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惨死在海边的叙利亚儿童，一边是欧洲城市频发的恐怖袭击，汹涌而来的移民和难民，将欧洲社会拉入了一场伦理与社会困境。有人主张放开怀抱，以普世大爱接纳移民，有人主张严防死守，保卫所谓“欧洲基督教文明”免遭侵蚀，孰是孰非之争，已经严重撕裂欧洲社会。
同时，移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政治和心理冲击。据2015年12月11日英国《卫报》报道，近40%的欧洲人认为，外来移民是欧洲所面临的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排在了所有其他问题之前。而就在一年之前，只有不到25%的欧洲人持有这种看法。民调结果显示，在英国，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认为移民是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但实际上，英国并不是欧洲的移民接收大国，而且相当大一部分移民是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白人。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移民给就业造成的问题远不像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大，而且从事低技能劳动的移民降低了中产以上阶级的生活成本。
然而，在一些欧洲人的心目中，“聚集在门外的陌生人”已成为一种巨大的不可知之物，这能激起人类心中最原始的恐惧。“移民危机”、“难民危机”之说传递出一种意思：移民潮已经让欧洲难以承受，或将彻底改变欧洲人长久珍视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恐慌有必要吗？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选择从一种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移民与难民问题。与简单谴责排外主义者的不同的是，鲍曼着手解释“移民恐慌”出现的原因：对移民的谈虎色变，反映了一股横扫西方的社会与政治潮流。鲍曼试图用哲学观念来揭开政治驱动的“移民恐惧制造机器”的面纱。
渲染移民恐惧的不二法宝是使用人造的二元对立。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创造出“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在每一次演讲中都暗示或明示，“我们”是仁慈的，“他们”是邪恶的，用《纽约时报》编辑艾玛·罗莱的话说，特朗普是“我们这一病毒时代的完美候选人”。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政客和媒体渲染一种“道德恐慌”：社会风气正在急转而下，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在污染和毁灭美好的社会秩序。恐惧制造者强行剥夺其他人的人性，将其“非人化”，描绘为没有人类道德与情感的特殊生物，而这完全是一种虚构，并不建立在与移民群体交流和相互认识的基础之上，也不建立在关于犯罪率、伦理倾向的统计数据基础之上。
更严重的是，已有的阶层划分放大了对移民的恐惧。贫民区的社会治安问题的确不可忽视，但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购买“封闭社区”的房子，并躲入其中，使自己与那些让人不适、迷惑甚至恐惧的，复杂混乱、吵闹喧嚣、拥挤不堪的城市街道隔绝开来，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无法让自己远离散布于异质的、极其冷漠的、不可信任的、充满敌意的城市环境中的那些诱惑和陷阱，为了生存，普通人注定要不断暴露在城市暗藏的那些危险面前。
对移民的蔑视满足了欧洲社会底层的心理需求。鲍曼讽刺说，对于那些怀疑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的本地人来说，发现另一个比他们还要低下的群体，“真是一件可以让人灵魂得救的幸事，也挽回了他们仅剩的一点自尊。”这些欧洲底层并不关心造成自身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只是不断地把在身边出现的外国面孔，当成一个方便而廉价的靶子。他们不仅攻击移民，而且攻击本国的“世界主义者”。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规模移民的到来让各种自恋癖、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日益兴起，奉行强硬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让人震惊的胜利。
比如，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的说法，就让赤贫、担心被社会抛弃的社会底层感到兴奋——终于有政客愿意无所顾忌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了。可以说，民族主义为欧洲国家的底层提供了一艘虚无渺茫的救生艇，以挽救他们正在衰落或已经死亡的自尊。
