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于2019年9月初，向社会公众开放，并成为了备受好评的“网红”博物馆。
对国内高校而言，建博物馆尚属新兴事物。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为我国高校中第一座现代化博物馆。此后，高校建博物馆渐成潮流，21世纪后，多所高校开建博物馆，并使之成为与图书馆、校史馆一类的大学“标配”。
在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看来，大学博物馆有着重要意义，“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大学来讲，就像图书馆和实验室一样重要，对于人文学科来讲，博物馆就相当于理工科的实验室。”
“理想的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中心、展示中心和宣传推广中心，更应该是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博物馆应该是五个中心的集成。”罗卫东称。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则表示，“中国的艺术教育，在近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面向全校学生的考古、文博、艺术方面的课程确实不多。现在国家提倡要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我们的博物馆正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实际上，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也能促进博物馆的发展。罗卫东表示，“大学可以为博物馆带来三样东西：第一是多学科的支持，第二是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第三是高水平的需求，即展览和研究的需求。”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的传媒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物馆等知名高校博物馆均与所在高校的优势专业相联系，并在业内取得了良好声誉。但同时，也有很多高校在建立博物馆后，陷入定位不清、开放时间有限等困境。
罗卫东认为，这是因为“大学博物馆是一个新生事物，特别是教学博物馆，是近几年才开始引起关注的。中国的大学目前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极大的差距。”
“目前像清华、浙大等大学，建设围绕教学中心的博物馆，也是希望能够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罗卫东表示，“我们也正在探索中，指导我们探索的思想，必须发挥大学自身的特色，面向大学教育的内在需求，满足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大学博物馆必须首先是一个教学博物馆；而为了支持高水平的教学，也必须强调它的学术性。”
此外，白谦慎认为，大学博物馆同样承担公共教育职能。目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均为校外人士提供了参观渠道。“为本校的教学活动服务与服务公众并不矛盾。社会大众对我们的博物馆认知加深了，也就更能支持我们办好博物馆。”白谦慎称。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藏品收藏标准问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表示，“目前我们的藏品来源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捐赠，而是购藏。购买藏品的经费也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因为不同高校的博物馆定位、渠道、经费情况差别，可复制性不强。”
事实上，文物法规定，考古发掘的文物应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给国有博物馆。据媒体报道，多数大学博物馆的藏品以高校自筹为主。一方面，高校在长期办学的过程中留存的宝贵教学资料，可能成为博物馆藏品；另一方面，校友以及社会上的收藏家，也会向高校捐赠藏品。个别知名高校的博物馆，还能获得举办临时性特展的机会，从外部获得展览资源。
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鉴定要经过哪些流程，如何确保文物的真实性？楼可程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流程进行介绍，“首先由馆内专业人员根据我馆的收藏规划预审征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真伪；如果馆内缺乏相应门类专业人员，将邀请国内外专家提供咨询；对于通过预审的收藏品，将提交浙江省文物鉴定站鉴定。”
至于收入藏品的标准，楼可程介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收入藏品的标准有二，“其一是要满足浙江大学的教学需要；其二是符合全文明的收藏规划。”
“浙大艺博馆不是藏宝单位，所有的藏品都是教学和研究的实物证据，故在考虑收入藏品事，并不以作品的艺术品质为首要标准，需要的是反映不同文明、不同时代历史的文物和艺术品。为满足教学和研究需要，文物数字化的数据以及高品质的复制品也纳入收藏范围。”楼可程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