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最近热播的《延禧攻略》以及土耳其里拉崩盘带来的危机。
在暑期档一众影视剧中，《延禧攻略》如一匹黑马，一路高歌猛进，击败了本来看上去颇具话题度的《流星花园》和《甜蜜暴击》等偶像剧，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与以往的宫斗剧相比，《延禧攻略》确实像个异类。女主角魏璎珞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之下，仿佛开挂一般，一路升级打怪，在宫廷中如鱼得水，节节高升，堪称职场爽文典范。而剧中的富察皇后，是一个与世无争、无心宫斗的佛系皇后，皇上则是一个热衷于吐槽一众妃嫔，并且只爱皇后一人的痴情人。剧中除了帝后CP之外，也出现了皇后和魏璎珞这一对CP，颇受观众喜爱。《延禧攻略》究竟为何如此火爆？这部披着清宫戏外衣的现代职场打怪爽文为何如此受到追捧？“爽文化”大行其道的背后，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何种不满？而在看似现代的、一路开挂升级的女主晋级之路背后，又真的有进步的女性意识吗？
最近两周，土耳其深陷里拉危机。8月10日，里拉对美元汇率暴跌17%，13日周一开盘后继续暴跌，跌幅约为7%，今年以来，里拉跌幅已达到45%。与此同时，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连日来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暴跌，在国际市场引发连锁反应，发达经济体股市明显下跌，同时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阿根廷比索等新兴市场货币也普遍面临贬值压力。里拉危机的背后体现了何种土耳其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与土耳其历史上政治身份的变化和经济策略的调整有何关联？里拉危机会引发全球性危机吗？土耳其货币危机对中国又有怎样的警示呢？
宫斗爽文、打怪升级：女性真的进步了吗？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近日发布的《<延禧攻略>：跟着魏璎珞打怪升级，为什么我们这么想爽一回？》一文中，作者阿莫分析了“爽剧”的机制和“爽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现实。不同于此前宫斗剧标杆《金枝欲孽》——它展示了你死我活相互斗争但机关算尽之后仍然落得悲剧下场的宫廷困境和悲剧，《延禧攻略》单纯地展示了主角魏璎珞一路碾压反派的故事：在绣坊得到姑姑庇佑，到长春宫又得到富察皇后护体，皇后去世之后又获得皇帝青睐，更有帅哥富察傅恒全程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延禧攻略》的剧情安排也十分紧凑，几乎每隔两三集，魏璎珞便能碾压一个反派角色，步步升级。但在这种开挂、碾压的背后，并非逻辑支撑起来的剧情，而是全靠主角光环一路护体。换句话说，如果魏璎珞能够战无不胜，不是她有多聪明多机智，而是她身边的配角都被剧情设定框死，一到关键时刻便智商下线。在作者阿莫看来，此种不可思议的全程为女主逆袭服务的剧情设定，最大的卖点和弱点都在一个“爽”字，而这也是近年来在网络文学中早已成为主流的“爽文化”进军影视界的重要尝试。
“爽文”在网络文学中成为主流门类，意味着快感生产已经成为当下网络文学的核心诉求之一。营造“爽点”有众多的方法和手段，首先表现为主角的发泄、报复或者战斗，在强力压制之后能迅速反弹，并通过这种反弹带给读者大快人心的情感体验。比如羞辱比主角位高权重的对象，通常是官二代、富二代或上流阶层等等。另一种表现方式是成就感和优越感，即主角在逆境中不断奋斗，最终变得强大，获得成功，羡煞旁人。在以男性读者为主要目标受众的小说中，这种设定十分典型。主角常常开疆辟土，成为英雄，成为家族、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拯救者。而在写给女性读者的小说里，主角通常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如宫斗文中女主从一介小小宫女一路上升，成为宠妃。在阿莫看来，不论是《延禧攻略》，还是改编自流潋紫《后宫·甄嬛传》的电视剧《甄嬛传》，又或者是之前同样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花千骨》都遵循着同样的套路。此类“爽文”“爽剧”虽然表面上五花八门，但内核和本质都大同小异，即带给受众一种重复的刺激，让饥渴的受众陷入纯粹的快感海洋，期待一个又一个新的“爽点”。
那么，究其原因，“爽文化”为何能大行其道呢？阿莫指出必须注意到在网络时代的沉浸体验中典型的读者/观众视角。发达的互联网文化能够让受众沉浸在“爽文化”中，暂时忘却自己在现实中的身份和种种限制，将自身带入主角视角，进行想象性的生活。同时，加之所有“爽文”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故事设定在异世界和古代，这种脱离日常生活情境的设定可以不顾阶级藩篱、不管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障碍和规则，让受众通过一种陌生化的体验短暂地脱离现实中无法跨越的阶层壁垒和无法打破的强权规则等诸多烦恼。因此，“爽文”充当了现实生活的一剂麻醉剂，让在日常生活中挣扎喘息的人们通过意淫获取短暂的幸福。但同时阿莫也认为，不该单纯地将“爽文”视为麻醉剂，视为腐蚀人心的社会毒药，除了虚妄的快感外，“爽文”中也存在抵抗的空间，如上面提到的几部大女主“爽文”，实则有一定的性别革命突进意味。除此之外，有一些“爽文”也做出了“女尊”“女强”等颠覆主流性别定位的激进想象，当然，这也愈发反衬出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性别不平等。
