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2019年4月15日，当地时间黄昏，巴黎圣母院起火。截止巴黎时间4月15日23点半，圣母院标志性的高达93米的尖顶塔倒塌。很快，这场火就蔓延到了中文媒体与社交媒体。媒体工作者一早便投入战斗，一边在故纸堆中搜寻巴黎圣母院的历史，一边通过直播画面中获取并呈现一种在场感。朋友圈也沉浸在一片哀悼之中，去过的没去过的纷纷贴出巴黎圣母院的照片，并捧一盏蜡烛或者贴一枚哭脸以寄哀思。这一天，我们都是精神上的巴黎人。
在人类文明的瑰宝付之一炬时，难过和哀悼无可厚非。但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同质化的互联网哀悼狂欢以及媒体和自媒体的追踪式报道背后，被忽略的和被遮蔽的又是什么？
等级：两场大火，两种哀悼
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9月2日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遭遇的那场大火。火灾过后，博物馆幸存的藏品不到其拥有的超过2000万件藏品的10%，展馆中所有的展出藏品均被大火吞噬。在火灾后，博物馆副馆长路易斯·费尔南多·迪亚斯·杜阿尔特指责了历届政府对于博物馆的忽视，博物馆的资金短缺以及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问题也相继暴露。据报道，举办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巨大开支，导致巴西博物馆无法获得每年维护所需的50万雷亚尔（约25万美元）。与此同时，博物馆也出现了明显的腐烂迹象，如剥落的墙壁和裸露的电线等等。
反观此次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其标志性的尖塔在火灾中倒塌，而包含两座钟楼在内的主建筑得以保存。在火灾发生前，教堂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部分建筑被脚手架包围。幸运的是，上周教堂刚刚移除了16座铜像。而三个12世纪和13世纪安装的玻璃窗幸运地逃过一劫，遭到损害的是一些19世纪的玻璃窗。与此同时，圣母院内最重要的文物——耶稣受难荆棘冠已经被抢救下来。
在新闻报道方面，国际上比较知名的老牌报纸和网站对于两次大火均做出了及时快速的反应，反而是国内媒体，对于两次事件的判断和报道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巴西博物馆大火更多被当成一个国际新闻事件或是文博类的文化事件，引发的只是较小范围、有限圈层或者专业媒体的关注。而此次巴黎圣母院大火则是一个不论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自媒体都不愿错过的热点——这一点从4月16日从早到晚国内媒体与自媒体加班加点赶制与巴黎圣母院相关的新闻稿的疯狂态势便可看出。
吊诡的是，巴黎圣母院的毁坏程度以及文物损失程度，相比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超过2000万件藏品，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为何在新闻媒体的叙事和刷屏的哀悼之声中，巴黎圣母院一座十九世纪尖塔的烧毁却几乎被等同于人类文明的悲剧衰落和文化瑰宝的灭顶之灾？而那些在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中付之一炬的、南美原住民濒临灭绝的文化、物件以及语言，反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为之扼腕叹息？
这其中是否暗含着一种文明的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链条中，欧洲文明是一种高于美洲文明的存在，白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优于原住民的产物。换句话说，与欧洲文明相比，美洲文明只是一种次等的存在。它的损害或者消亡值得哀叹，但可能不值得太过悲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论调可谓是十九世纪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的一种变体，只不过是将他那种以时间为衡量标准的文化进化链条（从蒙昧社会到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时间性演化）转化为了一种空间上的文化等级分布差异。
这种文化等级秩序也直接影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格局上的话语权以及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程度。在有关巴黎圣母院的讨论中，被提到最多的，大概要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那位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了——这部被视为法国文学经典之一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让全球读者对巴黎圣母院以及发生在钟楼上的那个又凄美又浪漫的故事耳熟能详。反观之下，巴西文学在国际上持续处于边缘位置，基本上很难进入主流话语。
观看：制造同情，消解同情
当然，除了文明等级秩序的影响之外，视觉媒介在此次巴黎圣母院起火事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介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的重要作用，恐怕要追溯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虽然当时拍摄到第一架飞机撞下世贸中心双子塔北楼的直播画面，纯属偶然。事发当时，法国兄弟摄影师祖斯劳迪特和格迪安劳迪特原本在跟随纽约消防局第一梯队第七消防车队，拍摄有关消防员的纪录片，结果却意外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性画面。
影像直播的方式为观者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在发表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赛博时代的恐怖主义：符号、影像与游戏》一文中，作者潘易植和余一文指出，9·11事件界定了21世纪的恐怖主义——一方面，它发生的地点（人群密集的大都市纽约而非远离日常生活的边境地带）让人们意识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日常化趋势；另一方面，对于这一创伤性经验的直播也在视听语言上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和理解，它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击眼球的方式呈现在观者面前，一种因在场感而产生的震撼就此诞生。反观此次巴黎圣母院失火事件，当中国网民一觉醒来，看到从现场传来的铺天盖地的视频和直播（国内诸多媒体平台参与了实况直播，也有诸如梨视频这样的媒体，借助于巴黎当地拍客资源，向国内观众传回了第一手的视频资料），这些视频资料为遥远的中国观众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同步感和参与感。当我们看到滚滚浓烟和熊熊大火在巴黎圣母院的塔尖久久不散，当我们看到围观的群众有秩序地聚集起来、或是跪地默哀或是吟唱圣歌时，我们的同理心被自然而然地唤起，一种肉身在家、心在巴黎的感觉也油然而生。
