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前财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共进午餐”入席者名单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 Alphandéry）
- 1993年-1995年任法国财政部长
- 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CEPS）主席
- 欧洲50人论坛（Euro50 Group）创始人兼主席
崔宇 界面联合创始人
罗威 界面运营总监
见到阿尔方戴利先生，是3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早春的阳光带着寒气，慵懒地洒在亮马桥边寂静的龙苑中餐厅里，只有耳边不时传来的急促汽笛声，才提醒人们世界仍在运转。此时，距离龙苑中餐厅所在的北京凯宾斯基酒店8000公里外的欧洲，还是清晨，或许同样寂静，但那里的世界正在一片喧嚣争议中运转——因为一场债务危机的争斗、一次货币政策的变革。
希腊债务危机和欧洲量化宽松，很自然地成为了我和阿尔方戴利先生午餐的主题。头发花白、穿着黑色呢子大衣的阿尔方戴利先生，不苟言笑，若有所思，这似乎也为这次午餐打下了严肃的基调。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累也最充实的一次午餐，对于阿尔方戴利先生可能也是如此。他后来告诉我：“午餐时，我不可能说的太详尽，但我还是想尽量解释的更专业，因为（对这一话题）我们需要公正的专业的评判。”
今年72岁的阿尔方戴利，有着政商学界多重身份。他曾在法国巴黎第二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1995年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期间采取了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措施；1995年卸任后，他曾担任法国电力集团公司（EDF Energy）总裁，现在仍是董事会成员，参与战略委员会的决策。现在，他更多的精力在于两个智库上——欧洲50人论坛和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前者关注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后者聚焦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
阿尔方戴利先生的多重角色很令人着迷，我很想知道不同的身份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因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往往会给出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不只因为利益，也因为思维方式。而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欧元问题，经济学家和欧洲的政治家往往就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阿尔方戴利先生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他直接谈到了不同身份的利益冲突问题。这让第一个问题看起来有些不太礼貌，但我并没有打断他，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意外收获”。在他看来，存在利益冲突时，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表达开放。“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能自由表达我的想法，很好地管理多种身份。”阿尔方戴利说。他还补充到，这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而在我看来，阿尔方戴利先生的确给出了最诚恳的答案。基于身份的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如果开诚布公而不是欲盖弥彰，一切暴露在聚光灯下而无须借助显微镜来看清真相，利益冲突不是问题，没有冲突才更可疑。
为了缓解略显尴尬的气氛，我还是继续追问关于不同身份的思维方式差异的问题，并且“搬出”了备受争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去年11月，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篇专栏《Business vs. Economics》，他认为政治家在决策时咨询商人的建议往往带来糟糕的结果，因为国家不是公司，公司在遇到困难时往往想的是控制成本、节衣缩食，而国家在遇到困难时需要刺激有效需求、增加赤字和印钞，总之，商人可能不懂经济思维。比如，日本央行的九人政策委员会中，四名反对量化宽松的人士都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
阿尔方戴利先生同意克鲁格曼的基本原则，即企业和政府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因为它们要为不同的利益辩护。但在他看来，理想状态下，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遵循市场规则，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实生活中，企业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干预政策制定者。而且，有的企业活动会产生负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有的企业会变成垄断企业，而这需要法律和道德规则来进行规制。
