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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电视剧《小欢喜》和乔治王子学芭蕾被美国电视主播嘲笑事件。
《小欢喜》完结：作为一部教育剧，它好在哪里？
上周，由汪俊执导，海清、黄磊、陶虹、沙溢、王砚辉、咏梅等人领衔主演的《小欢喜》迎来大结局。在这个暑期档，国产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尤其多，此前已播出了《少年派》《带着爸爸去留学》，许多观众认为，《小欢喜》是一部质量上乘的作品，且和同题材其他剧集相比难得地没有“烂尾”。该剧聚焦了住在同一个“学区房”小区的三组家庭的故事，在高考迫在眉睫之际，方家、乔家和季家的家长和孩子度过了一段充满欢笑与泪水的时光。目前，《小欢喜》在豆瓣的评分为8.4，在国产剧中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
“澎湃·有戏”撰稿人曾于里认为，《小欢喜》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和同期类似题材的电视剧相比，它更少概念化，更多生活化，不会为了追逐话题而强行增添不必要的戏剧冲突或是洒狗血（比如中年危机一定要有个“第三者”、代际冲突就是孩子动不动寻死觅活等）。剧中人物至始至终都“人设不倒”，不像很多电视剧中的人物个性转变突然，为了推动剧情发展会强行改头换面。比如在《小欢喜》第28集中，宋倩和童文洁聚餐，两人各自检讨教育方法的不足，决心要和孩子成为好朋友。童文洁回到家后痛哭流涕地向方一凡道歉，称只要是儿子提的正当要求都会答应，方一凡试探地问是否可以参加艺考，对此一直强烈反对的童文洁并没有顺势应允，而是回答说：“你换一件事情。”
同样是讲述升学压力下的几个家庭的故事，曾于里将《小欢喜》和韩剧《天空之城》进行了比较。在作者看来，两者同样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它们的走向截然不同。《天空之城》着重于刻画中产家庭为了维持后代的阶级优势、让孩子顺利考上名校而无所不用其极，是一部黑暗的、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小欢喜》走的是一条更为温和温暖的路子，“不同于‘天空之城’里人与人之间的妒忌、猜忌、隔阂、算计，‘书香雅苑’里有着动人的夫妻情、兄弟情、闺蜜情、同学情，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它（《小欢喜》）也看到了《天空之城》所揭露的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但它试图寻找纾解之道。”
这个纾解之道是什么？一是发自内心地爱孩子，而不是将孩子当作工具。《天空之城》中的贵妇要求孩子一定要上名校医学院更多是为了维系家族的荣光和自己的颜面，孩子本身的想法如何并不重要，但在《小欢喜》中，尽管家长和孩子之间也在人生规划上有冲突，但家长并未将孩子视为“工具”，也能做到理解、尊重孩子的兴趣，并且重视与孩子的有效沟通。曾于里指出，剧中有两场道歉戏集中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在第20集，季胜利向所有家长道歉，并就自己失手打儿子的事在众人面前向儿子道歉，他的真诚道歉软化了原本与儿子之间僵硬的关系。另外在第22集，因为成绩问题童文洁和方一凡大吵一架，方圆分别向妻子和儿子讲道理，促成了母子的和解。
“《小欢喜》并不会立竿见影改变什么，很多父母该焦虑还是焦虑，跟孩子有矛盾还是会有矛盾，但它至少让观众看到了焦虑之余的小欢喜，并给予了观众一些暖心的鼓励和启示，一些可供参考的方法论。难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一部剧能促使观众观念上有‘小’进步，就值了。”曾于里写道。
《小欢喜》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创团队刻意规避了教育问题相关讨论中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阶级问题”。《小欢喜》总制片人徐晓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阶级问题并不在《小欢喜》的立意里，他们更想讨论的是亲子关系，因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亲子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徐晓鸥承认高考公平问题的存在，但她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小欢喜》这一部剧能够涵盖的，她认为，寒门依旧能够出贵子，只不过“在比例上进行一些调整”，因此剧中角色林磊儿被设定为虽然出身贫寒但也勤奋聪明的孩子。
