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山西一家11个姐姐凑32万给弟弟娶妻事件背后反映的重男轻女问题，以及清代皇帝批阅的“垃圾”奏折后“密折治国”的实质和潜在的问题。
7月9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桥上村一农家婚礼的现场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结婚的是农户高海贵排行第十二的孩子高浩珍，也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由于父母务农，家中贫困，高海贵的11个女儿凑了32万元为弟弟置办婚礼、彩礼以及在县城买房。高浩珍的姐姐高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强调，32万元是姐姐们自发为弟弟凑的，家里也不存在“重男轻女”的问题，只是因为老一辈有传统思想，想要个儿子。作为姐姐，高玉表示父母对子女都是公平的，并没有偏爱弟弟。11个姐姐帮弟弟娶妻一事再次将农村彩礼、重男轻女等议题拉回公众视线，相比都市的、精英的、中产的女权议题，农村女性议题更加不可见，也常常被亲情、互帮互助等话语遮蔽。
7月7日，微信公众号“大叔爱吐槽”发表文章《皇帝看了要崩溃：清代垃圾奏折集锦》。文中展示了台湾网友整理的部分清代皇帝——主要是康熙和雍正——审阅的奏折和批复，其中包括闽浙总督为康熙呈上台湾土产芒果的奏折、一位名叫孙文成的杭州织造屡次向雍正请安的奏折，还有一位直隶总督多次向康熙汇报顺天府、保定府等地6月初下雨的情况。在奏折的回复中，康熙和雍正的语气多显无奈。这篇文章迅速刷屏，引发网友调侃和热议。在一笑置之的背后，我们要进一步问，清朝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似包含大量无效信息的奏折呢？奏折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扶弟魔”诞生记：是城市中产对亲情过于冷漠，还是农村底层重男轻女？
在网友的讨论中，“扶弟魔”这一称号逐渐浮出水面，用来说明高海贵一家的重男轻女以及全家对于弟弟的娇惯。在澎湃特约评论员张丰看来，网友对于高海贵一家铺天盖地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农村现实的误解。在《马上评 | 11个姐姐帮弟娶妻，也别污名“扶弟魔”》一文中，张丰指出1990年代以来，随着外出务工的流行，家中人口众多已经不算劣势，再加上整个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大家庭反而让人羡慕。张丰将城市中产者孤独的生活与农村大家庭作对比，认为后者大多有共同抵抗风险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实则延续了漫长农业社会中家庭与亲友之间互助的组织方式。因此，在这次事件中，姐姐帮弟弟只是一个巧合，如果性别反转，哥哥也会帮助妹妹。张丰称自己就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家庭前几个孩子是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到妹妹出嫁时，哥哥们也会出力让妹妹的婚礼有排场。
接着张丰谈到“扶弟魔”，他认为这个称号隐含着每个人都应该自力更生、为自己命运负责的价值观，若推到极致，就是对亲情的冷漠。这样的观念在都市相当普遍，而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准则——个人是法律意义上的最小单位。因此，张丰认为，多亏了高海贵家的不够现代，让这个家庭多了很多亲人间的团结和快乐。张丰在文章的最后针对11个姐姐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们体察到父母的不易，也体会到生命的不易，但是最终这种人生经验转变成了某种责任，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爱和团结。对习惯孤独和竞争的都市中产来说，爱和团结实在是一个新世界。”
然而，这种将都市中产和农村家庭对立，将现代生活原子化准则和互帮互助团结家庭对立，从而构建出传统和现代家庭的分野的论述方式，真的具有解释效力吗？撰稿人从易在发表于“沸腾”上的文章《11个姐姐凑32万给弟娶妻：家庭互助不是牺牲女性成全男性》中指出，这是一种“诛心”的论点，仿佛一旦质疑这个家庭的做法，就要背上“自私自利”、“冷漠”的骂名，而这种论调，实则掩盖了“重男轻女”的社会语境。针对张丰拒绝将“扶弟魔”妖魔化的评论，从易指出，“扶弟魔”而非“扶姐魔”的存在，恰恰说明如今重男轻女的现象以及男女比例失调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有资源都向男孩倾斜。以结婚时的彩礼为例，学者陶自祥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家长为了凑够儿子成家时需要的高额彩礼，为保证儿子香火延续，往往出让女儿或者强迫女儿早婚。换言之，很多农村家庭通过嫁女儿获取高价彩礼，本质上来说，这与“卖女儿”无异。
因此，从个体层面来看，新闻中的姐姐有权利为弟弟奉献和牺牲（在采访中姐姐也在强调自愿的因素），但从社会层面，我们需要去反思，为何牺牲女性利益成全男性被视作理所当然，为什么家庭的团建和睦总是以牺牲家庭中女性的利益为前提。
媒体人侯虹斌也在同名公众号发表文章《十一个姐姐供一个弟弟结婚：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羡慕他》，就此事发表评论。在文中侯虹斌指出，这并非姐弟互助，而是单向的吸血，是“把女儿们培养成可供水蛭吸血的宿主，并且固化成一种家庭模式”。当人们将自我代入唯一的儿子，就会发现从父母，到姐妹，到妻子，都是女性为男性奉献牺牲。男性希望有能够供养、帮助自己的姐姐，反过来，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他们又害怕遇到拥有弟弟的姐姐。因此他们永远站在利益的风口：自己有姐姐，但妻子不能有兄弟。在侯虹斌看来，在这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寄生兽和宿主的关系，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即便是在农村，男丁也已经丧失了农耕时代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相比养一个读不了书、赚不了钱的弟弟，养育能够反哺父母帮助兄弟的姐姐妹妹，即便不从人人生而平等的角度，而是单纯从经济、功利的角度来看，价值也高得多。如今吊诡的地方在于，男性自动带入寄生兽的角色，在“男人不占便宜就是吃亏”的传统中不难理解，但女性也认为能被亲人吸血是她们的价值所在。
