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都观察 赵倩誉
如今65岁的史颂民教授，是知名的整形美容专家，被无数兔唇宝宝亲切地唤为“外婆”。
1991年，35岁的史颂民教授作为中方的医务志愿者参与了在杭州整形医院举行的第一场免费为唇腭裂孩子提供手术的活动，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修补唇腭裂。
“那一年是来了150多个病人参加筛选，后面大概是做了100多个病人”，她仍然记得那一年的情形。
1991年只是一个开始，初次参与的经历给了她极大的触动，“当时觉得挺新鲜的，那些医生从早上进手术室一直可以坐到晚上十二点，对每个病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这次志愿经历悄然改变了她的一生，直到今天，她仍然行走在帮助唇腭裂患者的第一线。
“从这一次开始，到明年是30年了。”史颂民说，“等于是我这30年一直在干，见证了30年的历史”，她说着便笑了。
▲ 被无数兔唇宝宝唤为“外婆”的史颂民教授。 金柯
这么多年，对她而言，有苦涩，有感动。
她清楚得记得各种手术的“往事”，有些地区较为贫困，并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他们进行手术。“手术台都是用石头垫起来的，没有无影灯，只有一盏鹅颈灯，加上一台破旧的手控麻醉机和我们带去的一台麻醉机，硬是撑起了一场活动”。
她也曾经遇到过一个在医院门口蹲在不肯走的72岁老人。十几年前，一位老人由儿子带着过来参加唇腭裂手术筛选，但是由于年纪太大存在一定风险，没有通过。
史颂民对这一幕至今记忆犹新：“我就过去问他儿子，我说你们怎么为什么不回去？老爷爷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觉得自己豁着嘴巴来到这个世界，不希望自己豁着嘴巴再回去。”她听到这两句话，忽觉酸楚，最终决定为老人实施手术。
“老爷爷还有驼背，他不能平躺，我们就把手术台子上面垫了两个枕头，让驼背跟头平齐了。这样就无形中抬高了手术台，然后我就踩了一个大脚凳，站在那里，给他把手术做掉”，她回忆道。
史颂民脑海里还一直浮现着在西藏昌都义诊时的一个画面，那是一对骑马赶了三天路才风尘仆仆到达医院的姐弟。“姐姐听当地大学生村官说昌都来了医生可以免费做唇腭裂修复手术，就决定带着2岁的弟弟来求医。”由于姐弟俩居住的村落环境恶劣，交通工具匮乏，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代步方式。“我当时以为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手术，没想到这个看上去长相老成的女孩只有17岁。”
令史颂民更震撼的是姐姐摘下口罩的样子，“她们一家姐弟5个都是唇腭裂患者，因为一匹马只能坐2个人，其他孩子就这样错失了手术机会。”
2007年，史颂民教授办理了提前退休，放弃了收入可观医院的整形外科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
无数人向她表露过疑惑。“我的学生每个月收入都好几万，包括我的同事，还有我们的领导都不理解”，但她语气里透露出淡淡的平静与安宁：“但你只要跟我出去一次，你只要看到那批孩子，看到那些家长，那种很期盼的眼光，你可能会跟我一样走这条路。”
她前往不同的地方，也把希望带到那里，“我告诉患者说，给你做免费手术，别人就睁着很大的眼睛看着我，问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说，是的，天上掉馅饼了”，她说着便笑了。
能力意味着责任
如今，史颂民已成为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的医疗总监。作为骨干成员，她一路见证了基金会的成长。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个公益项目，她亲自去和做活动的单位对接、亲自去找病人。
“我想让别人相信我们是一个很正的、不是弄虚作假的那种慈善机构，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这么干过来的。”
当下，基金会的核心项目——微笑明天唇腭裂救助，已经成功与全国近200家公立医院达成合作。在公立医院，一台唇裂手术的费用最起码要1万多块钱，甚至在一些私立医院已经达到了十几万，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通过与合作医疗机构共同努力，把手术费用压缩到6000元左右。此外，基金会的微笑项目已经惠及海内外7万多名颜面部畸形孩童，达到了全球该领域的领先水平。
而医疗总监这个位置，对史颂民而言，则意味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无条件的付出。
在团队里，她总是做善后的那个人。还记得有一次微笑活动结束后，当地医院打电话给她，说病人的伤口裂开了。众人开会后，史颂民当即买了当天晚上的航班前往医院。在她赶往医院后，发现在他们走后不久，刚做完腭裂手术的病人没有遵照术后医嘱就开始正常吃饭，食物残渣沾满了整个口腔，没有感染已是万幸。
她为病人用生理盐水清洗口腔，为当地医院再次交代了正确的处理方式。“应急赶回手术地，去处理后续的这些事情，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已经挑上了这个摊子，我就会为这个事情负责到底”，她说。
