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中国私募基金行业高峰论坛上表示，应当进一步完善一、二、三支柱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管理制度，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以此为国内私募股权投资的长周期运作提供基础。
“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是创新资本形成的重要载体。”阎庆民首先肯定了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的作用，认为其提供了中小企业创新的初始成本、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助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
“今年，随着上交所科创板的推出，私募股权基金将成为连接早期初创阶段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工具。”阎庆民表示。
但与此同时，我国私募基金仍存在管理粗放、支持创新能力不足和投资生态不健全等问题。
阎庆民举例称，截至目前，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44万家，备案私募基金7.46万只，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2.8万亿元。其中，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人8787家，管理规模在5亿元以下的机构占比达93.4%，单个管理人平均管理规模2.46亿元；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14377家，管理规模在5亿元以下的机构占比达82.1%，单个管理人平均管理规模6.06亿元。
其中存在部分机构股权架构复杂，存在交叉持股、多层嵌套；部分机构出于规模扩张或内部管理需要，登记多家同类私募基金管理人；部分机构虚假出资或抽逃资本，扰乱行业秩序；部分机构股权代持，规避重大关联交易披露，导致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部分产品滥用备案信用非法募资，分散募集、集中运作，变相开展“资金池”业务等等问题。“私募基金规模小、数量多、专业性不强。”
另外，虽然我国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多样，但长期资金占比较低。据阎庆民介绍，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中，境内机构、银行理财以及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出资占比高达83%，但养老金、保险资金、社会公益基金等真正的长期资金合计占比仅为3.1%。
从被投资项目所处阶段来看，阎庆民表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更倾向于投资变现快的应用层项目，对基础层和技术层投资很少。实践中，多数私募基金甚至早期投资均将产品的可落地与明确的市场化场景作为筛选项目的重要指标。
另外，在实践中，由于市场、监管各方对私募基金认识不一，导致在监管、自律等方面，针对私募基金制定的规则缺少内在一致性，在有些方面不符合私募基金的本质要求，私募基金“募、投、退”不通畅。
而为向私募基金提供长期资金，阎庆民认为应借鉴西方好的经验。
从美国经验来看，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捐助基金、家族信托、保险公司、银行等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是私募基金的出资主体，为私募股权投资的长周期运作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资金的来源和长周期运作离不开成熟的养老金投资体系、发达的基金会与家族信托力量，以及对长期投资有激励作用的税收优惠和递延制度。
“就我国而言，应当进一步完善一、二、三支柱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管理制度，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阎庆民提出，只有建立有利于资金长周期运作的激励制度，才能从根源上改善投资基金的跨周期投资和逆周期监管的能力，解决跨市场、跨行业、跨周期发展问题。
阎庆民还提出，私募基金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必须更加专注于长周期投研和投后管理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内部治理，优化组织架构、绩效考核、人才管理、风险控制，保持高效的决策和组织运作机制。只有不断专业化，才能持续提升机构声誉，提升募资能力，吸引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基石投资人，改善募资结构，形成募、投、管、退良性循环。
最后，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信息和地方政府相关信息之间也应推动互联互通，基金业协会与地方行业协会分工合作，完善中央—地方两级风险处置与协作机制。推动行业自律、行政监管与司法有效衔接，在风险监测、行刑衔接、查处违规违法犯罪等方面形成处置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