紧缩政策、失业率高涨、社会安全程度降低，欧洲社会的个体正在为各种恐惧淹没，这些恐惧包围并渗透了个体的整个生活环境，以及由无数平凡的个体生命所构成的整体，但是当权者并不关怀他们，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微弱、稀少而单薄的资源。有的时候，对他人的仇恨、恐惧和愤怒来自直接无意识。在一些孤独守在电话前和电脑屏幕前的宅男宅女眼中，所有社会中出现的“他者”都是病毒，孤独的处境让他们把道德与理性置于休眠状态，本应受到控制的情绪变得失控。仇恨言论大量出现在网络上，与实现中的仇恨行为相互呼应。
这些孤独的人幻想出一支正在入侵他们社会的有组织大军，但事实上，涌入欧洲的移民大多数处于“孤岛”状态，而且移民群体之间也会出于生存压力而激烈竞争，其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完全无法与欧洲本国人相比。恐惧造成的幻觉让处于底层的人“互害”，而无助于社会困境的解决。
对深不可测的未知状态的恐惧，让社会底层主动投到强人的麾下。底层甚至中产阶级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能给他们带来丝毫的好处。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许诺保护他们不受各类骚乱伤害的政治强人，以及承诺要保护本国就业机会、阻止工作岗位外流的强人，比如特朗普这样的宣称要“复兴美国”的铁腕政治强人。但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强人身上不过是返祖行为，他们梦想重新锁上民族国家的大门，但这个大门早已朽坏不堪，再也不能提供所谓的保护。而可悲的是，在强人的承诺被证明纯属骗术，在强人的无能被现实揭穿之前，他们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而且，并不是只有极右翼政党在煽动对移民的恐惧并从中牟利，不少主流政党也在机会主义地使用这种策略，从议题操纵的利益中分一杯羹。政治家利用了普遍存在的恐惧和焦虑，每当出现涉及移民的事件时他们都夸大其词，以此方便地掩饰自身的创造力欠缺与施政的无能。
其实自古至今都有移民，有时从东方向西方流动，有时从西方向东方流动。不应忘记的是，欧洲中世纪也有大量的犹太人为了躲避基督教政权的反犹迫害而逃难到亚洲和非洲。今天的中东移民躲避残酷的战争，离开衣食无着的故乡，但一道无形的大门将两边的人隔开，因为不了解而滋生各种焦虑。即使底层白人最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也是移民所向往的，但这些不过是在追求基本生存的人却被描绘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正如已故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的：“城市和工业化，的确需要大规模的各种各样的人口流动、迁移和转移，但却损害了国家主义者的一个假定，即国家是一片地域，由族群上、文化上和语言上同质的人口所居住的地域。在那些涌入了大规模‘陌生人’移民的国家和地区中，本地居民可能会出现强烈的排外、仇外情绪，甚至种族主义反应。不幸的是，1890年代以来的美国和1960年代以来的西欧，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然而，仇外主义或种族主义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治疗之策。不管回归单一民族国家而非混合民族国家的梦想是多么诱人，在现代社会中，各族群共同体注定要共存一处。”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姚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西方的移民问题也许距离中国很远。但在那里发生的对难民的污名化，与中国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污名化，以及基于地域歧视的仇外情绪，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少数人的行为被夸大为整体的缺陷，这样的大众情绪操纵术也在中国出现。同时，在欧洲难民问题上一些拙劣的很容易被揭穿的谣言，原本只能影响受教育水平和鉴别能力很低的人，但很多收到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对此也缺乏免疫力，自觉地投身于侮辱移民的狂欢之中，而呼吁客观看待真相的声音则被蔑称为“政治正确”，仿佛真相不再重要一样。看待移民问题需要充足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原因正在于此。
鲍曼强调，欧洲不应放弃启蒙主义和康德式的普世主义，不应降低自己的伦理标准公开肆无忌惮地侮辱和伤害陌生人，更不应忘记不同民族历史上一直友好往来的历史。当然，这样做并非是要制造一种新的对立，把移民说成“善良”而把西方人说成“邪恶”，也不是要无限制地包容个体移民与难民的所有言行，而只是强调交流和对话的重要性。
目前西方各国仍能够控制边界，实施国土安全管制政策，但通过竖起高墙来阻挡人口的流动，把一个安全的世界和一个起火的世界隔离开来，以为二者互不相关，注定是徒劳的鸵鸟政策。其实，移民问题的出现与西方错误的外交政策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对话来达致相互理解和形成共识，互利互惠，团结共生，否则，移民问题可能更进一步地演化为全人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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