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于里，文化评论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刚刚过去的春节，对于挚友L来说，难熬且痛苦。
L并非上海本地人，她在上海一所著名高校工作，工作体面；L性格爽朗，做事利落，是“女强人”一枚，也颇受异性喜欢；工作几年后，她就凭自己的能力在上海买了一个小房子，小日子过得颇为悠哉乐哉……总之，在朋友人眼中，L是那种令人羡慕的性格独立、人格独立的人。L也承认自己生活的幸福感挺强的，除了平时母亲打电话来逼婚，或者回家过年时的逼婚。
L出生于1987年，在她的山东乡下老家，她的同龄人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大龄未婚在故乡近乎一种“耻辱”，你有没有好工作，你能力是大是小，这些反而是次要的。L的母亲对此非常着急，因为她的婚姻大事失眠多梦，L说，过年的这几天，母亲几乎每天一大早就要到她卧室跟她谈心，劝她不要太挑剔，差不多就行了；即便是结婚后再离婚，也比单身强。而L的父亲，甚至在一次酒后冲她喊：“如果今年你还不结婚，以后就不要再滚回来。”
L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忍心看到父母因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如此焦虑不安，另一方面她也不想将自己潦草地嫁出去，L谈过几次恋爱，但她认为如今她一个人生活幸福感更强，她还没有遇到一个让她坚定地想跟他共度一生的人。即便知道了许多大道理，但L仍困扰于怎么办，在痛苦的父母痛苦地逼婚中，她也陷入了痛苦。
L的遭遇并非个案。每到中国传统春节，当单身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变回单身的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的时候，一场中国式逼婚大战就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上演了。“爸爸妈妈也老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们着想，也要快找个人结婚啊！”“你到底要挑挑拣拣挑到什么时候！”“你再不结婚我们都没脸见人了！”
▲2014年春节期间，百合网的一则“逼婚”视频引来许多批评声，甚至有网友发起“万人抵制百合网”的微博活动。© 百合网
逼婚何以出现？逼婚又是如何成为年轻人不可承受之重的？逼婚和反逼婚的冲突本质又是什么？
▌逼婚之战
父母为什么逼婚？
有人从生物学角度对逼婚问题进行过研究，认为逼婚是基于人的一种生物本能。现代生物学研究认为：在很多场合，物种传递基因的本能或欲望超过了个体自身保存的本能或欲望，“生物无论做的什么都是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存活率或基因复制的成功率”。
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著名的《自私的基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书中认为，基因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不断重复地拷贝自身，以便在进化过程中争取最大限度地生存和扩张。由于基因掌握着生物的“遗传密码”，所以一切生命的繁殖演化和进化的关键最终都归结于基因的“自私”。比如，动物照料它的后代，从生物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种利他行为。但是正是因为基因控制着这种行为，它才能通过动物照料后代的这种利他行为完成自身的复制，从而使其自身得以生存。人类也不能例外。人类也仅仅是因为体内无数遗传因子的存在而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运送它们的“生存机器”或“运载工具”而已。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子女迟迟不肯结婚时，父母的焦虑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基因没有被及时地再次复制，结婚年龄越晚，基因复制的概率就会降低（比如高龄产妇）。基因的自私也表现在与他人的竞争上，当身边有人完成了基因向孙辈的复制时，自己如果在复制基因的竞赛中落后，这种焦虑就会更为深重。当这种焦虑包裹在孝文化的壳子里，就变成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
▲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一位母亲在登记儿女的信息。 © 广州日报
不过，父母们大概不愿意承认逼婚是出于他们繁衍后代的本能，他们的理由非常真诚简单（或者说冠冕堂皇）：为你好。
婚姻制度已经存在数千年了，漫长的历史的确证明了，婚姻制度有助于家庭的稳定、繁荣和幸福，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幸福，有了它男女得以结合，后代得以延续，亲属得以确立，分工得以产生，社会组织得以形成。久而久之，婚姻成了人生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婚姻制度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了规范男女间性与生殖的一套国家制度。这些都让婚姻显得不可或缺。许多父母逼婚也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婚姻观念和真实的担心：你不结婚，人生路漫漫，没有一个依靠怎么可以？父母老了以后，你怎么办？
这种繁衍本能、面子和担忧的杂糅，让许多父母在逼婚上态度非常固执。循循善诱者有之，苦口婆心者有之，恶言相向者有之，以死相逼者也有之。而在关于逼婚的新闻底下，许多单身人士痛陈自己的被逼婚史，经历也是触目惊心。“我妈还曾经让我和一个gay结婚，说我结婚了她就完成任务了。”“我三十多岁，研究生毕业，我家尽给我介绍五十岁以上离婚丧偶的男士。”
▌逼婚带来的双重压力
既然不少父母的逼婚如此不合理，子女们大可不理会，但很多人还是感受到真实的痛苦，“不理会”并不容易做到。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孝”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化内核，不管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甚至是官员的政治生活，都与孝息息相关。什么是“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样的孝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式亲子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是一种权威和顺从的关系，子女必须听从父母的，不可忤逆。
