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艳花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四十年里，中国成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赞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迷人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迷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有成功的实验，也有未竟的探索，每一个前进的步伐中都包含了无以计量的艰辛劳动，特区货币即是其中之一。特区货币是由深圳经济特区而生，请您先讲讲深圳经济特区是怎样产生的。
刘鸿儒：追根溯源，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与习仲勋同志有着很大关系的。1978年4月，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6月份，他主持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将保安县改为深圳地级市，并决定将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地对外开放，建成出口加工区。当年11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述了上述规划方案。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习仲勋和杨尚昆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对外开放中有较多的自主权，批准他们提出的要在汕头、珠海、深圳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都一致表示赞成，并责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协助广东、福建两省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上报给中央批准。谷牧率工作组在广东、福建两地做了详细的调查，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谷牧调查后，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谈到准备划出的四块地方应当如何命名时，小平同志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举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谷牧同志主持两省工作会议，会议上明确改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国务院随即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其后，各特区的建设陆续开工。
现在来看，我们的经济特区，无论从自身建设，还是作为改革试验田为全国改革探路，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当时，在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羁绊下，经济特区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党内外各方面的激烈争论。尤其是特区一开始就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外币流通，本币受挤，国内商品匮乏，国门一打开，本来暗流涌动的走私、贩私一下子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泛滥起来，这下更不得了了，有的老同志到深圳看了以后，流着眼泪说：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对特区的争论更加激化。直到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厦门，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要收，而是放。”对经济特区的功能和作用，则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才统一了思想。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开放初期，如同深圳特区的建设一样，我们的各项改革，常常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漩涡之中，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发展了要不要肯定等等，每一次认识的深化、每一次共识的达成、每一项改革的推进，都是非常不易的。
记者：您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作为金融领域的代表，加入了以谷牧同志为首的国务院特区工作组。当时国务院对于特区工作，作出了哪些部署？
刘鸿儒：在谷牧同志主持下，国务院于1981年5月27日到6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特区的工作，定了十条：决定特区建设要因地制宜作出规划；进出口货物实行特殊的关税优惠；简化对外商进入特区的手续；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特区的对外贸易，在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特区的某些设施允许吸引外资进行建设；特区管理机构以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加强法制建设。此外，涉及金融方面的有两条：一条是以人民币为主，外币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使用，同时研究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的可能性，可以有步骤、有选择地批准外资银行到特区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条是多方面筹措资金，主要利用外资，同时增加国家银行对特区的贷款，特区土地开发收入可以全部留用。
记者：这里提到了“研究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的可能性”。特区货币的想法是如何提出的？
刘鸿儒：中央决定建设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把重点放在深圳，因为深圳靠近香港，条件有利。按当时的计划，是想在靠近香港地区划出327.5平方公里，作为经济特区，在边界拉起铁丝网并设关口，准备一线放开直通香港，二线封关，与内地隔开，以利于加强开放步伐，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线放开，二线封关”。“一线放开”是指海关放开深圳和香港之间出入口货物关税的政策，除烟酒、高级化妆品、少数机电产品外，其他商品一律免税自由出入；“二线封关”是指在特区和大陆之间用铁丝网屏障隔离开，实行严格管理，所有商品一律按照全国海关统一规定的关税纳税。
