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上映以后，31岁英年早逝的近现代作家萧红成为了人们热议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慨萧红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一生，讨论萧红的私生活，讨论萧红周围的男人——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陆哲舜、老师鲁迅、前夫萧军、丈夫端木蕻良……——讨论萧红为谁生过孩子，甚至是她的相貌，大多数观众在对萧红的人生津津乐道的过程当中，反而忽略了使之成名与流芳的文学创作。
就连作家刘震云在谈及萧红时的反应也是“（她）不是一个美女”，这让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有些意外。“端木蕻良这个人好不好看？没有人问过。到萧红（人们）就要问了。”在《马伯乐》的新书发布活动结束之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说道。
葛浩文一直钟情于萧红作品研究，早在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而声名大噪之前，就以萧红研究而在学界闻名。作为翻译家的他还陆续翻译了英文版的萧红作品《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如今，他更是用英文续写了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
《马伯乐》是1940年萧红在逃难暂居香港时创作的，讲述了主人公马伯乐与妻子儿女在战争期间逃亡的过程，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有钱且信洋教的家庭里，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一个“中产阶级的阿Q”（葛浩文语）。第二年，萧红开始在香港文艺刊物上连载发表的《马伯乐》第二部分，讲述了马伯乐一家从上海逃亡到汉口，并想着逃亡至重庆的故事，末了有“第九章完全文未完”的标记。然而，在香港沦陷一个月以后，萧红因庸医误诊开刀而不幸去世。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了“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的字句。
葛浩文在《马伯乐》（完整版）的序言中讲述了自己在续写时的考虑，续篇中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萧红本人去过的，如从上海到汉口、武昌到重庆而后转赴香港。“如果《马伯乐》是萧红对鲁迅《阿Q正传》的一种回应，那我在续篇纳入萧红个人的逃难过程，也可喻为是我跟萧红的生平作品的隔代对话，”葛浩文说。续篇描述的事件有真也有假，增添的人物有真人也有纯属虚构的。另外，他也尽量收入了萧红一些散文作品的片段，如“长安寺”、“滑杆”等，使得萧红的影子贯穿其中。
葛浩文用英文续写了萧红遗作《马伯乐》，他的夫人、翻译家林丽君又将续写部分译成了中文，全书日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认为，《马伯乐》的这番续写和译介“不仅是跨世纪，而且是跨文化的”。以《马伯乐》（完整版）出版为契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葛浩文、林丽君夫妇，听他们讲述了一直以来萧红受到的误读，以及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反复被窥探的私人生活“和她写小说有什么关系？”
“从照片看，确实萧红老师不是一个美女，相貌平平，”在“跨越世纪的书写——《马伯乐》（完整版）文学沙龙”现场，为本书作序的作家刘震云感叹道，萧红不是美女，却“遇到了中国不同类型的男人”，“爱情非常丰富”，甚至在生命垂危时，“在香港玛丽医院还是有不同的男人在喜欢她”，必然有吸引人之处。刘震云得出的结论是，萧红虽然“无貌无钱，一直过的是贫苦的生活，但她却有一个别的人没有的特点，那就是有趣”。
在次日接受媒体群访时，林丽君表示，除了关注萧红的外貌以外，还有更多读者“关注的是萧红和许多男人的关系，根本忽略了作家的作品”。她说，尤其是在《黄金时代》出来之后，萧红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人们的关注点更加聚焦在她的私人生活上。“可是这个和她写小说有什么关系？”林丽君反问道。
更令人费解的是，“不要说别人了，就连和她在一起的作家都很少提到她的作品，”葛浩文回忆说。在《萧红传》中，他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萧红“一再以身许给自私而又麻木不仁的男人”，她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是屡受男性的欺凌所致”。在接受采访时，葛浩文更是直言，萧红的前夫萧军是一个“大男人”，即便知道自己写得不如萧红，也不会直接讲，因此很少提到萧红的作品。而同为东北作家的舒群、萧红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洛宾基等人，亦是如此。葛浩文曾几次采访端木蕻良，彼此熟识，可是端木只要谈到萧红的作品，一概大谈萧红如何受到他本人的影响。“端木蕻良不是暗示的，是直说的。”以上种种情况，葛浩文称，使得“与萧红最接近的朋友只谈生活，很少谈到她的作品”。
他进一步坦言，当年对萧红周围人的拜访对自己的研究没有什么帮助。上世纪70年代，他写作的《萧红传》“里面主要写的是萧红，不是写他们，也不是她和他们的关系”。等到80年代他与萧军等人熟悉起来之后，依然有些问题不敢问。葛浩文回忆，在1981年，为了庆祝鲁迅诞辰100周年，美国多所大学举行了“鲁迅遗产会议”，萧军等作家因此来到美国。由于已经见过几次面，他壮起胆子问萧军，据说有人到你家去，是萧红开的门，当时她眼睛都被打青了，是不是你打的？“萧军火了，差点把我的眼睛都打青了。”在那之后，葛浩文学乖了，不再碰触敏感的问题。
“中国文学不擅写人物心理，《红楼梦》不是好novel”
葛浩文对萧红的喜爱与她对人物的塑造有关。他曾在《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中透露，“读她最好的小说，你会追问人物为什么（why）要那么做，不仅仅知道人物做了什么（what）和如何（how）做到。”他尤其称赞萧红对农民角色的塑造，在《萧红传》中，葛浩文写道，萧红大部分成功的作品中，农人的故事极占分量，“那些农人既可怜可悲，又勇武可爱。他们受尽虐待，但又极端顽强。”《马伯乐》这部作品中的主角马伯乐也令人印象深刻。“马伯乐在书中仅被塑造成供作嘲弄讽刺的工具，不算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但他那种胡作非为的举动，却令人难以忘怀。”