之所以提倡孝文化，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君父一体”，对父亲的顺从之孝，最终延伸到对君主的忠诚与忠贞，忠孝是一体的。比如唐太宗就曾这样说：“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臣勇，朋友信，扬名显君，此之谓孝。”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糟粕遭到了扬弃，但孝文化的“君父一体”仍旧有着广泛的社会根基。我们当然要敬爱、尊重、赡养父母了，这并不意味着子女得听从、顺从和屈从。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阴影挥之不去，子女若不顺从，轻易就被扣上“不孝顺”“没良心”的帽子。孝文化也造就了一批从来就没有精神独立过的父母，他们仍旧把子女视为私有财产，企图操控子女的一切，子女若有反抗，他们动辄“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给子女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
除了道德压力外，逼婚带来的另一个压力是舆论压力。伴随着逼婚的，是单身被污名化，最典型的是就是“剩女”一词。“剩女”是一个很中国的词汇，当这个词汇被发明时，它就被寄寓了贬义色彩。
什么是剩？字典的注释是：余留下来的，在消耗和使用后作为剩余留下。我们日常使用的关于剩的成语，比如剩菜残羹、剩山残水，也都是偏向贬义，指涉残破的、狼藉的。“剩女”，便与剩菜残羹并列，指涉那些到了所谓的适婚年龄却剩下来的女性，她们是婚姻市场中无人挑选的、没人要的、被废弃的。
《中国剩女调查》一书指出，自2004年媒体第一次出现关于“剩女”的报道后，舆论关于“剩女”形象的建构是这样一群人：嫁不出去；没有男人晚上很寂寞；年纪大了，生不出健康的孩子；有心理障碍，各种疾病都找上她们；最后将孤独终老……即便近些年来中国女权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反污名化，但公众对于大龄未婚女青年的印象，仍旧囿于传统的刻板印象。一个女性事业再成功，长得再漂亮，但只要她还单身，人们总不免投去异样的眼光，猜度她单身背后是否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价值观的冲突和社会问题的缩影
逼婚现象一直都在，但近两年来，逼婚越发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到了所谓适婚年龄却仍未结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单身如今在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联合早报曾报道，截止2015年，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其中20岁到39岁的年轻独居户接近2000万人。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也显示，2016年一人户家庭占据家庭户总数的1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结婚也能很幸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展开的另一项调查显示，61.2%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存在“恐婚”倾向。
不愿意结婚、不想结婚或者不想那么早结婚，一方面是个人主义思想的崛起。这些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士，大多生活在大中城市，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并享受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在社会学家李银河看来，这首先意味着个人主义迅速上升，婚姻从一种普世的价值已经变成了纯粹个体的选择，“家”的概念、家族主义在下降。
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单身社会》一书中指出，独居潮的兴起，除了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国家福利提供的社会保障外，更关键的是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
但另一方面，不想结婚、不敢结婚也是严峻社会问题在婚姻上的投射。如今东亚的日韩都不约而同呈现出“低欲望社会”的特征。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感叹：“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韩国也有“X抛一代”的说法。一开始“三抛一代”，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抛弃了恋爱、结婚、生育；后来有了“五抛一代”，连住房、人际关系都抛弃；更有甚者自称“七抛一代”，连梦想和希望都要抛弃。
这种“低欲望”更近乎高欲望不可得之后的“自我阉割”，在经济发展萎靡、阶层固化的局势下，年轻人只能切割掉“不切实际”的高欲望，试着选择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唯有这样才可以活得稍微轻松一点。在北上广，不少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倒不是不愿意，而是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他们不敢。有的人则把自己当做筹码，婚姻于他们而言是改变命运的又一次机会，甚至是人生中剩下的唯一可能的上升渠道，他们不愿贸然用掉这次“机会”。
因此，逼婚和反逼婚的冲突，本质上是结婚和不结婚两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是种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式体现和爆发。虽然网络上流传着种种反逼婚的tips，但在真实的冲突面前，它们往往无济于事。即便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更独立、更自主，但要他们“剔肉还骨”般舍弃与父母的关系，或者完全无视生活压力和舆论压力，也是痛苦而困难的。一个社会的代际冲突和转型期阵痛，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弭——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在调适冲突和纾解症结方面的作为和努力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