阿尔方戴利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俨然回归为一个睿智的经济学教授，我们眼前的餐桌仿佛成了讲台，而他今天所讲的课程是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对于克鲁格曼开出的扩大公共支出的经济药方，阿尔方戴利并不赞同，因为这种二战期间和之后流行的做法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腐败寻租和效率低下的“政府失灵”。在阿尔方戴利看来，不应该过多增加公共支出，因为长期看债务的累积会伤害GDP的增长。“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经历告诉我，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方法是把钱给企业，但公共支出也不能降为零。”阿尔方戴利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由于法国经济当时遭遇了此前20年从未遇到过的负增长，法国的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出现了急剧攀升，2013年这一比率已高达92.2%，而且从2004年开始就已“违规”——超过了欧盟60%的标准。而以紧缩为荣的德国也在2003年“超标”，作为欧元区的领头羊，德法两国起了相当负面的带头作用。尽管阿尔方戴利没有正面回答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但很明显，这种差异是现实存在的。
但关于克鲁格曼提到的印钞政策，或者说量化宽松政策，阿尔方戴利先生则颇意外地持赞同态度。自从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引爆欧元危机以来，欧元区边缘国家勒紧裤腰带减少家庭支出，缩小内需以化解经常项目赤字，由此导致失业率大幅增加，游行罢工等活动在欧洲各国此起彼伏。“虽然我支持预算要达到平衡，但此前欧洲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即没有过早采取量化宽松），这与英国和美国恰恰相反。由于欧洲央行没有这样的对冲财政紧缩的措施，产生了严重后果，欧元大幅升值，导致债务危机加重。”阿尔方戴利解释道，“我愿意自由的表达观点，我只陈述事实，我个人支持公平的措施。如果别人做了（让货币贬值），我们不做，太难了。”
3月9日起，在方案公布了一个半月后，欧洲版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实施，其具体计划是欧洲央行将每月从二级市场购买600亿欧元（约合4064.04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公共机构债券和私营部门债券，截至2016年9月总规模将达到1.14万亿欧元（约合7.72万亿人民币）。阿尔方戴利认为，欧洲央行现阶段采取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并对欧元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欧洲央行现在终于明白了，必须要改变”。
欧洲一些曾经深陷债务危机漩涡并接受援助的国家通过痛苦的紧缩后经济逐步复苏，给了阿尔方戴利对欧元区经济前景乐观的又一个理由，“边缘国家采取了勇敢的方法，减少工资、支出，却提高了竞争力，甚至比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的经济表现都要好”。西班牙经济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负增长后，2014年已转入正增长，2014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超过了2%；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则更为强劲，2014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甚至高到7.2%；葡萄牙甚至包括希腊，2014年经济也在连续三四年负增长后实现了正增长。
此外，阿尔方戴利对于德国左右翼联合政府也颇有期待。为了缓解欧元区国家“北顺差、南逆差”的不均衡局面，欧元区最大的顺差国——德国推行了重大改变，最惹人瞩目的是，2015年1月起实施了首个全国范围的最低工资标准——税前每小时8.5欧元（约合57.57元人民币）。“提高工资标准，可以拉动德国内需，减少其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促进欧元区经济体的内部平衡。”阿尔方戴利认为。
但阿尔方戴利“推崇”的最低工资政策，从来都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有争议的政策，往往都是政治博弈的产物。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会导致更多的低技能工人失业，而且会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当然，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的话，是在德国。
乐观之余，阿尔方戴利先生也有担忧，那就是欧洲极左势力的崛起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目前，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分别达到了23%和26%，年轻人失业率均超过了50%，西班牙和希腊反紧缩的左翼政党正眉目传情遥相呼应。但在他看来，虽然政治面临不确定性，但他对欧元的前景并不悲观。“欧盟存在问题，欧元不存在问题，欧元要终结的这种观点主要来自极右派（反移民、反欧盟），欧元会继续存在。”阿尔方戴利坚定地说。
话题有些沉重，时间也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们甚至冷淡了桌子上的菜肴。在阿尔方戴利先生固执地用筷子夹饺子时，我才认真打量眼前这位白发苍苍博学谨慎的老者。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对欧元无比坚定的信心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的梦想绵延了两千年，也曾有过区域化的货币联盟尝试（比如拉丁货币集市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但大都以失败告终。二战以后，既是为了结束法国和德国的两强争霸局面，特别是德国的重新崛起，也是为了对抗美国和苏联，法国一直在力促欧洲大陆的统一，并在1990年两德统一时抓住了契机。两年后，旨在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框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欧洲从此走上了渐进的统一之路。