这种同理心是短暂的，吊诡的是，消解它的也正是将其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看媒介。其消解机制和《赛博时代的恐怖主义》一文对恐怖分子直播杀人的分析类似——当恐怖主义行为通过视频的形似加以传播，当恐怖主义分子开始运用景观的力量，暴力行为便被景观化了；当屏幕成为一种观看中介，当超量视频信息充斥于人们的生活，在浏览暴力视频时，人们便已经不再关心屏幕背后真正发生的恐怖和暴力了。因此作者认为，以现场直播方式呈现的影像（包括9·11，也包括前段时间新西兰枪击案中恐怖分子的直播杀人）很可能反过来遮挡了观者对恐怖主义的视线，让这种创伤被隔离在屏幕之外。在观看恐怖事件的过程中，观者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他们是可以随时叫停的人。只要关上屏幕，他们就可以直接切断与正在发生的暴力与恐怖事件的联结。
回到巴黎圣母院着火事件，虽然它并非一次恐怖主义事件，但影像在其中或许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影像资料，仿佛悬浮在观者日常生活之中的多个窗口，它们能够轻易被打开，也能够迅速被关上。在打开视频观看片刻后，人们带着自己被激发出来的全部同理心，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一番见解，然后关闭视频，继续自己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巴黎圣母院大火——甚至不是发生于遥远的别处——只发生在影像中。
技术：现实孕育虚拟，虚拟反哺现实
在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之后，文物保护的电子化引发了诸多讨论。在发表于《连线》（Wired）杂志的《巴西博物馆大火说明文化记忆需要一个电子备份》一文中，作者Emily Dreyfuss指出，此次博物馆大火中的一些损失——诸如国家博物馆中原住民语言中心的各种文件、档案等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博物馆中的很多物件原本可以在这些年间通过照片、扫描、声音文件的形式进行备份。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这次遭遇恰恰说明了技术限制带来的恶果，同时强调了专业团体尚未真正意识到存档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巴西，也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中。
巴西国家博物馆的一位语言学家Andrew Nevins在接受《连线》采访时表示：“人们常常抱有这样一种看法，（电子化）总会做完的，它又有什么紧迫性呢？电子化的紧迫性从来都不是那么重要……相反，如今很多基金都在资助寻找一种特定语言的最后讲述者。可找到讲述者又如何呢？如果不能将这些讲述进行安全有效的备份，一切都是徒劳。巴西国家博物馆的这场大火提醒人们注意，保存、电子化备份应该和收藏、获取藏品以及各种资料享有同等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地位。”
对照之下，在此次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之后，人们欣喜地发现，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巴黎圣母院遭到了损坏，但在虚拟世界里它却完好无损。网友@白马贺兰 发布微博表示，他去年11月份去世的同事Andrew Tallon在生前完成了巴黎圣母院的扫描工作，他营建的网站上保存了教堂各个角度的全景建筑以及3D细节图片。与此同时，育碧娱乐软件公司出品的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中也有对巴黎圣母院的全景式还原。根据外媒sfgate的报道，《刺客信条：大革命》的高级关卡设计师Caroline Miousse为了完整地在游戏中的开放世界重现大革命时代的巴黎圣母院，曾经多次实地考察，研究其构造，并且和历史学家一起耗时两年多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数字复原工作。如今，这些在游戏设计过程中留下的宝贵材料，或许能够为将来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和修复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游戏研究者孙静看来，这种游戏帮助现实中的建筑进行修复的案例，实为一种巧合。在游戏中加入再现历史元素，尝试用游戏的方式记录历史，一向是育碧的优势。以游戏《刺客信条》为代表的一系列游戏以真实的社会历史为基础，对现实世界进行部分改写，从而构成了一种融合了想象的虚构。其中《刺客信条：大革命》的部分就是以18世纪的巴黎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场景就包括巴黎圣母院。游戏开发团队背后有一个学术顾问团队，魁北克大学、索邦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学家参与其中。虽然有不少玩家和游戏评论者对这一游戏赞誉有加，但也有法国人批评它歪曲了历史，例如左翼阵线（le Front de Gauche）总统候选人梅朗松（ Jean-Luc Mélenchon）就曾经指责说，《刺客信条》把罗伯斯庇尔描绘成一个嗜血怪兽，却把玛丽王后描绘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儿。而它备受赞誉的、对于巴黎圣母院的复原，其实描绘的也是巴黎圣母院在大革命时期的状况——至于这一描绘是否能够被用作如今修复工程的参考坐标，仍然值得商榷。
当电子化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或者说一项重要工具，当虚拟世界从现实世界中汲取灵感，甚至有朝一日有机会反哺现实世界，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线是否在越来越模糊？同样地，当影像媒介逐渐渗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当哀悼、纪念或者狂欢逐渐从现实生活迁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我们的观看方式与社交方式又会发生何种改变呢？这些问题同样是这场火灾留给我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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