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吴畅畅
十多年前，在影视剧里大谈中年危机的还是四十岁上下的男性。现在，轮到女性开始焦虑了。不过，她们还不到四十，仅至而立之年。
屏幕里和现实中，是各种姐姐们在“乘风破浪”：姐姐们不服输，她们要用气场、资历和经验，征服那些俏皮清澈的女生；姐姐们也不服气，在大城市里谁甘作孺子牛？拼了命都要冲上凤毛麟角的职位上。可惜，资本独爱青春，内地娱乐圈的姐姐们很焦虑，而职场上混到三十岁还没有起色的女白领就更焦虑了。
以前的偶像剧，主人公大学毕业后直接黑屏，打出一行字幕“五年后”，接着，大学生便出落成职场二把手，雷厉风行，春风得意。某种少数，某种偶然，就转变成必然性的表象。要不然，就来个女性复仇的爽剧，“手刃绿茶，炮打小三”，事业直飞冲天。老百姓看得爽，却被活生生地欺骗。
瞧准了这一空档，芒果TV直接把那些不再被资本青睐或受挤压的中龄女星聚在一起，有戏。可惜，节目越做越虚火，一个反流量逻辑的综艺，却一直逼着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姐姐们减肥、秀长腿、跳热舞。姐姐“屈身”于练习生的机制，对着镜头强调着要抓住这次资本给予的机会。这有趣吗，励志吗，还是只有心酸？节目组一开始给自己框定了大政治正确——“三十而‘骊’、三十而‘励’”，在资本面前，付之东流。
观众们不傻，当《三十而已》甫一推出，他们便迅速抛离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把注意力转向大城市里的职场女性。节目能在微博或抖音上引发病毒式传播，主要因为它对阶层分化、奢侈品消费的写实，另外是它还能在主流媒体平台“过审”。这说明，父权“大他者”非但审慎且容忍了这些社会问题被呈现出来，甚至还鼓励了它。在一个早已没那么平等的社会里，“大他者”为营建一个可行的想象空间，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这个空间有某种魔力，向看客坦诚自身的症结，顺着疾病的逻辑却不深度治疗，只强化观众神驰心荡的快感，从而让他们陷入到维持现状的驱力之中。
让这种“强化”来得更极端的，还有剧中三位女主角的故事。故事不再是单纯的美好和小确幸，导演或编剧硬生生地将这些美好撕碎，重新拼贴后，直接展示给观众。撕碎美好，剩下了什么？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成本、无常和鸡零狗碎；展示了什么？梦想的破碎与坚持。记住，那些偶像剧里的成功人士，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哪怕年到而立、不惑，甚至知天命，都有可能仍然在底层白领行列中不断挣扎和攀爬。
王漫妮只是一个缩影，在辞职后，面对只能“降维就职”的窘境，她有过撕嚎，也曾不甘心，最终选择贱卖清空所有的物件后，只身回家。可在被城市彻头彻尾地改造后，她能否以及如何面对安逸的生活、缓慢的节奏和那已无处安放的梦想？
现在，电视剧已经播出三十集，弹幕上一直在飘：“顾佳何时离婚？”她掌掴小三的镜头，如解气阀一般在网上疯传。这都是些真实的、赤裸的集体情绪，说它歇斯底里也毫不为过。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逻辑对日常生活的侵入，以及商品机制的常态化，早已让大多数人都陷入到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动物界”。个人本位或利己主义的最大化，导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机制的坍塌，让包含出轨、背叛等主题的影视剧往往能引发大面积的共情。
不过，“手撕太太圈，刀落小三”等情节，似乎让国产剧的“大女主”（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戏码显得稍有些“名正而言不顺”。对比下韩国的《迷雾》、美国的《罪案终结》《逍遥法外》，除了主角都由四十岁以上的女演员担任外，她们的“大”女主，是面对（白人）父权所表现出的强势，和“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对伦理底线的遵守。可惜啊！国产女主，你就算可以卖出无数套房子，却敌不过重男轻女的母亲的当堂撒泼。即便是去年大受好评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女主角要处理的重心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家庭的一地鸡毛。
所以，当整体环境不断叫嚣着“前浪迟早要被后浪吞噬”时，“前浪”很焦虑。现在的影视剧，迎合且配合着这个社会系统，将“前浪”焦虑的年龄不断推前。以前四十，现在三十。以前是一事无成还幻想精神出轨的男性，现在是仍在职业规划上摸不清方向的中初代女白领。
向青年靠拢，这是资本逻辑。因为青年可能不具备购买能力，但购买欲望强烈，这就够了。无处不在且唾手可得的信贷系统，保障一众青年轻松地将欲望涂满想象界。奢侈品牌让流量明星代言，看中的正是他们背后的粉丝购买力。所以，当青年们抛弃电视，成为互联网原住民，那些电视民工和经理阶层在资本的鼓动下迫不及待地转向私营视频网站，为青年制作节目。剩下的中老年呢？看电视吧，至少还有《夕阳红》！
青年代表进步、希望和未来，这也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逻辑之一。从马基雅维利这位鼻祖开始，西方就启动了一场“青年反对老年，现代‘diss’古典”的哲学运动。市场经济逻辑暗合了这种道德基础，因为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它只往未来看，迈向进步，老年、祖先、传统都应当被丢在垃圾堆里，一并甩弃。
细想一下，那些现象级的网络综艺，哪个不是在纯粹情感的非个人层面上，注入“青年优于老年”、“今天反对昨天”的进步主义价值观？哪个不是事事只问新潮与否，标榜与时俱进，恨不得让每个人都罹患错失恐惧症？哪个不在宣扬青年与未来的绑定，同进步的并生？
就这样，当超我被无意识化、集体化，它就具有超强的暴力性和压迫感。姐姐的焦虑在哪？不就在资本的游戏中，你失宠了，就只能面对妹妹的恃宠生娇，甚至被取而代之。无奈的是，姐姐还得经受资本的磨折，再次感受被时代的淘汰。在这种焦虑中，看客也只能感同身受了。因为第二天，他们仍要带着便当，通勤挤地铁。毕竟，房子的贷款要还，孩子的学业要抓，家里的老人也要赡养。
然而，资本再度狡黠地玩弄了双方。它所驾驭的“象征界”这架大机器，不仅让每个人都化作现实中的“牲人”，彼此争夺有限的资源，更通过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消费，让姐姐们和看客两方之间的共情被高高悬置起来。他们哪能彼此团结，惟有在想象的空间里，喝着鸡汤，叹息着人生和情感的无常，过过干瘾罢了。两方所遭遇的失败，和同时享受到的虚拟的快感，形成了齐泽克所说的“超我的悖论”，更成就了这个外在的“施虐者”固若金汤的位置。
还有一个盲点。我们都津津乐道于大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扎根的女性的故事，那农村呢？哦，不了。因为它代表落后，哪能体现资本所要的进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