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是故事中的英雄。而不是坏人。这套说法是完全可行的。”
2016年12月，律师丽莎·布鲁姆给哈维·韦恩斯坦发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就像是一份面试答卷，一条一条地详细阐述了恢复名誉的每一个步骤，布鲁姆签署了文件，礼貌要求韦恩斯坦先支付聘用定金。文件中还列出了一些公益项目，建议韦恩斯坦去参加，或许能降低性侵指控带来的影响（其中还包括一项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提案：在好莱坞建立韦恩斯坦基金会，致力于解决性别平等问题）。文件甚至还建议布鲁姆对韦恩斯坦进行一次采访，让韦恩斯坦在屏幕前“有机会谈论一把女性话题的发展”。但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仍然集中于韦恩斯坦要如何反驳那些曾经站出来、现在还会继续站出来指控他性侵的女性，如何破坏她们的信誉。演员兼活动家罗丝·麦高恩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她2016年时发布了一条推特，指控韦恩斯坦曾强奸过她，布鲁姆的备忘录则建议将这些故事的倾向扭转为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的胡言乱语，从表面上看，人云亦云的媒体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乔迪·坎特和梅根·图伊的新书《她说：点亮燎原星火的性侵故事》（She Said: Breaking the Sexual Harassment Story That Helped Ignite a Movement）中，这份备忘录将会全文重印。即便我们已经开始探索是怎样一个体制一直在保护着韦恩斯坦，且知晓这个体制正在衰败，但是这份文件依旧令人震惊。布鲁姆在媒体上的形象是一位“民权律师”，她曾为比尔·科斯比案、比尔·奥雷利案、杰弗里·爱泼斯坦案和唐纳德·特朗普案的原告当事人担任代理律师，有时她自己也会被当作是这些故事中的英雄。但是在《她说》中，布鲁姆却变成了体系的化身，混淆了正邪两面。2017年，韦恩斯坦案曝光，布鲁姆出现在了被告一方，她将韦恩斯坦描述为“一只正在学习新方式的老恐龙”：笨拙、过时，也许还有点可怜，但他绝对不是个捕食者。坎特和图伊的报道显示，韦恩斯坦支付给布鲁姆的报酬是每小时895美元。
调查性报道是正义的最终手段：举报者通常会发来短信或是打来电话，他们尝试了其他许多方法都被证明是此路不通，只能怀揣最后一丝希望，期待自己的冤屈能够进行公开审判。《她说》既是调查性报道的产物，也是对调查性报道的一次探索，既是一次胜利，也是一种警示。对于遭受了性骚扰和性侵的幸存者来说，正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此私密的屈辱该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审判呢？坎特和图伊的这本专业回忆录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真实犯罪作品，书中的种种证据揭示了一个迄今为止大家都很熟悉的主题：法律制度应当保持平衡，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盲区，在这样的机制下，案件或许就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但是现实却往往不能得偿所愿。坎特和图伊（以及她们身后庞大的编辑、律师和事实核查员团队）在《她说》中不仅揭露了韦恩斯坦案件，更是揭露了长久以来庇护着他的体制，这种庇护往往是以牺牲众多其他人作为代价。
“我已经准备好帮助你对抗这世界上的女性了，”布鲁姆在2016年的那份备忘录中写道，“因为我曾经也代表过她们中的很多人。”
一般说来，在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律师既要扮演一般员工的角色，又要扮演品牌大使的角色，《她说》一书中的几个律师都没能兼顾好二者。除了布鲁姆以外，布鲁姆的母亲——律师行业的斗士格洛丽亚·奥尔雷德也说过：“尽管律师声名鹊起大都是因为为女性受害者发声，但是她的部分工作和收入来源就是要去进行秘密谈判，让受害者闭嘴，将性骚扰和性侵的论断彻底扼杀。”律师兼政治家兰尼·戴维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暂且可以这样说，即便只是作为参考，甚至已经在确认和解协议的时候，我也需要弄清楚我能做到的法律底线在哪里。” 大卫·博伊斯以捍卫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利闻名，他多次想要推迟《纽约时报》的调查。博伊斯告诉坎特和图伊，他过去并不知道韦恩斯坦最恶劣的几个招数，包括利用间谍去收集记者和原告方面的信息，并据此来研究对手。不过，博伊斯最终告诉她们，“我用自己的方式为他进行辩护，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