外商以及港澳商人看到了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商机，蜂拥而至。但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不能自由浮动、资金更不能自由进出，给外商带来很多不便。与此同时，港币从各个管道流入特区，在市场上流通，并且日益盛行。当时特区还处于商品短缺时期，1980年，发行了专供外国人在免税店购买特殊供货商品的外汇券。这样一来，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出现了同一种商品多种价格并存的局面，而且人民币地位下降，港币“受宠”势头上扬，港币对特区的影响加大。这些现象使得特区金融改革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1981年春，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提出发行特区货币的意见，经广东省委同意正式上报中共中央。这一年的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关于特区的货币流通明确指出：特区目前以人民币为主，外币限制在指定范围流通适用，同时由人民银行负责研究，提出首先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的方案。1983年4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召集会议，宣布成立“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他指出，小组的任务不是研究发不发特区货币，而是研究如何发行最好。
记者：特区货币的发行似乎一下子提上了“快车道”，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特区货币的发行方案是如何形成的？
刘鸿儒：对于特区货币，虽然中央明确定了调，但是由于认识不同，各界争论实际上还是很大，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主张慎重的。特区货币研究小组马上先行展开调查，我们先到深圳与香港边境调查居民生产生活情况。当时边境的居民在深圳居住，每天过境到香港一侧去耕地，持有特殊证件，出入自由。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调查来到一位农民家里，主人说“请你们等一会儿”，很快，他带回很多进口饮料招待我们，说是刚才去香港买的。当时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边境两地往来这么密切，割断港币进入特区是不可能的，应该区别对待。后来我们还在深圳走访了许多涉外单位，了解他们与香港的经济往来情况，又到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做了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四个经济特区地域上不连接，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也很大，因此特区货币只能限于深圳特区。接下来，小组分别到香港、澳门进行考察，重点研究港币与澳币的关系。我们认为，澳门虽然发行了货币，在市场上计价、流通，但因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小，经济总量小，港币应仍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了多次讨论，并参考了专家意见后，特区货币研究小组于1984年提出特区货币发行方案：实行独立的外汇制度，采取一揽子浮动汇率，以人民币汇价为依据，不同任何一种国际货币挂钩。
特区纸币选择什么样的图像，当时也有多种方案，最后我们从国家博物馆选出黄帝（轩辕氏）像，大家觉得这个图像能够很好地代表中国，容易被各界认可，海外影响也比较好，背面图案根据面值不同，分别是长城、颐和园、桂林、庐山和华山。
记者：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传》记载，副主席陈云同志也很关注特区问题，还曾专门请您来谈特区货币的问题。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刘鸿儒：我还记得那天是1984年11月27日，陈云同志在中南海的家里接见了谷牧和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陈云同志，这次汇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云同志坐在沙发上，我们向他汇报时，他听得非常认真，从不打断，一直等我们说完，然后思索一会儿，再提问，陈云同志不愧是我党著名的经济专家，他提的问题都非常切中要害。对于特区货币，他向我们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发行权归中央；第二，只能在特区流通。
当时，陈云同志已经79岁，但思维很敏捷，记忆力非常好，非常和蔼可亲。我们向他汇报特区货币的票额情况时，他还向我们回忆起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票额确立的故事。那时，国家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全国财经工作实现了统一，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并结束了延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有人建议最高票额为一百元，但陈云觉得面额过大，认为十元就不小了。除了特区货币的问题外，陈云还回忆到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不同边区均有自己的货币，边区之间也存在比价和兑换的问题，于是成立了货币兑换所。陈云甚至还记得当时货币兑换所的主任崔平，向我问起他，我告诉他崔平现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研究特区货币时也请他参与过，还听取了他的意见，陈云听了很高兴。后来，陈云用毛笔字给我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非常珍视这幅题词，回家后特别把这幅题词裱起来挂在墙上，以此来勉励自己。
记者：特区货币仿佛已是箭在弦上，最后这支箭为什么没有“射出”呢？
刘鸿儒：纸币的图案设计确定后，我们把特区货币的版制作出来，还印出了票样，就等中央下令。但是同时，特区发展思路却在悄然变化。特区货币服务于特区经济，依托的是“一线放开，二线封关”的特区政策，事实上，“二线封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被放弃，因为，‘二线封关’等于把大陆同特区隔绝开来，离开了大陆的支持，经济特区的优势也就失去了，深圳特区意识到这一点，在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二线封关”的思路进行调整，提出利用内地、香港两头优势发展的思路。并且，随着特区与内地联系日趋紧密，外汇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港币占特区货币流通总量的比例不断下降，人民币的比重上升，这与特区货币筹划伊始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特区货币是否还有继续发行的必要呢？综合各种因素后，特区领导同志感到这件事不那么简单，特区货币也就此搁置起来了。
回过头来看，改革就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其中，有困惑有坚定，有痛苦有欣喜，有成功有失败，这个过程，真是任何语言都难以穷尽。正如陈云同志给我的题词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区货币的提出是如此，其放弃，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