萧红 著 葛浩文 续 林丽君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09
不过，即使是马伯乐，也“没有经过小说人物发展的特别过程”，其举动也没有令人惊异之处。葛浩文认为，萧红在人物创造上也存在弱点，这种弱点普遍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之中。很早以前他就曾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真能深入美国社会的根本没有。”之所以如此，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当代小说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特色的影响，几乎不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人物缺少深度。他向界面文化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在印第安纳大学就读时，他研究的就是中国的古典小说，葛浩文说，“我的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他的专长是元曲。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元曲，所以对中国经典的小说、戏剧比较熟悉。”他注意到，中国传统小说当中的叙述是通过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非常少，人物描写常常比较扁平，“从开始到结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对于西方敏感的读者来说，人物的形象是否跃然纸上是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
过去，中国、韩国的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而日本、印度、越南的小说要稍好一些。不过近年来，韩国小说在美国市场风头渐盛，林丽君指出，韩国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The Vegetarian）捧得2016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可见西方读者对韩国小说的接受程度正在提升。
葛浩文告诉界面文化，虽然胡适之、巴金、茅盾、鲁迅等人曾经受到西方影响，开始描写人物心理变化，但是到现在，中国文学又变成了以故事为主、不善展现心理的状态。“这不是缺点，这是文化。”他进一步解释说，有些国家的文学擅于描写风景，有些长于讲述故事，而有些侧重刻画人物。在中国，《红楼梦》算是人物塑造的杰作。虽然它极其难得地呈现出了对人物的鲜明描写，但依然缺乏多样性。实际上，“《红楼梦》是一个了不起的章回小说，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novel。因为作为一个西方概念，novel对结构和人物有着基本的规定。”
“连译带改”把中国小说卖到美国市场
“中国人的小说和西方人说的novel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文学模式，我们（译者）等于是要把中国的小说套在西方模式里，总是有很多无法完全磨合的地方。”林丽君称，如果用更为功利的、商业化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作家可以把小说当成是一个商品，“把商品卖到别人的市场中去，当然要符合别人的需求。”
为了将中国小说卖到美国市场上去，作为翻译家的葛浩文和美国出版社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具体说来就是“连译带改”。在一次采访中，他曾回忆说，李锐有一部小说，开头就把从头到尾发生的事情都交代了，“出版社不干了。我就问李锐，出版社问可不可以把头一章里把后来要发生的事都删掉，不然大家看了一段后面就不用看了。李锐说可以。” 葛浩文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也遇到了相似的麻烦。《手机》第一章是过去的事，第二章是写现代。他于是发邮件给刘震云，问能否在开篇一二页写现代，然后再译过去那部分，刘震云答应了。“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要他们第一眼觉得这小说不错，我就改了，但没有把书改坏。”
同样地，英文读者读到的小说《马伯乐》开篇，是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葛浩文在这本1941年创作的作品之前，加上了一段主人公马伯乐的儿子发生于1984年的故事，或许亦是一种试图通过历史连接引起西方读者兴趣的尝试。
然而，译者和出版社“连译带改”的做法是否有将中国文学变成美国文学之嫌呢？面对这样的提问，葛浩文语调上扬，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这不是我们的意思，但这就是编辑部的意思。他们很想把中国文学就变成美国文学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和他们争了，吵了，甚至要打起架来了，说不能把中国作品删掉这个，添加那个，可是他们要的就是那样子。最后，编辑部说了算。”
他发现，不少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作家会旅居英国、美国、法国等地，用当地语言写小说，他们的英文并不差，可是出版社却要求他们刻意使用“Pigeon English”（洋泾浜英语，英汉夹杂语），使得文字显现出一种“怪样子”、一种异域风情。可是，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他却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译文一定要通顺流畅，和英文小说水准差不多，出版社才满意。葛浩文举例，他曾经把“井底之蛙”直接翻译成“frog in the well”，希望保持中文原来的味道，意思一目了然。可编辑却认为这个词太奇怪了，应该用一个英文差不多意思的词。
“这是互相矛盾的做法。”葛浩文说，但他也只能表示愤慨。虽然出版社“一个懂中文的也没有”，但最终还是“编辑部说了算”。正如林丽君的感慨——“把商品卖到别人的市场中去，当然要符合别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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