琳达·费尔史登（著名的“中央公园五人案”当时的公诉人）在《她说》中也登场了：韦恩斯坦在报道最初发表之前，亲自到访了《纽约时报》，琳达·费尔史登、布鲁姆和埃尔坎·阿布拉莫维茨律师陪着他一同前往——这最后的绝望举动似乎是想要威逼利诱记者们不要刊载这篇文章。
据书中讲述，没过多久，韦恩斯坦那套运转良好的保护机制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坎特和图伊形容说她们面对的仿佛是“波将金”号的装甲防护体系，对方正日益紧迫地逼近她们：韦恩斯坦的辩护律师，包括他本人，轮流来冲她们叫喊、劝诱她们、恳求她们，甚至威胁要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韦恩斯坦的团队一直在否认，直到无法再去否认为止。10月5日，《纽约时报》按下了“出版”按钮，布鲁姆在这天给韦恩斯坦公司的董事会又发去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写道：“今天是最糟糕的一天，《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伪造和诽谤，严重违反了新闻伦理……”
把布鲁姆当作替罪羊当然容易，例如麦高恩就认为布鲁姆应该被取消律师资格。但这位律师，以及她的前任客户韦恩斯坦，象征着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布鲁姆在《她说》中讲述得细致入微，她利用了法律体系的漏洞，当下的这个体系太容易倾向权贵的利益。她如今告诉坎特和图伊，她后悔当初为韦恩斯坦辩护。她说自己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被韦恩斯坦的手段欺骗了，布鲁姆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记者：“我太天真了。”这封邮件也收录在了书中。9月8日下午，她在推特上又发表了一份悔过书：“致没有看到我2017年道歉的人，尤其是女性：我很抱歉。”
在坎特和图伊曝光韦恩斯坦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性骚扰运动就已经在持续深入地关注正义及分配不均的问题了：2006年，塔拉纳·伯克发起了反性骚扰运动，让低收入有色人种女性在遇到困难时有处可寻，换句话说，这一运动服务的群体是那些因为某些具体原因而不再信任美国司法体系的人。如今的反性骚扰运动也表明，“我们最初的愿景就是要为性暴力下的幸存者提供资源，建立起律师社群，这是幸存者十分迫切需要的资源，而这些幸存者将会走在解决问题的最前沿，防止性暴力在她们的社区中再次发生。”
尽管反性骚扰运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标签，也发展成了一场群众运动，但它保留了人们心中的那份疑虑——“正义”能够为幸存者带来什么。毕竟，MeToo也是在同样的体制下运作的：在同样的体制之下，杰弗里·爱泼斯坦反复性侵年幼的小女孩，最终只受到了象征性的一点处罚；在同样的体制之下，斯坦福的学生布洛克·特纳性侵了昏迷的香奈儿·米勒，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在同样的体制之下，2015年对韦恩斯坦的逮捕和起诉没有得到批准，可当时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在同样的体制之下，我们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确认，强大的人应该是故事中的英雄，而不是坏人。去年，比尔·科斯比因性侵安德里亚·康斯坦德而被判有罪，那时已有超过50名女性站出来指控他性侵，而先前的一场庭审并未宣判。女性对这场判决都是欢欣鼓舞，但同时也对此大为震惊。
所以，《她说》算得上是一次胜利，它彰显了调查性报道将世界从盲目自满中拉出来的力量，同时这本书也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本书就像是性转版本的《总统班底》（译注：讲述“水门事件”报道的电影，完成该报道的是两名男性记者）。早年间的这部影片给人带来了一种单线程的满足感——尼克松辞职，全片终。而《她说》的故事则没有这么简洁，相反，还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创造性的挑战。还有机会。目前审判仍在进行之中，一切都尚未盖棺定论。记者负责提供证据，由剩下的其他人来决定正义究竟是什么样子。
本文作者Megan Garber系《大西洋月刊》文化频道特约撰稿人。
（翻译：都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