历史上成功的货币联盟，都是以政治联盟作为前提和保证，而欧元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试图通过经济联盟“倒逼”政治联盟，这样必然会面临荆棘之路。也许，他们避免了枪炮之战，但无法避免唇枪舌战。换句话说，如果欧盟出了问题，欧元会不出问题吗？
为了委婉地表达我的观点，也因为我们在中国吃着中国菜，我顺理成章地拿中国作为类比的例子。从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可以看成是一个“类欧元区”国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我的两个问题是：中国这个货币联盟的“成功”对欧元区有什么启示？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有强大的中央财政作为支撑，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比欧洲各主权国家之间的转移支付遭遇的政治阻力更小，这是否意味着缺乏统一的政治联盟和财政联盟，欧元区必然会面临失败？
阿尔方戴利直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承认，在调整欧元区国家内部经济失衡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在劳动力的流动和工资的灵活性方面（这一点从各国参差不齐的失业率就可以看出来，目前德国失业率为4.8%，法国为10.4%，欧元区平均水平为11.3%）。他认为，欧元区必须要维持动态平衡，有两种办法可以进行自动调整，一是像过去十年那样，通过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对赤字国家进行资本补充，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人们信心下降，这种动态平衡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二就是需要更多的转移支付，这也是欧元区在做的事情，财政资金从核心国家流向边缘国家。“当我们的转移支付越多，痛苦就越少，这只是开始，有些国家不愿意，但会继续，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但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我也同阿尔方戴利先生分享了欧元区危机对中国这个货币联盟的启示：一是在缺乏实质性约束的背景下，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和显性的债务负担不断累积，地方债务风险在经济下滑时必将暴露；二是，必须保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各地方经济体的经济开放度和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货币联盟下，不通过汇率的调整而完成自身的内部调整；三是，在各地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统一的货币政策并不足取，应该探索区域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存款准备金率和信贷控制等更要根据不同区域区别对待。
在午餐临近尾声时，我们还谈到了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我询问他这与法国年轻人失业率（目前为25%，超过欧元区22.9%的平均水平）攀升之间的关系。阿尔方戴利先生此时保持了经济学家的严谨，他认为，任何事件都有相互联系，但判断上要谨慎，比如，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更高（51%），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而且，从整个欧洲大陆来看，离开英国、法国参加圣战组织的人并不都是失业的人，但不管怎样，“降低年轻人失业率是一个好的方向”。
由于阿尔方戴利先生在20年前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推动了金融机构的私有化，我也很想听听他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但限于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深入谈及。总的来看，他不倾向于“竞争学派”（认为只要存在竞争，所有制无关紧要）和“产权学派”（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的任何一种。他坦陈，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欧洲争议也很大，无论竞争优先还是产权优先，成败与否取决于市场是否成熟、规则是否完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国有企业改革应该避免意识形态的斗争”。
当阿尔方戴利先生起身告别时，桌上的菜肴已被服务生重新加热了两次，我向他表达了歉意。每年他都会来中国两到三次，希望下次见面时能听听他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看法，因为北京的蓝天总是稍纵即逝。
有着多重身份的阿尔方戴利先生，既保持了经济学家的严谨，又保持了政治家的固执，除了对欧元坚定的信心，其他问题他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当阿尔方戴利先生和助手消失在阳光下匆忙的车流中时，席间他说的那句话还萦绕在我的耳旁——“经济理论只有解释现状才是有用的”。至少，目前的现实应该会让阿尔方戴利先生感到欣慰，因为在欧洲央行1月底宣布量化宽松以来，欧元区正在超预期复苏。
地点：北京凯宾斯基酒店龙苑中餐厅（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
菜单：
花菇炖竹笙汤
鲜百合炒南瓜蜜豆
清蒸多宝鱼
蒜香小排骨
正宗吊烧鸡
宫廷豌豆皇
生抽皇香煎银鳕鱼
海鲜炒饭
猪肉白菜饺子
鲜时果拼盘
人均：4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