徐晓鸥认为，《小欢喜》与其前作《小别离》其实都在试图给父母对分数至上的坚持和孩子对自我兴趣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提供某种弥合方案。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急速转型、每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结果。她认为，这种代际矛盾可能在这十年里会特别集中，“因为这一代父母是靠知识改变命运的父母，但孩子不完全是了，特别是城市的小孩，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去实现他们的梦想，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所以这一代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会特别大。我觉得再过个十年可能这个矛盾就没有那么剧烈了。”
“VISTA看天下”指出，在代际关系屡屡成为社交网络的热点话题、“父母皆祸害”成为年轻人充满怨愤的口头禅的当下，《小欢喜》难能可贵地向观众展示了亲子关系之外，父母在面对中年危机时的无措和无奈：温柔和善的刘静罹患乳腺癌，她的本能反应不是恐惧死亡，而是孩子该怎么办；身体健康、夫妻和睦的方圆在45岁的壮年被辞退，断了经济来源，而父母还被传销骗了80万；一人必须扛起家庭的童文洁在职场中面临来自下属的勾心斗角和来自上级的性骚扰……这些一地鸡毛，往往是孩子看不见的，因为“中国父母根本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更不会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小欢喜》大量描写中年人的戏份，实际上是为许多亲子关系中的冲突提供了两种视角，让子女一代也意识到父母的“蛮横”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不同生活经验赋予的不同立场。而也正是剧中这些对中年生活的描摹，让《小欢喜》多了可供观众咂摸、反思的空间。徐晓鸥表示，喝得醉醺醺的方圆回到家后对妻子崩溃哭诉金庸去世的那一幕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那是身为总编剧的黄磊在金庸去世后专门加的一场戏。“金庸是陪伴黄磊老师那一代男性长大的标志，当金庸去世那一天，他猛然觉得：我的青春居然结束了。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感触放进戏里面。”徐晓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说，“最后拍的非常动人。这是个很小的戏点，其实对剧情也没有推动。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在这戏里有非常多人生的况味。”
不过，在“腾讯·大家”撰稿人卢小波看来，《小欢喜》还是“烂尾”了。他质疑《小欢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代表性，毕竟剧中描述的是家境优渥的城市中产，这些家长有能力隐藏或消解自己的焦虑，但大多数家境普通的孩子没有这个运气能够遇到情绪稳定、能力强的父母。另外，他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控制欲并不会随着一个关键人生阶段的结束而结束——也就是说，纠结了整部剧的亲子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无解的：“剧尾六位家长相聚，泪眼朦胧表达，无比思念才刚上大学的孩子。其实，这是无意识的暗示，对孩子的控制可能还未结束。从毕业到工作，再到购房、结婚、生子，再到养育孙子，他们还要干预的。这种现实，就是中国式的亲子关系，本质上无解。”
乔治王子学芭蕾被嘲：要打破性别偏见，鼓励“男孩也跳舞”就够了吗？
上周，一则“300名男性芭蕾舞者在纽约时代广场跳舞”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流传开来。这一有着快闪性质的活动旨在向《早安美国》女主播Lara Spencer的不慎言论抗议。8月23日，Spencer在节目中报道了已经6岁的乔治王子的课程表，称这位未来的英国国王除了要上数学、科学和历史课，还要上宗教课、电脑编程和芭蕾。在说到“芭蕾”这个词时，她刻意停顿了一下，给出时间让演播室观众发出笑声，然后用一种带着淡淡嘲讽的语气说：“他看起来在芭蕾课上很高兴啊！威廉王子说乔治王子非常喜欢芭蕾。那让我来告诉你吧，威廉王子：我们要看他的新鲜劲会持续多久。”
Spencer的评论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弹。名人和普通人纷纷在推特上留言声讨这一带有性别偏见的言论，虽然Spencer很快在Instagram上道歉但依然无法平息负面舆论。8月26日，Spencer在《早安美国》节目中与三位男性舞者Robbie Fairchild、Travis Wall和Fabrice Calmels展开对谈并再度道歉：“我完全搞砸了，真的。我对舞蹈的评论非常不合时宜。那太愚蠢了，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和舞蹈群体中的几位成员聊了聊，我真的倾听了他们的意见。我意识到了年轻男孩选择舞蹈事业是一件多么需要勇气的事。”在节目播出之时，许多男性芭蕾舞者在时代广场集结，以跳舞的形式进行抗议（那个位置能够从《早安美国》的演播室看到）。
