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月份的到来，战事激烈的暑期档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回顾过去的两个月，扛起社会题材大旗的《我不是药神》以高达9.0的豆瓣评分和近31亿的票房成为最大赢家，轻松拿下25亿票房的《西虹市首富》嬉笑间再创喜剧类型片佳绩，截止目前两部影片均已成功挤进2018总票房榜前五名。同时，作为黄渤导演的银幕首秀，《一出好戏》表现超出预期，以13亿票房成绩现位居票房榜11位，离第10名的《后来的我们》已是咫尺距离。更别说还有《动物世界》《邪不压正》《爱情影片》《快把我哥带走》等影片，均为这个暑期档的火势添了把柴。
这厢国产片势头正旺，那厢的进口片也毫不逊色。虽然身处国产保护月这一市场大环境，但在进口片数量有限、国产片百又花齐放之际，《摩天营救》《小偷家族》《巨齿鲨》《蚁人2》等影片依旧取得了不俗成绩，前来收尾的《碟中谍6》更是攻势强劲，国内院线上映2天累计票房便突破3亿。
将视线从种种“喜讯”上移开，如今的电影市场以“亿”作为量级参考已是常态，可这份“寻常不过”却是今年暑期档纪录片市场的“望尘莫及”。
“盛夏”过后，纪录片电影骤然“入冬”
当《我不是药神》突围暑期档并所掀起的强而有力的社会关注时，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一度被市场认为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同为暑期档现实题材影片，甚至更具现实性的纪录片处境却十分尴尬。
据猫眼票房统计，《最后的棒棒》上映14天累积票房仅91.3万，《大三儿》上映13天目前票房118万，两部纪录片电影犹如在夹缝中生存。而在去年，甚至前年，以《我们诞生在中国》《二十二》《冈仁波齐》为代表的纪录片并不是这般模样。
据统计，2016年上映包括《舌尖上的新年》《我们诞生在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在内的纪录片电影共有6部亮相院线，加起来的总票房近8300万元，尤其是由陆川执导的《我们诞生在中国》，单片票房便达6650多万，不仅打破内地纪录片电影的票房纪录，还一跃成为北美自然类纪录片影史票房第8名。彼时，国产纪录片电影似是迎来了“春天”。
2017年，《二十二》《冈波仁齐》《摇摇晃晃的人间》等多部纪录片电影掀起了市场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其中，《摇摇晃晃的人间》先是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长片竞赛评委会特别奖”，接着又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于6月登陆院线的《冈波仁齐》在大众呼声中持续上映了近两个月，拿下1亿票房；于暑期档上映《二十二》短短5天票房破6000万，最终共斩获1.71亿票房，成为国内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电影。口碑与票房齐涨的纪录片电影进入“盛夏”。
从迎来春天到入夏不过短短一年，而从盛夏到入冬亦仅有一年。
同处暑期档，作为今年的两部代表性纪录片电影，《最后的棒棒》《大三儿》的市场表现却和去年的《二十二》有着天壤之别。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剧版《最后的棒棒》豆瓣评分可是高达9.7分，好于99%的纪录片。
有果必有因，造成《最后的棒棒》《大三儿》失利的原因有很多，同他们一般的纪录片电影也不少，毕竟纪录片电影票房惨淡这一现象由来已久。
院线“杀手”
“叫好不叫座”似乎是国内纪录片电影普遍存在的问题。
将时间线拨到2010年，彼时的纪录片电影尚且“小众”，院线表现可想而知，其中头顶“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光环的《归途列车》票房成绩也仅有10.9万元；2012年，纵然有《舌尖上的中国》掀起的纪录片热潮，但纪录片电影依旧“名不见经传”；到了2014年，登陆国内院线的纪录片共7部，总票房总1816万元，在整个电影市场总票房296亿元的大环境下占比甚微。
2015年，纪录电影过审34部，进入院线的共14部，这两个数值在当时可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喜马拉雅天梯》在众多明星文人的站台下收获了1156万元票房。当时，过千万的票房成绩已是纪录片电影的“奇迹”。
2016年，备受追捧的《舌尖上的中国》和《我在故宫修文物》先后推出了纪录片电影，有豆瓣评分均在8分以上的剧版背书，按理说票房不会太差，可最终《舌尖上的新年》累计票房193.6万，《我在故宫修文物》累计票房645.8万。
与欧美、日韩等国家纪录片上院线成常态相比，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纪录片电影取得票房成功犹如彩票中奖。因此，近年来如何推进纪录片电影的大众化和市场化已成为一大诉求，《二十二》《冈仁波齐》的突围便是不错的学习范例。
《二十二》完成于2014年，与大众见面却是在2017年，导致时间延误的最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庆幸的是，在32099个众筹捐助者的助力下，这部影片得以面世。探究其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故事题材难得、叙事角度以小见大外，更重要的是该作品的“不刻意”，没有大肆宣扬家仇国恨和苦难离愁，基于此的历史记忆和爱国情怀才能引起“共情”，达到一呼百应的全民性。相较于《二十二》，《冈仁波齐》对信仰的探讨显得更具普世意义，再加上质量过关和作品足够有诚意，市场潜力肉眼可见。
“真诚”、“共情”几乎是所有成功的作品都有的经验，纪录片电影也不例外。
票房悖论？
追溯世界电影的诞生之初，从电影史第一部电影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电影的开端均离不开纪录的影子。20世纪20年代，第一部电影纪录片《北方的那努克》的首映成功，也再次肯定了纪录片电影的商业价值。
《最后的棒棒》《大三儿》此番失利也有其必然的原因。就《最后的棒棒》而言，豆瓣评分跌至6.4分，几乎所有的反面评价都直指它的“刻意”，包括演员过于有痕迹的演出、太过煽情的旁白和剪辑手法，均磨损了剧版中的真实和感染力。
豆瓣评分7.6分的《大三儿》评价好于《最后的棒棒》，通过影片也不难看出导演佟晟嘉更具专业性，虽然《大三儿》的表现有所克制，但除了艺联的排片限制外，更多的问题是影片题材类型过于“个人化”，这就直接导致了作品受众范围的局限性。
同时，在电影市场充斥着花式营销的当下，纪录片电影的营销也必不可少。以《二十二》为例，该片首日排片仅有1.4，第二天逆袭为4.7，随后更是一度破10，直至票房破亿。在其排片和票房一路水涨船高的背后，不仅是题材的特殊性和内容的有力，诸多明星名人、影评人、微博KOL的站台也是一大助力，因此这部作品的崛起最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来水和借势使力的助推团队。
相较于《二十二》，《最后的棒棒》《大三儿》却“低调”很多。排片不占优势是每个纪录片电影面临的共同困境，成功突围的作品大多是靠口碑发酵来提升排片率，这两部作品出于营销成本的不足，社会覆盖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再加上上映后口碑也未能发酵，在大片云集的暑期档自然力不从心。
如今，随着电影和文化的全球化、一体化，以及互联网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变革，纪录片电影不管是在类型风格还是艺术性、商业性等方面均已日趋完善，因此它也承载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诉求。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纪录片电影走进院线，票房或许也会更上一层楼，但仅就目前而言，纪录片电影还是没有得到资本的大力青睐，依旧处于“外热内冷”状态。
当然，纪录片电影存在的意义并不只是体现在票房上，毋庸置疑的是其所承担的社会意义更具价值。可身处商业社会这似乎又是个“悖论”，毕竟商业价值的实现是纪录片电影赖以生存的一大土壤。
不管怎样，既然走进了院线，打开市场便也成了意义的一部分，而这条纪实性与商业性的平衡之路，道阻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