卡巴纳海滩边的帐篷里参加一个小活动，点了杯凯匹林纳鸡尾酒，递交了一篇论文并跟同事说，有了行业建议，我知道这个国际碳市场该怎么做了。
在那次峰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是莫里斯·斯特朗，他创办的地球理事会总部在哥斯达黎加，我于是去拜访了他和时任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总统的妹妹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是全球气候圈领军人物，也是后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秘书长。深入沟通之后，我表示自己愿意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
当时，他们将哥斯达黎加森林的碳封存商品化，并签发可认证、可交易的“温室气体抵消单位”（CTO），这一革命性的举动明确了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碳证的买家都必须确保投资的森林受到应有的保护，能够存储相应量的碳，如果森林里遭遇火灾或遭砍伐，则有方案计算碳的损失。随后我们列出了所有考量因素，并在一一满足后，1997年，我司在该国首次购买了1000吨的碳证，完成了现实世界首份碳证交易的认证。
如果你光是论证一个假设，它不过是个假设；如果你投入了财力，人们才会认真对待你的想法。和一般买家不同的是，我们的推荐人和合作伙伴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再加上我们在排放权交易和其他成熟市场的经验、我们的投入程度、以及在联合国会议上的碳交易讲演等综合因素，都帮助我们获取了信任。那时我们立下使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社区，支持世界各国建立排放交易系统。
界面新闻：当您创建金融期货产品时，此举领先于立法，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使新的期货产品进入市场运转，您推动美国国会重新定义“商品”，使其包含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对于创建新的期货商品来说，需要怎样的推动过程？
理查德·桑德尔：企业家试图领先于时代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不落后于时代。这是企业家的一个原则。除非你提前准备，不然当一件事流行起来时，你已经来晚了。
我们建立市场需要关注四个象限，以确保交易的收益具有成本效益。其一是立法；其二是监管；其三是交易模式的设计；其四则是商品交易合约的设计。
就金融期货而言，第一象限“立法”的支持，需要让国会法案来重新定义“商品”。紧接着是向新的监管机构申请更新监管内容，稳固第二象限，以确保立法与监管齐头并进。此后，我们需要确立交易规则和条例。再之后就是定义商品的规模和标准。
例如我们和政府全国抵押协会（Ginnie Mae）推出了有史以来第一张利率期货合约——政府国民抵押协会抵押凭证（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Certificates，简称GNMA），由美国政府的两个机构担保的抵押贷款作抵押，为后来的国债期货奠定了基础。所以确保这个过程的存在至关重要。对金融机构来说，交易这种资产应该具有成本效益。这和在菜市场卖白菜同理，我们需要基础设施就位。
界面新闻：您在做的事似乎是把许多不可公度的价值都赋予了价格，包括环境的价格、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等。正如您曾说过，如果没有定价，自然界将是一个任人享用的自助餐。但当您首次提出碳市场这一概念时，将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赋予了价格，是否面临公众的道德批判？如何应对各种阻力？
理查德·桑德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位发明新市场的经济学家，当我改变现有的经营方式时，总会遭到反对，因为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由于这些人的利益依赖于现有的系统，他们不知道如何适应变化。
环境问题尤为独特，因为环境是生命的源泉。但我们认为它不应该被区别对待——世界深深受益于小麦、大米和猪肉等市场，既然我们可以为食物定价，我们为何不能为同样重要的环境定价？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个运营良好的农业商品市场能够确保在堪萨斯州种植的小麦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有效地运送到上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同理开发一个系统，将清洁空气输送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是，环境商品的所有权很难定义。可以借鉴的是土地权：比如某一英亩土地或属于农民，或属于政府。同理可推，我们必须定义一种产权，那就是排放的权利。我们需要限制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才能限制污染。
我的导师和亲爱的朋友—在中国有相当知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他在1960年出版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科斯定理，即基于配额的机制（政府设定环境容量目标，这个目标如果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MC=MB，将最具经济效率）。配额机制比起税收和补助，能够更合理、自动地配置资源——因为当事人（生产者和消费者）会自行将双方经济利益最大化，交易碳排放配额。科斯理论也被用于拍卖无线电波和石油租约等这类性质的商品。
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他也鼓励我建设一些机构和制度，为碳市场铺路。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谁拥有排放权？如何分配排放权？如果有些人被赋予特殊的优势，这是否会损害系统？是否会产生不合理的财富分配？但所有这些都不难回答。如果把碳市场的框架看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工具，剩下的就是抓好市场教育了。
作为一名教师，我热爱教育，也喜欢学生。而且我不认为气候教育是一个艰巨的目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新概念。所以，启动一个新市场，就必须教育学术界、记者、监管者、律师和会计师，因为他们才是将来碳市场的运作者。与苹果手机、电动汽车，或几乎任何其他颠覆性技术的兴起一样，建立新市场的本质上是一件广泛的教育工作。这需要一系列的计划：清除立法障碍、监管障碍、设计交易模式、交易合约，再列出这一金融创新所需要的一系列人才支持。
界面新闻：2021年7月16日，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SEEE）正式拉开帷幕，刚满一周年。您对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有何评价？以及中国碳交易市场未来在全球范围内会有怎样的潜在影响力？
理查德·桑德尔：首先，我想对中国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一周年表示祝贺，这是不小的成就。大约二十年前，我们首次把碳市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的想法带到一场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我们的愿景是让中国基于自己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发展出中国本土的碳市场，而不只是借用西方经济体的工具。中国碳市场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应该与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现状和文化相适应。