Spencer的言论之所以遭到非议，是因为它隐藏着一种偏见，即芭蕾不应该是男孩子做的事。然而若是我们了解芭蕾的历史，就会知道芭蕾从一开始就不仅不是一种局限于女性的艺术形式，反而因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样的显赫男性皇室成员而发扬光大。前《纽约时报》舞蹈评论家Alastair Macaulay在Facebook上发文指出，芭蕾曾受到许多欧洲皇室的欢迎。在1570年代和1580年代，法国王太后凯瑟琳·美第奇曾耗费重金将芭蕾打造为一样皇室宣传工具，将她的家族成员和法国宫廷烘托为和谐与美德的化身。
17世纪中叶，更精通宣传之道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自己也酷爱跳芭蕾，他通过芭蕾将自己比作太阳，为内战后伤痕累累的国家带来光明，他也因此获得了“太阳王”的称号。另外一个著名的宫廷芭蕾的例子出现于1760年代的奥地利：年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两位兄弟在美泉宫表演芭蕾。
随着时间流逝，芭蕾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褪去了贵族的光环，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项不符合男性气质的艺术（尽管男性芭蕾舞者一直存在）。《纽约时报》舞蹈评论家Gia Kourlas认为，在电视节目中公开羞辱一位喜欢芭蕾的6岁男孩无疑是在强化这样一种带有“恐同”色彩的刻板印象：芭蕾不是一种适合男性的职业。乔治王子本人或许并不会受到直接的伤害——毕竟他是一个有权势、有特权、有开明父母支持的白人男性，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对那些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的男孩来说，此类言论会不会增加他们面临的压力，导致他们不敢选择自己的激情所在？
事实上，选择芭蕾的男性的确面临着极大的社会压力。2018年，一部名为《芭蕾舞男演员》（Danseur）的纪录片披露，85%在美国学习舞蹈的男性曾有过被霸凌或被骚扰的经历。研究这一问题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学者Doug Risner表示：“如果如此大范围的霸凌在舞蹈以外的其他任何活动中发生，就会被疾病防治中心（CDC）视为一个公共健康危机了。”
“我们知道严格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危害：它们会阻碍孩子学习或参与那些他们本来很喜欢，也很擅长的事物；它们会限制他们的技能发展，”Quartz撰稿人Alexandra Ossola指出，“我们如今已经知道有毒的男性气质（toxic masculinity）源自长达数十年的严苛男性性别刻板印象，它会以或微妙或明显的形式强化，比如广告或成人不经意的评价。这些‘规则’命令男孩不应该玩玩偶或上芭蕾课。这也是Spencer的言论所根植的价值框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番舆论争议中大多数人倡导“男孩也能跳舞”固然值得肯定，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舞蹈世界内更隐秘微妙的男性中心主义。《舞蹈》杂志关于纪录片《芭蕾舞男演员》的评论文章指出，虽然如今已经有很多讨论谈及身为职业男性舞者面临多么大的挑战（比如说这份职业不被严肃对待，或成为同台女演员的“道具”），但纪录片完全没有提到芭蕾行业也几乎是一个完全由男性运营的行业——他们常常能够搭乘“玻璃电梯”，越过众多女性，直接空降高层。文章指出，虽然芭蕾常常被视作一门女性化的艺术，但它的“兄弟会文化”也令女性从业者诟病不止。
另外，人们也很少关照舞蹈世界中复杂的性别关系。比如说虽然跳舞的男孩会面临霸凌，但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获得奖学金，老师会因为他们人数稀少而对他们采取特别优待，与此同时，女性舞者则因为基数庞大而面临更残酷激烈的竞争。
Macaulay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日——女性芭蕾舞者都面临着严重的污名化和性别暴力。从路易十四所在的17世纪到善于描绘年轻芭蕾女子的埃德加·德加所在的19世纪，女性芭蕾舞者和卖淫女之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芭蕾舞者被视作和文明社会脱离的一个专门群体。对于热爱芭蕾事业的女性来说，20世纪带来的一大进步就是女性芭蕾舞者终于摆脱了“性玩具”的糟糕联想，成为了一项高尚的、有尊严的、值得追求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允许男孩和女孩自由选择舞蹈事业，并给予平等的尊重和待遇，不仅是解放男性，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