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谭青山（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联系方式：q.tan@csuohio.edu。）
美国传统的以两党共识为基础的对华政策近年来呈现下降和消失的态势，尤其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与其国会参众两院的支持者们在对华政策上将中国作为美国战略对手，甚至把中国看作冷战时期的苏联，大有与美国争霸世界之势。 为此，特朗普政府不惜成本地与中国大打贸易战，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加紧在高科技技术领域的限制，并在外交领域，不断突破以前美国政府与中国达成的协议、谅解，和默认的边界，碰撞中国政府的底线。 这些政策使得中美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进入了最为低谷和紧张的时期，也极大地挑战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尼克松、卡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执政期间所执行的一种具有40多年历史的两党共识的对华政策。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与中国国内的学者、政策分析研究者们都在谈论美国两党共识的对华政策的消亡。本文不探讨这种政策是否已消亡问题（我并不认为两党对华政策已完全消失），而是要回答为什么美国两党共识会受到严重挑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一下什么是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共识。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概念，自尼克松以来，每一届政府都有其对华政策的特点，比如尼克松将中国作为战略伙伴，以与苏联抗衡。克林顿将人权与贸易脱钩等。但总的来说，这种共识政策是接触与合作：意将中国看作是一个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伙伴，以共同解决一些国际上棘手的问题，无论是战略平衡、核控、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反恐，还是环境保护、反贫困、缓解南北矛盾与冲突等，与中国合作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双边关系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给美国带来巨额利润，贸易互补也可让美国大力发展其比较优势，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补贴和维持美国消费者的富裕生活水平。而自由派们也希望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的融合和互为依赖，会让中国的意识形态逐渐向西方靠拢。
美国传统的两党共识严重下降有着深刻的国际与国内政治变化的背景。国际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冷战的结束，对美国有头号威胁的苏联已不再是悬在美国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美苏核武大战的幽灵已经消除，两党共识突然失去了一个重要基础。再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而这个因素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是一个呈动态发展，极具吸引力而同时又有挑战性的因素。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也带来了极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文化的互为交流及影响。但等到中国军力和经济发展到真正的世界第二，甚至还有超赶美国之势时，两党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分化。民主党开始从“接触改变”转而谋求“竞争共存“，而共和党则更倾向视中国为对手，对中国采取“遏制” 政策。应该说，迄今为止，美国两党的国际战略并没有一个明晰的、长久的蓝图：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美国还要不要扮演国际领导者的角色？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与国际战略？如何与一个正在经济上追赶美国的中国共处？等等。这些国际问题都影响着美国两党共识的演变！
但要真正认识到美国两党共识的削弱与下降，还必须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找出深刻的根源。首先是两党内部中间，温和派的消失。长期以来，民主党与共和党里都有一部分温和派（moderates），很多一部分人成长于罗斯福的新政时期，活跃在战后的六七十年代。这些政客们在一些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包容、进步和改革，因而经常跨党派投票。比如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一些共和党自由和温和派人士，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如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福利社会、六十年代的妇女和民权运动，以及后来的反越战、反性别歧视，往往会超越党派之分，投出关键的票数，使得进步法案得以通过。这些中间或温和派们在经济上支持市场经济，但在经济发生问题时，也会支持政府利用凯恩斯经济药方来刺激经济，这与共和党主流们持有的原教旨市场经济的立场极大相悖，另外，自由派的社会政策极大眷顾黑人等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也导致了白人中的主流选民的极力反弹，从而产生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里根革命（这里“革命”的概念并不严格）。
第二，美国南方两党政治的变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南方诸州的统治易位，也是导致两党共识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南方是民主党的票仓，而南方的民主党人大多属于保守派。历届民主党政府，若没有南方民主党保守派的支持，是很难取得执政地位的，尤其是在国会，很多关键的议案，若没有南方民主党保守派的投票，是很难通过的。 比如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动荡、变革，和整合，南方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保守的南方选民在很多社会、文化议题上，如，黑人权力、同性恋等，越倾保守，极力反对。越来越多的南方选民开始惩罚那些跨党投票的南方温和保守派，而那些真正具有保守意识的民主党政客们也开始转向成为共和党保守派。里根之所以赢得八零年总统大选，很大程度上是赢得了向来支持民主党的保守派选民，被称为“里根民主党人”。 共和党也就从此在南方站住了脚跟，南方各州成为了历届共和党大选的票仓，并为国会，尤其是参议院，不断输送保守派议员。南方政治的演变，不仅仅是两党易位的问题，更反映出美国选民和政党政治越来越走向极端化。
第三，两党政治极端化。美国两党共识的削弱，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政治斗争走向极端化的结果。自里根以来，南方共和党保守派势力的崛起，为全国其它诸州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风向标。也就是说，共和党如果要向民主党竞争，就必须在民主党主导的或是全国性议题上，形成鲜明的反对立场，这样不仅能守住党的基本盘，而且还能争取摇摆不定的中间选民。比如，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居民向郊区大批迁居，使得很多城市空心化，而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因而，共和党便在持枪自卫、反犯罪、强秩序等问题上，向民主党的民权、妇女堕胎选择、同性恋，等一系列种族、社会问题进行反攻。并试图通过新的法案，或者不断蚕食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席位，来改变，甚至废除以往的一系列民主党自由派主导的法律和政府条例。而以前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共和党温和自由派，为了能在这些州赢得选举，也慢慢地转向民主党，而且变得更为支持民主党自由派基本教义，在众多的社会、经济、教育等议题上，显得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政党政治的演变，在当今政党体制下，变得尤为必要，若不如此，就很难赢得选举。举例来说，在共和党初选阶段，如果竞选人不表现极端保守，而要走中间路线，那么挑战者就会赢得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而成为候选人。民主党初选亦如此。如果一个民主党竞选者要在北加州选取赢得民主党提名，那就必须在社会议题上比其竞选对手更为激进，才有可能赢得初选，获得提名。
当然，美国政治两党共识的演变至今，除了以上主要原因，也有其它一些因素，比如不公正选区的划分，由此产生出民主党或共和党选区，导致一个选区的选民基本上总是支持一个党。另外，近年来科技在媒体领域导致的革命，使得原来的主流媒体不再扮演所谓的“国王制造者”（king maker）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非主流媒体，为各种各样的选民提供发声平台以及适合选民胃口的各种新闻甚至假新闻。 以往能够影响选民的所谓主流意识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使得今日美国社会要达成某种共识成为奢侈。
美国政党政治变化至今，已难以在各种国际、国内问题上达成共识，尤其是在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问题上。取而代之的是政党政治的极端化。 以前能够跨党投票的南方保守党议员已成稀缺品，而东北部和中西部自由派议员也越显激进光谱。近些年的国会，众议院越来越左转，参议院越来越右倾，如此下去，政治极端化将会导致美国社会严重撕裂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双重人格。拜登新政府上台能否阻缓政治极端化的进程，重建某种两党对华政策共识，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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