清代皇帝和“密折制度”：单向官僚间谍网络的兴起
当大家都在心疼康熙和雍正被大臣的奏折“困扰折磨”最终丧失耐心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张宏杰在“腾讯大家”发表文章《清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垃圾奏折》，指出任何“可笑”的历史现象背后都有其制度背景，并对文中提到的垃圾奏折一一作出了详细的解释。
先说那位名屡次向皇帝请安的杭州织造孙文成，张宏杰指出清代封疆大吏频繁地上请安折是制度使然。清代地方大吏和皇帝交流主要靠上呈奏折汇报地方事务，而皇帝则需在奏折上用朱批加以批示，这类似于君臣之间互通电子邮件。地方事务繁多，因此地方大臣基本上每个月都会上奏，顺便给皇帝请安，形成的习惯是每一封谈正事的奏折，必定会附上一封请安的奏折，而奏折中只要“恭请万岁万安”六个字，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句不厌其烦的“皇上您好吗？”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道奏折是不可以合并的，因为清代是一个重礼节的朝代，旗人多规矩、多讲究。
再说那位反复汇报雨水情况的官员，这其实也是制度规定。清代皇帝多重视农业，关心地方雨水粮价情况，经常向地方官员询问。从乾隆开始，规定地方官员每月汇报晴雨粮价等情况，而这些资料也为今天研究清代物价和气候情况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至于奏折中福建官员向雍正汇报台湾有个妇人拾金不昧，也是清代皇帝的要求。举例来说，对于多疑而精力过人的雍正皇帝来说，他希望大臣们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经他手制度化的密折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小报告”制度，通过密折，他可以掌握更多的地方信息。
公众号“短史记”最近也刊发谌旭彬的文章《“清朝垃圾奏折”的真正制造者，其实是皇帝自己》，在文中作者追溯了“密折”制度的兴起和发展。清代的“密折制度”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便拥有这种特权，通过钦定渠道给康熙递送密折，报告身边同僚动态。雍正登基之后，“密折制度”上升为治国核心手段。在康熙时期，有资格密奏者不过百人，到了雍正时期，有资格密奏的官员多达1100人。至于密折的内容，则延续了康熙时期的规矩——不限本地本职，不需真凭实据，可随时风闻入告。
也就是说，“密折治国”的本质是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员都纳入一张间谍网络中，在网络中的人们彼此隔绝，只与皇帝一人单线单向联系。在网络中的官员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但却不知道具体是谁。这样一来，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员，人人都是监视者，与此同时，他们也是被监视者。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官场动态尽收眼底。
也正是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了所谓的“垃圾奏折”。相较于康熙而言，雍正批复的奏折确实不可胜数。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实则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据统计，雍正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现存雍正时代的朱批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7000余件。
而官员与皇帝通过奏折互动的过程，也是官员们揣摩皇帝心思的过程。对于皇帝而言，密折制度是“以一人治天下”，对于官员来说，这个制度就变成“以天下奉一人”，万事以取悦皇帝为第一要义。其中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紧扣时代脉搏”。例如雍正六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向雍正汇报河南孟津县一位农民翟世有捡到陕西一位棉花贩子丢失的170余两白银，拾金不昧，在原地等待失主并拒绝失主酬谢。雍正读到奏折后下达一道1200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说明此事的非凡意义：说明朕这些年来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颇有成效，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向翟世有学习的热潮。接到上级精神后，各地官员迅速开始行动，不管是捏造还是实情，均开始用密折向雍正上报各地“拾金不昧”的情况。看到这些密折，雍正在一封批复中开心地写到，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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