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尔森·怀特黑德完成他即将出版的新作的次日早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把书放到床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明尼阿波利斯出大事了。”那是2020年5月26日，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三天暴乱的第一天。怀特黑德选择在1964年哈林区暴乱的背景下结束他的最新小说《哈林曳步》（Harlem Shuffle），这次暴乱是在一名15岁的黑人男孩詹姆斯·鲍威尔被警察托马斯·吉利根枪杀后爆发的。在他结束对此类事件之后“我们如何团结起来”的虚构思考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另一起相似的事件，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怀特黑德自己观察到，这一巧合证明了他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如果你写的是一团糟的种族问题，只要等五分钟，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早在我们聊天之前，我就下定决心不会让种族的话题成为主导。首先，这是黑人作家总是被要求提供意见的主题（往往是唯一的主题），也让我们建立起了期望。但是，这个话题从未主导过怀特黑德的作品，他之前的九本书中涉及了电梯检查、世界扑克锦标赛和僵尸末日等不同领域。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话题可谈，像是音乐。“我做过研究，大学写过一篇关于Ice Cube（美国说唱歌手）第一张专辑的论文，我现在还在听这张专辑。音乐能唤起我对于生活中某些时刻的回忆，当我努力写作时，总在听Radiohead和Public Enemy（说唱团体）。”还有居家隔离。“我想说的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作家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我几乎整天就坐在这里。”他是否后悔几年前临阵退缩，没有接受托妮·莫里森（莫里森于2019年8月5日去世）共进咖啡的邀请？“我以前有机会在会议上见到我的一些偶像，我总是非常拘谨。”
正如他在长岛萨格港的度假屋里通过视频电话所说的，“种族问题很重要时，它就在那里。有时，当种族问题是我写书时试图弄清楚的一部分时，我就会专注于此，有时它根本不重要。”他最近的两部小说比过去更直接地瞄定了这个主题，记录了动产奴隶制（《地下铁道》）和吉姆·克罗时代的虐待性劳教所（《尼克尔男孩》）令人窒息的恐怖事件。这些作品让他连着两年赢得了普利策奖（之前他曾获得过麦克阿瑟奖和国家图书奖等一系列奖项），《时代》杂志将他描述为“美国的故事讲述家”。这些作品也带来了让他进行公开评论的要求。他在回应一家书店要求“坦率谈论种族问题”的邀请时说，“我不是黑人的代表，我不负责治愈别人。”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是否感受到了这种责任的重量？“我的评论写在小说里。如果你想知道我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看法，你可以阅读《地下铁道》和《尼克尔男孩》（The Nickel Boys）。我不会再写一篇评论文章，用900字来重申我的观点。”当人们说作家有责任参与政治时，他很好奇：“为什么我比水管工或教师更有责任参与政治？我们都在参与这个叫做社会的东西，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接受或拒绝，或者只是忙于工作，无法以任何公开方式参与其中。我宁愿去写我的下一本书，而不是赶在截稿日前为《纽约时报》写一篇关于特朗普主义终结的文章。”
《哈林曳步》被称为一部犯罪小说，记录了雷·卡尼的冒险经历。他是一名家具销售员，对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坚定追求，意味着他偶尔会充当被盗珠宝和电子产品的卖家：“人们的生活中，货物会自然地进出和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雷·卡尼为这种流动提供便利。”卡尼的表弟弗雷迪拉他入伙参与抢劫特蕾莎酒店的计划，小说从这里扩展到了怀特黑德的人物研究，怀特黑德将其描述为“随着卡尼越来越多地屈服于自己的犯罪一面，小说呈现的是他在生活中三个不同阶段的肖像”。如果你是在2016年《地下铁道》（或最近由奥斯卡获奖导演巴里·詹金斯改编的电视剧）取得巨大成功后才成为百万怀特黑德书迷的一员，可能会觉得《哈林曳步》是对犯罪领域一次令人惊讶的尝试。但那些关注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人，依然会发现他在小说方面那熟悉的天赋，游走在限制的边缘。
当他“试图想清楚一个故事”时，他总是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在遵守规则的同时，偏离人们的期望？”比如写一起抢劫案让他能够组建一群试图控制自己命运的人物，如怀特黑德所说，这些人物总是告诉自己：“如果你能完成这次抢劫，就能扭转你的命运；如果你的计划足够好，就能战胜你的虚弱。”这与《地下铁道》中许多人物的无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两部小说都沉浸在是否能够逃跑的幻想中，借用《纽约时报》对其僵尸末日恐怖作品《第一区》（Zone One）的描述，展现了怀特黑德的小说是如何揭示“熟悉的陌生和陌生的熟悉”的。