2005年，我们在联合国就碳交易进行了第一次演讲，探讨如何建立第一个气候交易所。在过去的17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发放碳债券、碳期货等碳金融产品，又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碳市场。起初开设多个试点时，我们就预计中国的碳交易最终会发展成国家级规模。
在我看来，过去的十七年都是在奠定基础工作。虽然听起来比较缓慢，但从金融创新的角度而言很合理。动力转向器是在1935年发明的，到1955年才得到一些关注，又过了二十年才广泛应用于汽车。现今广播媒体行业，所有工作者都使用个人电脑，在此之前只有老式的打字机。从莱特兄弟发明飞行器到商业航空旅行，花了约三十年。
中国的全国碳市场第一年是打地基，但是我预计它会在未来两到三年经历指数级增长。美国国会在199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推出了“酸雨计划”，我的公司完成了第一笔排放权交易，但是计划从1995年才启动。因此我很乐观地估计，两三年后，碳交易的概念在中国会越来越普及，将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我期待中国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领导者。
我是中国的学生和头号粉丝，几十年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发展。因此，我对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寄予厚望。我在中国许多省份都开过讲座：我有幸在复旦大学担任特聘教授，也曾在北京大学讲过话。年轻人们非常热情，学者们也有紧迫的环保意识。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碳排放强度管理制度，对重点排放行业的碳排强度进行约束。但我认为，中国的碳市场最终会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
我们和中国的监管机构、环保部门，以及各发展委员会打过交道，我们觉得基础工作已经建立起来了，接下来也许会经历一些平缓期。
库兹涅茨曲线启示我们，环境意识和气候行动十分依赖于国家的经济水平。人民的首要关切是食物和住房问题。一旦他们不再担心温饱，才会把注意力转向空气质量和生活品质。显然，新冠病毒、能源危机、俄乌战争等问题都会减缓气候相关问题的进程，却不会使其停止。即使全世界对新冠疫情、世界经济的增速放缓和可能的经济衰退十分关切，但正如伟大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
而环境保护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关重要，你们大半生的生活质量将取决于清洁的空气和水资源。虽然环保路上会面临挫折，气候行动绝不会停止，中国也不会停止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任重道远，坚定扫除道路上的障碍，不要被障碍牵着鼻子走。这是一件终身使命。
界面新闻：目前已经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欧盟、美国、韩国、新西兰和中国。最新的消息是，目前日本也在酝酿创建碳排放交易市场。由此，许多人会期待最终能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但也有学者警告说，全球范围内的限额和交易只会带来麻烦，降低减排效率。您对此有何见解？
理查德·桑德尔：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设计一个全球性的、相互连接的碳市场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棉花的贸易史，十九世纪，我们在孟买、埃及、利物浦、伦敦、新奥尔良都有贸易中心，却没有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交易所。这不是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也不是历史事件的展开方向。欧盟起初只是个关税联盟，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之间。后来逐渐由六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27国的政治经济联盟。
想要建立一个同时适合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碳交易制度，是不切实际的，这不符合国际贸易中政治、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其关心极其宏观的措施和理论问题，寻求智力上的刺激分散精力，不如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
界面新闻：您认为未来碳证是否会代币化，以及区块链技术在中国碳市场的应用前景如何？
理查德·桑德尔：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持续的农业种植流程可以使用物联网技术，通过采集节点信息的检测装置，将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上传到区块链。一颗西红柿从种植到消费者手中，所有经过的地方都有记录，构成一幅完整的碳排放地图。
区块链在登记和跟踪方面的效率极高。如果能应用于市场交易，能够有效减少交易中的摩擦，由此缩小批发和零售之间的价格差，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获利。商品和服务能够更低价、有效地从生产者送到消费者手中。而区块链、监测设备、区块链协议这些要素都把我们推向物联网这一非常重要的技术革命，其影响力也在气候行动中举足轻重。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在金融科技上多花精力，最大程度地利用时间，也应该加强金融科技教育。我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创新上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都是源于专注、专注、专注。
我的新书《Electronic Trading And Blockchai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的中文译本（《电子交易和区块链：过去 现在和未来》）也已经出版。
我们面前的气候危机将会危及年轻一代，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像中国的上海、香港这些沿海地区，面临洪水以及海平面上升等危机，都首当其冲，波及上百万、上千万人口。我们需要更紧迫、更专注地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哲学问题。
界面新闻：我很欣赏您能在经济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危机中寻求市场解决方案，这极大的鼓励了企业家精神。请问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会涉及什么领域？
理查德·桑德尔：我认为接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水资源保护。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21%，却只有7%的水资源。清洁水源稀缺的问题和气候危机一样棘手，而且也有关联。全面、系统的水资源管理和计划，以及森林资源的保护都同样重要。保护森林的措施不限于碳封存，还可以扩展到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制药权。只要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为人们提供和贮存清洁水资源，就能够实现水资源的持续供应。一旦解决法律法规、机构建设、教育等层面的问题，就有可能解决水资源问题。中国既然有能力使上亿人脱贫，也一定有能力解决像水资源这样重要的危机。年轻一代会把新想法、新技术带到解决措施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