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都观察 维舟
新冠疫情可以说给中国人上了生动一课：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大增，发生在遥远异地的一场疫情，不仅会传染、波及到自己所在的地区，甚至还会牵连自己失业。在后续变动难以预料的情况下，社会、团体和个人不仅需要敏锐地根据信息不断调适应对，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出一种“弹性生存”的“冗余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风险。
适者生存
所谓“冗余能力”，是指一种“平日用不着的能力”。例如有些人每天跑半程马拉松，这并不是他生活必需的，甚至也未必是有意识地在为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做准备，只是出于爱好。但假如一旦出现山崩海啸，他就能比普通人更持久地奔跑，生存几率更高。
回想一下进化论，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地球自5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来，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灾变，而其中绝大部分天灾都是难以预见的。无疑，其中最为人所共知的就是70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那场危机——像小行星撞击地球这种事，显然是不可预料的，而人类所属的哺乳动物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当时为了躲避大型动物的捕猎已经发展出了更灵活的生存能力。
因此，“适应”其实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静态的，在环境稳定不变的情况下能最佳利用其条件的能力；另一种则相反，是动态的，也即当外界发生变化甚至剧烈动荡时，能快速调适的能力。
社会学家周雪光在《社会组织学十讲》中曾提出一个基本观点：任何组织都面临着“追求效率和追求长期适应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在既定环境中生存壮大，必须提高利用效率；但这种适应性越强，未来一旦生变，适应能力就越差。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在两千多年间极好地适应了东亚传统社会这个“小生态”，但正因此，它在近代猝然遭遇西方挑战时却反应迟缓，显得“船大难掉头”。
为什么像猛犸象这样的大型动物会被人类灭绝？根据现在最为人信服的一种理论推断，是因为装备猎杀武器的人类是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挑战，而动物只能通过漫长的进化来回应，却不具备学习能力来快速应对。
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里德指出，生物能通过五种可塑性来回应环境的变化：形态可塑性（一个生物体可能有不止一种肉体形态）；生理适应性（一个生物体的组织能改变其自身以适应压力）；行为灵活性（一个生物体能做一些新的事情或移动到新的地方）；智能选择（一个生物体能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做出选择）；传统引导（一个生物体能参考或吸取他人的经验）。最后两种虽然不是人类独有，却唯有人类将其发展得最为充分。
人类之所以进化得格外成功，就是因为有学习能力，不仅可以在社会组织中总结经验、传授知识，还能不断汲取教训、调适自己的应对模式。在面临意外情况时，这就成为一种极为关键的能力，因为社会发展得越是复杂、节奏越快，不可控、不确定的因素就越多，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体“总是能做对”，更不必说“总是能猜对”，就像瞬息万变的股市，即使是“股神”也不可能常胜不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系统能不能持续运转，就要看它在应对的过程中能不能及时调整自己，避免犯下致命的大错，而不是指望它每次都能事前预判。也就是说，这其中可以有一定的容错率，即使出错也能迅速察觉并汲取教训，扛住出错带来的损失，并仍有能力反败为胜。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控动态多变的外部环境，而只能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随时做好应急预案。
而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习惯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做好最坏的打算
农业社会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英国经济史学者R.H.陶尼针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一旦出现持续数月以上的旱灾时，就会出现惊人的死亡人数。
大体上，前现代社会在面临瘟疫等大灾难时，采取的是一种“持久战”模式，也就是承受第一轮打击，缓慢适应进化，最终生存下来，欧洲人对黑死病的做法就是如此；但这种模式往往代价大、历时久，是现代社会无法承受的，因而如今更普遍的模式是不间断地监测、评估，预见风险，迅速反应，好比是特种部队作战，第一时间将风险扑灭在萌芽状态——这意味着高度的警惕性与灵敏度。
为了应对这种大范围的突发危机，中国社会很早就进化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存储、调配大量物资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最重要的冗余能力在现代社会都是国家所垄断的，那就是军队。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是指这种“平时用不着但必须具备”的能力，消防队也是同样的道理，所有这类国家的强力量都是冗余的。
在这方面，其实最能看出一个国家各级组织的应变能力。在这次抗疫中，浙江省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一系列纪录：患者零死亡、医护零感染、治愈量第一、人均捐赠第一、疫情响应最早、开工也最早，而这个成绩不是单纯靠那种一刀切的严防死守得来的，它是最早实现疫情防控由“封闭式管控”转向“精密型智控”的省市区。不仅如此，浙江在援助湖北的行动中，其医疗队也是公认的装备精良、有备而来。此刻最能体现出一个地方的综合治理水平：正是因为平时有所准备，遇事才能不慌。
国内以往太注重物质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危机中很多地方暴露出来的，恰恰是观念、能力的基础设施不足。像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几乎可以说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如果不是去年为了办军运会做过一套应急演练，情况可能更糟。
不难看出，这本身需要召唤一种面向未来“做好最坏打算”的忧患意识，否则正如老话所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为什么要“活到老，学到老”？现在这已不只是一种求知精神，更是一种忧患意识，以免知识更迭太快，自己不及时学习新技能，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个体尚且如此，社会整体就更是了，因为现代社会就像一个精密协调的复杂有机体，必须不间断地维持运作，这就得做好准备，使得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正常运行。
在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设计中，这也被称作“冗余技术”，为此，服务器、电源等维持不停运转的重要基础设备，都采用“一用二备”甚至“一用三备”的配置。像发电厂这样的复杂系统中，可能有几千个潜在易损坏的部件，为避免其一下子停摆，工程师都会考虑多重冗余层备用系统，使得机器即便在损坏累积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继续运转。
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其实人体也是这样运行的，正如《最好的告别》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多余的肾、一叶多余的肺、一副多余的性腺，以及多余的牙齿”，哪怕细胞中的DNA在常规条件下经常受损，但细胞中同时有几个DNA修复系统。基因组本身就是一种分权系统：蔓生的冗余片段，大规模并行处理，单个受损不会影响整体。
但这同时存在另一个问题：在没有紧急情况时，冗余能力对日常运行而言是资源的浪费。的确，冗余是效率与安全的妥协，更确切地说，是低效率但相对更安全的选择。考虑到这样的风险，国际供应链可能也会变得更冗余，已有不少观察家预测，大型跨国资本会非常谨慎地不再将关键部件放在单一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以避免类似疫情的再次冲击。
这的确会造成一些资源的多余配置，但从进化的视角看这是有效的。事实上，恒温动物就可以被看作是后一种适应能力更强的产物，因为它们并不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温度，而是无论气温如何波动，都宁可多耗费一些能量来维持自身体温的稳定。在未来，冗余能力的建设将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只有做好准备，才能化危为机。
作者系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