在发布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宫斗剧爆红背后：类型化、现实投射以及进退失据的女性意识》一文中，作者曾于里也探讨了宫斗剧中的女性意识问题。在曾于里看来，宫斗剧这一题材反映了女性意识一种进退失据的现状。一方面，宫斗剧仍然是一种性别观充满问题的题材，它本质上讲述的是女性为了获得皇帝宠爱相互倾轧的故事，这是中国古代封建集权社会夫为妻纲的产物。即便在《芈月传》和《延禧攻略》中，女主角和君王的恋爱被塑造成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彰显着现代意识，但这仍在无形中将爱情和皇权进行“同构”，让人们在沉迷皇帝纯情的同时实现对于男权和皇权的认同和赞美。
当然，曾于里也指出，宫斗剧中的女性诉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多样性的，有时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以《甄嬛传》为例，甄嬛一开始认同后宫中女性作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这种观点，但在之后慢慢对这一价值产生动摇，并展开“复仇”，最终促成皇帝死亡。这是剧中女性意识得到张扬的高点时刻，然而这一时刻是短暂的，在新王上任后，甄嬛再度开始揣摩新王的心思。由此可见，只要父权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机制不曾改变，她就依然在男权统治的规则和秩序之中游戏，无法脱身。最后曾于里指出，不论是《甄嬛传》还是《延禧攻略》，女性角色在其中的女性意识是真的，但父权意识也是真的。“宫斗剧女性意识的进退失据，根源不在于女性，而在于不平等的皇权/父权制的强硬、霸道和根深蒂固。”
土耳其里拉暴跌：身份政治和强人经济背后的重重忧虑
在王晋发表于“澎湃新闻”的《里拉暴跌只是经济问题？土耳其政治身份变迁迎来重要节点》一文中，作者通过梳理土耳其近一个世纪以来政治身份的变化，指出里拉暴跌可能让土耳其迎来又一个政治身份变迁的重要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耳其在“国父”凯末尔的引导下，开启了以世俗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进程。1924年，土耳其废除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即伊斯兰世界不再拥有象征性中心，同时土耳其也抛弃了“泛伊斯兰”政治身份的幻想，转而建立“土耳其人的民族国家”。但凯末尔深知伊斯兰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和挑战，因此凯末尔主导的土耳其政府试图宣传用“土耳其人”取代奥斯曼帝国曾有的“穆斯林”政治身份，试图以拉丁文字母替代传统阿拉伯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这样一来，在官方话语中逐渐形成东方/愚昧/落后和西方/先进/科学的两级对立。西方世界的世俗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相反，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则被限制在清真寺内。在凯末尔这一政治强人的主导下，西方的、现代的、世俗的土耳其就此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向西看”成为土耳其的外交对策。一方面是土耳其面临北方苏联的政治军事压力，需要加入西方世界谋求安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社会经济格局也决定了西部沿海地区比中部和东部更加重要。
但这种“向西看”并没有维持太久，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不断受到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挑战和冲击。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诸多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伊斯兰政治力量倾向于通过“伊斯兰教法”和“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解决种种难题。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这标志着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政治力量占据统领地位。埃尔多安以“渐进式”的方式逐步削弱军队力量。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是土耳其军方，即倡导世俗主义的力量对于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最后一次挑战。“正义与发展党”秉持“新奥斯曼主义”政治理念，逐步开始改变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从那之后，土耳其开始介入中东事务——谴责埃及塞西政府、在卡塔尔断交风波中公开支持卡塔尔、介入利比亚内战、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通过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中东分支机构，土耳其逐渐建构自己的区域影响力。这样一个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强调“伊斯兰”而非西方传统政治中“自由民主”的土耳其，开始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导致了美国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对于严重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增长的土耳其来说，必然会遭受巨大损失。作者王晋最后指出，政治身份定位与现实实力之间的差距，是土耳其未来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