他在全球新冠疫情灾难中的经历与他在写《第一区》时的想象是否一致？“我没有想到卫生纸会成为货币，”他面无表情地说，“也没想过《第一区》的清扫工把关在公寓里的僵尸赶走的同时，旁边的僵尸却把卫生纸当被子盖。更没想过人们会说：‘哦，僵尸病，它就像流感一样，只要我们有良好的免疫系统，就能活下来，我不会去注射僵尸疫苗，那太疯狂了。’”
他也经常被问及他的历史小说与当前事件之间的相似之处。在2020年《尼克尔男孩》出版时，他将其描述为他的“特朗普式”小说，也许是因为小说中所体现的对不公正的理想主义或犬儒主义回应，经常被解读为第45任总统当选后许多美国人最关心的内容。正如他所说，“当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自己最坏的本性所蛊惑和驱使时，要如何找到对未来的希望？”
这是否意味着《哈林曳步》应该被视为后特朗普时代的作品？他笑了。“这本书感觉有点脱离当代的关注，它只是它自己。”他把《哈林曳步》描述为“整天看电视”的童年的产物，并天真地谈到他对经典作品的早期迷恋，如《骑劫地下铁》（“一群强盗偷了一列地铁”）和《乌龙帮办再显神通》（“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偷了粉红豹的钻石”）。斯坦利·库布里克1956年的黑色硬汉电影《杀戮》对他产生了影响，“我一直对那些有缺陷的人试图战胜命运的故事情有独钟。”
像他早期的许多小说一样，《哈林曳步》也充满了讽刺性的幽默。即使在悲惨的时刻，人们也能做出荒谬的事情。笑声驱赶着悲伤。在一幕中，弗雷迪讲述了他如何在暴乱中穿行，拼命地想去买一个三明治。“我想，在这么乱的情况下，我怎么才能买到我的三明治呢？”这让我想起了2020年BLM抗议活动期间自拍的人，我说。怀特黑德回应说，“当我们谈论60年代中期的民权运动时，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被这些扰乱秩序的年轻人威胁了。暴乱中有年轻的高中生或大学生参与，也有像弗雷迪这样的人，他们只想去买一个三明治。”他想展示那些被卷入一场暴乱的人的“全景”，“不是说所有哈林区的人都和马丁·路德·金一起游行，其中有不同的派别。”
怀特黑德曾写过两本关于种族主义棘手问题的书，在《哈林曳步》中也暗示了正义永远不会得到伸张的观点。暴乱后，在讨论吉利根是否有可能进监狱时，一个当地的酒保说：“让白人警察因为杀了黑人男孩进监狱？还不如相信牙仙的故事呢。”然而，今年4月，在怀特黑德写完他的小说几乎一年后，德里克·肖文被判定谋杀乔治·弗洛伊德，并被判处22年的监禁。“突然间有了一点希望，”怀特黑德说，不过他提醒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所有的成果都是如此不稳定，必须要加以维护。当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进步。你不能想当然，你必须要去投票，你必须要真的去保护这些微薄的自由，否则它们就会被剥夺。”
又是关于种族的话题。但是，《哈林曳步》并不是一部“关于”种族的小说。“《地下铁道》和《尼克尔男孩》中有种族不公正的基础，”怀特黑德说，“但在这本书中，大反派是纽约的房地产。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扭曲人们生活的最重要力量是，你住在哪里？你是否能找到一间更好的公寓？你怎么找到它？公寓是谁建的？随着书的进展，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即谁在真正管理这个城市，谁在建设这个城市。”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力地重现了上世纪中期的哈林区。怀特黑德觉得自己是被吸引来写这个区域的，因为它是“60年代黑人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一些最早的记忆发生的地方——“很小的时候我就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在上幼儿园之前，“（我）住在109街和河滨路附近，河滨路是卡尼常去的那种大道。”但从那时起，他就没有在这个街区生活过。他小时候搬到了曼哈顿，在那里长大，现在也住在那里，因此他更多地是依靠研究而不是怀旧回忆。他很喜欢在漫长的午后去现场寻找地点，“只是四处走走，拍拍照片，”然后回家弄清楚哪些地标在1960年代已经存在，哪些没有。
我问他，过去几年的巨大成功是否带来了一种期望的负担，让他再次将注意力转向空白的页面时，对写作感到畏惧。他回答说：“我对我正在做的事情非常兴奋，并没有真正去考虑其他人的问题。”怀特黑德非常喜欢写卡尼这个角色，甚至正在考虑重访他的世界。这意味着，尽管他被巴里·詹金斯改编的《地下铁道》“震惊”，并且已经看了“2.5遍”，但他还没有准备好将这部最新小说交给任何人改编。
作为一个自诩为影迷的人，他是否会自己改编自己的小说？怀特黑德笑着说，他曾写过《直觉家》（The Intuitionist），一部关于电梯检查员的推理小说，他在写作的时候问自己，“我还能忍受写多少次电梯这个词？”撇开卡尼不谈，这似乎一直是他的黄金法则：完成一个主题之后，他倾向于不再讨论它。正如他在谈到他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斯坦利·库布里克时所说：“他拍过《闪灵》，拍过《发条橙》，拍过《奇爱博士》，都是非常不同的电影。他选择了一种类型和一个吸引他的故事，然后想出如何去拍摄。他总是改变——如果你已经做了一次，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次？”他人生中的座右铭。
（翻译：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