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蔡星卓
城市于人来说是流动的。
由家庭的私密空间，人们转移到学校或工作场所的人际空间，再到城市街道中的非个人空间。不同的环境，与人们对这些环境的理解，产生了人们不同的感觉和行为——从舒适和放松，到需要小心谨慎。从某种程度来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仅反映了社会关系，同时也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然而，一个人的“自我感”，有时并非以皮肤为界。虽然视觉上看不到，但实际每个人都带有某种让自己舒适的边界，这边界使他们处于人群中而未感到不适。不过，在过度拥挤的状况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迫缩小。当一个人处于拥挤的地铁车厢，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人的睫毛，甚至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气息时，不适感可能就这样开始了。
他人的身体与气息：人际距离与感知
如果你在人群中感到有压力，那并不是你的问题。与人空间距离的不同，的确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
这样的现象可以用特定的概念来解释。空间关系学（也称近体学）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由爱德华·霍尔（E. T. Hall）提出，它研究了人类在各种环境中感知和使用空间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遵循文化范例的指示。在爱德华的划分之中，空间距离被分为亲密的、个人的、社会的和公共的四类。
爱德华还提出了四种空间的实际距离范围，譬如，亲密空间是0至约46厘米，这个距离，“对方的存在有时可能是压倒性的，因为大大加强了感官输入”。这意味着，来自另一个人身体的嗅觉热量、声音、气味和呼吸的感觉结合在一起，并发出一个与另一个人身体有关的明确信号。
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与距离影响着隐私与对于人际关系的定义。不少研究发现，直接导致了身体上亲近的拥挤，会造成更强烈的生理反应，同时限制了暴露在人群中的人们的创造潜能。并非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起那些不介意和人近距离接触的人来说，那些倾向于与人互动时保持距离的人，所感受到的压力是相对明显的。细究下去，个体对于人际距离的偏好，会影响到其在拥挤人群中的反应，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缺乏控制。
中国人更习惯拥挤吗？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通勤车厢
当人们进行交际时，双方在空间所处位置的距离可以透露很多信息，例如两者的关系、心理状态，同时也包括文化特点。也因此，谈起个人空间时，不同文化背景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
例如爱德华·霍尔在50年代初开始对人运用空间产生兴趣时，他时任驻外机关事务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科技援助的某项目主任。在与境外的美国人交谈之时，他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到文化冲击的困扰——对于这些非接触文化（non-contact culture）背景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来说，若必须要和另一个人站得很近，则他们只能”小心地予以弥补”，比如转过身，或转移目光。
对于不同文化来说，如何界定恰当与不恰当的社交距离，有着它们各自不同的标准。例如，美国人和大多数北欧人，几乎“随身携带者被称作流动领域的私人地盘”，即使在排队时，这种私人地盘也会得到充分的表现。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总是与人保持距离。再比如，阿拉伯人、拉美洲人和意大利人则是典型的接触文化，热情的相互触摸、拥抱和亲吻，是他们习惯的接触方式。
中国人则可被归类为非接触文化，甚至，中国人之间交谈的距离比美国人还远，约为51至102厘米。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除了注意与他人交谈时的距离和位置，有时还会因性别不同作出调整。但这似乎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于拥挤的态度。正如爱德华所说，中国人似乎“对拥挤习以为常”。
然而，中国人更习惯拥挤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忍受拥挤带来的不适感？当我们来到拥挤的火车站，或高峰时的通勤车厢，对于像中国这样非接触文化下的人们来说，过度拥挤或许依旧不可避免地导致的感官上的超载。
拥挤的通勤，被侵犯的“个人领地”
地铁，通勤时人们常会搭乘的交通工具，则交织了许多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从某一角度来看，地铁车厢是关于“接触”的，尤其是当它格外拥挤时。
高峰期的公共交通上，拥挤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研究发现，在伦敦，列车的拥挤已经造成了人们的健康和安全问题；纽约大都会区域，即使新型的有轨电车每一辆都承载更少的乘客，且座位设计得更宽，但还是收到了广泛的不满。
在空间关系学在地铁空间的相关研究中，很多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观察到的细节被再次强调。例如，在纽约，当车辆中乘客变得更密集时，许多乘客宁可选择站在和其他乘客距离更大的地方，也不占据空出的座位；如果所有座位都坐满了，则非语言指标则明显升高——人们用实际行动，而非语言，来回应空间的拥挤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他们倾向于回避与他人的眼神接触，身体转向车的侧面，或双臂交叉。从这一角度来看，地铁上常见的低头族，可能也受到了车厢拥挤的影响。
在高峰期的车厢里，拥挤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尝试捕捉拥挤的体验时，会发现其可能意味着对个人空间的入侵，而非整体而言的人群的密度，尤其是当对方是陌生人的时候。这有点类似于，地铁车厢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有限“领地”。在这个“领地”之内，人们需要与人保持特定的空间距离，否则，他很有可能会感到被“侵略”。在如公交和地铁一样的拥挤空间内，人们对这种亲密空间的“入侵”的典型反应是“尽可能地撤退”，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表现得僵硬、紧张，不看任何人或只是匆匆一瞥。
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可以接受的人际距离，实际上帮助规范了隐私。而更高的人群密度，则使得一个人的个人空间被侵犯的可能性增加，往往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身体与社会接触，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不希望与无法预测的被动的“互动”。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拥挤体验的重要方面。而这些状况，常见于高峰期的地铁车厢。
拥挤的通勤体验背后，是身体上与另一个人过于接近的实际体验。而这样非自愿的身体接触，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理压力。同时，被看作边界控制机制的个人空间被侵犯的可能性，也会随着公共交通空间内部设计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坐在两个座位中间的被侵犯的感受，可能比其他位置（背对背而坐或邻座）更为强烈。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呼吁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内部设计的优化和改进。
参考资料：
Evans, G. W., & Wener, R. E. (2007). Crowding and personal space invasion on the train: Please don’t make me sit in the middl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1), 90-94.
Ickinger, W. J. (1982). A behavioral game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proxemic behavior.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寸红彬. (2004). 人际距离行为的文化差异——近体学初探.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2),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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