相较于政治身份的分析视角，媒体人周轶君从经济角度出发，梳理了在“强人经济”模式下土耳其的危机简史。在她为“腾讯·大家”撰写的《土耳其危机简史：强人经济的欢喜与哀愁》一文中，周轶君指出，土耳其共和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有两“多”：政变多，货币危机多。此次的里拉贬值并非新鲜事，在1994年和2001年，土耳其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1994年是由于商业银行借贷过多，央行疯狂印钞引发了通货膨胀。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援助，同时要求土耳其政府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实行部分国企私有化，几年内土耳其经济回弹。2000年，土耳其实现里拉与美元-欧元货币挂钩的政策，可不到一年时间，土耳其银行再次出现借贷危机，外资撤离，政府被迫让里拉脱钩，实现自由浮动，导致里拉贬值。2001年，美元加息，土耳其再次出现里拉贬值的危机。
纵观国际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起，每次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严重依赖国际间资本流动的新兴市场极有可能受到冲击，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危机之后，这些国家往往会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并扩大各自外汇储备。
回到此次土耳其的里拉危机，周轶君认为从去年年底特朗普当选以来，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通过反全球化措施放慢了国际间资本流通。但此番特朗普最多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主要的问题仍然要归咎于埃尔多安自从上台以来就一直奉行的“拒调利率”主义。此次土耳其央行本可以通过调高利率来抑制通胀，但埃尔多安认为调高利率是外国恐怖主义的阴谋，其终极目的是要搞垮土耳其。这种观念出于埃尔多安的宗教信仰，他曾说“利率是万恶之爹妈”。除了拒调利率，埃尔多安政府在政变之后大肆审讯抓捕，令整个国家弥漫在恐怖状态下，让法制遭到严重破坏，这让土耳其经济的中流砥柱外资公司对土耳其市场失去信心。
土耳其的里拉崩盘可以给中国带来何种经验和教训呢？在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的《土耳其崩盘了，我们会有危险吗？》一文中，作者认为土耳其危机对中国极具借鉴意义，而如果中国不想重蹈覆辙，则可谨记土耳其带来的三个教训。
首先是货币放水必然带来贬值，放水越多，贬值越猛。作者指出中国近几年也面临人民币贬值问题。2016年年底人民币汇率距离突破7元大关仅一步之遥。后来神奇逆转，守住7元大关，这其中除了央行加强外汇管制等技术手段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从2017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转为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收紧很大程度扭转了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
其次是经济发展无法解决所有矛盾和问题。相反，畸形和不可持续的发展则可能制造出更大的矛盾。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会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社会矛盾。短期来看，这些社会矛盾可以被经济发展暂时掩盖，而长期看来，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不持续，此前被掩盖的问题极有可能大力反弹。
最后，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难以打破，如果过于自信，很有可能掉入陷阱无法自拔。世界银行曾有研究表明，从1960年代开始到2008年间，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可以发现，1960年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到2008年进入高收入的只有十几个，而绝大多数国家在半个世纪中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无法突破。这便是“中等收入陷阱”。反观中国，由于过去中国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容易产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这一错觉。但土耳其此次的危机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经济不能通过深度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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