身为一名外科医生，史颂民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戴军帽和领章的军人”。她认为自己是生活在约束中的人，“我们定好了八点上手术台，那就你不可能拖一分钟，因为麻醉师提前给你麻醉好了；各种的治疗，你都是要严格的按照无菌操作来执行的，马虎一点，可能就会造成伤口感染，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而种种约束，都是为了病人的身体健康负责。
▲ 史颂民教授正在做手术。
对她而言，独来独往不是军人的特质，互相配合才是打赢胜仗的要诀。她说：“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医生，其实你属于一个团队，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面的，你都应该跟他一起同进同出。我是外科医生，不是说别人陪着我，我其实在陪着别人。没有麻醉师，你做不了手术。没有护士你也做不了手术。”她要求自己，麻醉医生在插管的时候，自己必须在旁边，对方拔管的时候自己也必须在旁边，所有人结束工作，她才能脱下手套，既然是一个团队，那大家就要一起同甘共苦。
她爱手术，在手术台前的每分每秒都是她的高光时刻。她先前所在的整形医院的院长说：“你就是一个开刀匠。”她觉得这个评价有趣且贴切：“其实我也这样认为，我只要不做手术我就不舒服。我只要一听说明天有手术做，我这个人精神就来了。”她对于唇腭裂手术的精通，是毋庸置疑的。多年的手术经验让她对每一种情况都熟稔于心：“因为我做的多，所以这些我一目了然，我可能不用测量什么的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65岁的年龄并没有消解她把手术一直做下去的决心，近30年的实践经验反而给了她更多对未来的设想。在四川进行患者筛选时，她发现唇腭裂在当地的一个家族呈现出隔代遗传的情形：一对唇腭裂患者夫妇的子女正常，孙辈却普遍发病。当下，对于唇腭裂的致病原因，学界普遍莫衷一是。遗传、孕妇身体疾病以及用药、辐射等都被认为可能导致唇腭裂，但是背后的影响机制却仍然是迷。
史颂民觉得自己看到了星星点点的希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做的，我们是持续在做这样的研究，我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她显得雄心勃勃，期待着用自己的经验和研究热情去填补唇腭裂相关研究的空白。
唇腭裂的孩子就像树
采访的时候，史颂民挂在嘴上最多的一个词便是：“序列治疗”。
循序渐进，是这种治疗方式的重点。它强调，从小孩出生到长大，应该在不同的这种发育阶段，选择最好的时机和适当的手术方式给予孩子不同的治疗，最后获得一个最良好的效果。
这正是史颂民所推崇的。她表示，在孩子半岁左右，可以做唇裂的修复术，恢复上唇的形态；到孩子1岁准备发音说话的时候，可以继续做腭裂的手术，让他恢复发音，同时结合语音训练；等孩子14-18岁左右，面部组织已经充分发育后，可以实施面鼻整形。
“唇腭裂的孩子就像一棵树，你要治疗要结合上他的发育，根据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手术，这棵树就会长得很正，这个话一定要告诉他的父母”，她强调。
在多年实践中，她见到了太多因为不能结合孩子发育而盲目进行手术的案例。在新疆伊犁，她遇到一个已经进行过五次手术的五岁小男孩，孩子的妈妈带着他，希望为孩子进行第六次手术。“我把这个道理讲给妈妈听，五次手术这个嘴唇已经很紧了，已经影响到了上颌的发育”，面对着上颌发育受限、牙齿咬合已经出现轻微“地包天”情况的男孩，史颂民拒绝了为男孩手术的请求。此外，去云贵川很多地方举行活动时，她发现了很多已经错过了腭裂手术最佳年龄的孩子，“我们发现了超年龄的腭裂，你做了其实对发音没有影响，没有治疗效果的，你只是把裂口弥合了，但是发音根本就改善不了”。
她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家长、包括许多医生，在应对孩子的唇腭裂时都是缺乏知识和经验的，“父母亲生下了小孩，却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这样的孩子，走出这个阴影”，慈善组织把免费的手术带给患者的同时，也应该为他们带去知识。“我们希望在这种时候，你要告知他们，这个孩子的路应该怎么走下去。他发育到什么时候才能给他做什么手术，与他们讲详细一点，孩子从生下来到成年中间要做一次序列的治疗。”
如今，很多她曾经的患者都依然和她保持着联系。采访时，史颂民提到了一位绍兴的妈妈，“每年他爸爸或者是妈妈就会跟我联系一次，把小孩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初次为这个孩子手术时，他只是一个6个月大的宝宝，如今他已经要参加中考了。
“外婆”是现在大家对史颂民普遍的称呼，这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斯文老人，总是让人们回忆起童年里温柔的外婆的形象。
“我走上了这条路，我一直会走下去，我一直会帮助他们”，身为无数唇腭裂患儿亲切“外婆”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坚定，很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