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祯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列车行稳致远，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和助力必不可少。一直被当作积极财政政策基本标志的增列财政赤字，能否突破3%的红线成为多位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
3%的赤字警戒线源于欧盟标准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减税降费不能以增发国债和赤字作为资金来源。扩大财政赤字一定要有底线思维，不能跨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3%，“哪怕是一个名义上面的指标也要守住这一条底线”。
在他看来，无论减税降费还是扩大政府支出，最终都要归宿于财政赤字的增列。然而，这一通行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惯例，随着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增列财政赤字问题的考量，越来越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约束条件。
因此，增列赤字便不能仅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一个因素，而须有所忌惮，并要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通盘考量。
高培勇认为，鉴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更鉴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便不能不对赤字高度敬畏。不仅要为增列赤字设置天花板或警戒线，而且须不遗余力守住天花板或警戒线。
那么这个警戒线应该设在哪里呢？鉴于财政赤字不超越GDP的3%这一源自欧盟且为国际上广为引用的风险控制指标，而“这一定程度上已演化为国人心理防线。须守住这一财政赤字防线，以此构筑起稳定国人预期的牢固屏障。”高培勇如是说。
应对外部贸易摩擦 不局限于只盯住某个指标
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认为这个指标并不是死的，遇到特殊情况仍有必要增加。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一直注重不超过3%的赤字率，但在新常态下，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未来能守住3%是最好的，但如果明年中美贸易摩擦冲击较大，有必要调整，适当提高一些也未尝不可”。
除了贾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在昨天财经杂志举办的论坛上表示：“减税降费的呼声非常高，我们的财政赤字率不能破3%？这不是一个死的（规则），破了又能怎么样呢？”
李迅雷认为，宏观调控不能仅仅盯住控制债务水平，保持某个指标的合理，而是要有全局性的考虑。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明显，企业生产成本高居不下，甚至部分企业和产业已经在向海外转移，“中国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打造成了制造业大国，不能因为成本问题，使得产业都转移出去了，这可能导致产业链条因此中断”，李迅雷表示，这个时候“稳预期”显然更重要，怎么能够让制度设计更加合理，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进程当中更加切合实际，这是最需要考量的。
认为财政理念要改变的还有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他在财经杂志举办的论坛上称，对支出不超过GDP3%的限制已经过时，中国的问题不是财政的问题，现在是金融扩张太快。
彭文生曾表示，二战后金融受管制的30年里，全球范围内较多实行功能财政，服务宏观经济目标。到了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后，信贷投放货币成为主流。这两个时间段带来的问题不一样，战后前30年带来的问题是通胀，后40年带来的问题是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两个极端都不好，但我们现在处于第二个极端，太多依赖信贷和房地产，所以往后我们应该往功能财政这方向回归。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财政大扩张，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经济复苏，失业率持续下降但通胀不是问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减税，导致未来5年财政赤字在5-6%的水平，这里似乎有功能财政的影子。我们也应该通过发债来扩张财政赤字，不应受3%GDP的限制。
财政赤字增长背后的潜台词
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我国财政赤字额总体上呈持续增加势态。2009 年我国第二次采行积极财政政策至2018年已10年。此间，年度财政赤字升至万亿水平。
不过，从国际对比角度看，中国的赤字强度并不算高。
西欧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中央财政赤字率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上升至 3%，本世纪初欧债危机爆发时有些国家甚至超过5%，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
近年来美国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也超过了3%。不久前，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称，2018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7790亿美元，比2017财年多1130亿美元，增幅高达17%，创2012年以来新高，预算赤字已升至GDP的3.9%。
赤字增长的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首当其冲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另外也支撑了减税降费，10年间，减税降费规模持续放大，从数千亿元增至上万亿元。
但选择了赤字增长，也就形成了以后续债务负担适度增长换取当期经济发展和后期经济转型升级局面。
近年来，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2009-2017年中央财政赤字从7500亿元增至15500亿元，而截至2017年末国债内债余额已达13.34万亿元。从2009年起我国开始规范地方财政赤字，把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列为弥补地方赤字的主要手段。2009年至2017年地方财政赤字规模从 2000亿元增至8300亿元，增长率超出中央近一倍。
高培勇所指的以防风险为约束条件，防得也就是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他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可放松对金融风险的警惕。既不能只管扩张、不计代价，又不能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赤字增长须掌握在“适度”而非“全力”范围内，即便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增列赤字，其在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中的角色，也须定位于“辅助”而非“主力”。
不过，李迅雷表示，即使突破3%的线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救急”。特朗普的意图不仅是在于中美贸易要获得贸易平衡的问题，还在于推进美国再工业化的过程，能够建立一个由他来主导的全球全新的产业链，把中国能够排除在外或者是把中国的重要性降低下来。“我们需要有战略眼光来应对”。
彭文生则建议，推行更加积极、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主要落实在减税，尤其降低流转税。当然这应该建立在规范财政、透明财政之上，上面提到的一些改革措施都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方案，整个框架很清楚，就是要规范地方和中央的事权、财权，规范地方财政预算，加强对地方财政预算的监督，改善税收结构。
按照专家的说法，未来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认识积极财政政策，防止“新瓶装旧酒”，有助于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以务实管用的举措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