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存在。这并非是单纯的自负。我并不感到自我满足，我觉得是上帝让我的人生在这一方面一片空白，所以我才能通过一些美妙的方式将其填满——‘美妙’这个词真是把我吓到了。它可能是任何一种方式，但绝不会是美妙。也许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我都要朝着错误的方向，焦急而奋力地摸索前进。”
1943年，还在读大学的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年轻女孩来说，这些语句显得严肃而沉重。这位作家以其短篇小说著称，其中不仅体现了奥康纳毕生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还展现出了南方哥特式小说的鲜明风格，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怪诞”。1964年，正值文学生涯巅峰时期的奥康纳死于红斑狼疮，她的粉丝们都盼望着，能够在其有限的传世作品之外，获得更多与之相关的故事和创作，哪怕只言片语。如今，随着奥康纳大学时期的随笔问世，粉丝们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日记最初刊登于《Image》季刊杂志上，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2月，仅仅写了40天。日记是奥康纳在佐治亚州立女子大学读二年级期间所作，内容简单明了，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年轻时期的思想和状态。
“我固存在”（I AM）的说法源自圣经。在旧约中，摩西与上帝立约时，摩西问道，在向以色列人传话时，该说是谁派他来的，上帝回答到“I AM THAT I AM”（我是自有永有的）。这种自比上帝的说法所传达出的狂妄，奥康纳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所以，之后在刻画自己的个性特征时，奥康纳同样用讽刺的手法解释道，这种说法绝非是狂妄自大，正相反，她所表达的是谦逊。她渴望摆脱自我满足，于是将身心掏空，从一个比自身更为伟大的存在中体验真正的“美妙”。
事实上，奥康纳短暂的一生的确充满了各种“美妙”的体验。大学毕业之后，她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培训班，之后成为了备受赞誉的优秀作家，与罗伯特·佩·华伦（Robert Penn Warren）、约翰·克罗·兰赛姆（John Crowe Ransom）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著名的经典史诗翻译家，译作包括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等文学大家齐名。她的作品发表在当时一些最为著名的文学读物和流行杂志上，她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和信件令人惊叹。她去世八年后，《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 of Flannery O'Connor）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
张小意／周嘉宁／陈笑黎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10
但是，对于当年写下这篇日记、年仅18岁的奥康纳来说，所有这些“美妙”都是未知的。彼时的奥康纳只知道，她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但充满了自我怀疑。她表示，相较于取得文学上的成就，自己更希望获得“社会上的成功”，即便对于像她这样“受惊的兔子”来说，后者似乎是一种更加无望的追求。此外，奥康纳对自己的思维和写作能力抱有类似的怀疑。艺术创作方面的不足加上社会经验的有限，她担心供自己创作和表达的素材太少——这是每一个目标尚未达成的野心家们最初无法摆脱的困境。
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18岁都不是最自信的年龄。不仅如此，女性作为作家或希望成为作家，在历史上大都被视为越界的甚至颠覆性的社会现象。要成为一名“作家”（author），就必须具有“权威”（authority），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这两个英文单词在词源上的联系所暗示的那样。然而，在近代历史之前，女性都因缺乏教育、法定权利和社会地位而不具备任何“权威”。在印刷业兴起之初，当女性开始通过接受教育和学习印刷技术来获取应得的权威时，人们用“柔弱的笔杆子”（female pen）这样一个充满贬义的词语指代女性创作者，这种带有明显性别指向的称谓表明，女性作家依然被看作是绝对违反常理的。
从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第一位以英文执笔的女作家），隐居在教堂附近的小屋里以书写表达对上帝的爱意，到19世纪的勃朗特姐妹（Bronte sisters）以假名出版作品，女性作家们往往觉得，她们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隐藏自己或是自己的作品。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了一篇关于女性与写作的随笔《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其中写道：
“不过，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按在水里、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或者某个聪明的女人在卖草药，甚至某位非常出类拔萃的男人母亲尚在时，我想，我们有望找到一位消失了的小说家、一位受到压抑的诗人、某位不声不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某位艾米莉·勃朗特，她被自己的天才折磨得发了狂，在旷野中拼命拉扯自己的脑袋，要不就在大路边洗盘子割草。的确，我愿意进一步揣测，那个写了这么多诗歌而没有署名的阿侬，多半是个女性。”
在文章中，伍尔芙不遗余力又手法巧妙地揭露了几个世纪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女性人为设置障碍所导致的结果，并表示这些障碍削弱了女性寻找和表达心声与权威的能力。历史上这一状态持续了很久，所以像奥康纳这样初露头角的女性作家对这种身份生出不安全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一天她在日记中写道，她把墨水洒在了床单上，为此她不得不编造一个理由向母亲解释，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母亲知道我在写作”。她甚至还利用常见的冷幽默，把日记说成是高等数学，大概也是为了瞒过她那爱窥探的母亲吧。作品出版时，奥康纳最终决定改用笔名——她将极具女性特征的“玛丽”剔除，用更为中性的中间名“弗兰纳里”代替——也就不是巧合了。
如果我们从更广义的范畴看待女性创作问题的话，最近有研究调查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信心落差”(confidence gap)。《大西洋月刊》曾有报道称，那些低估了自身能力的女性缺乏尝试新挑战所需的信心。然而，信心的塑造过程会促进行动，行动本身又会有助于塑造更强大的信心，这个过程就构成了凯蒂·肯（Katty Kay）和克莱尔·谢普曼（Claire Shipman）所说的“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 通过努力，通过成功甚至是通过失败，实现信心的积累”。
奥康纳似乎本能地理解这一良性循环，她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的文学抱负：“我很害怕，但是又充满了渴望，我盼望着身处其中，要么取得成功，要么就失败放弃。”日记显著地展现了她的行动发展曲线，尽管经历了短暂的空档，她还是克服了信心不足，下定决心采取行动。
1943年12月31日，奥康纳写道：“我必须要行动，不断尝试。而我的面前有一堵砖墙，我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将其拆除。是我自己筑起了这堵墙，所以也必须由我自己拆毁。”十天之后她变得更加坚定了，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激励自己去开展某些行动”。1944年2月2日，她决定“必须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并且开始行动”。
奥康纳的经历表明，事实上，行动对于克服信心缺乏至关重要。在激发行动的过程中，突破自我向外看比仅仅关注内在更有效，它让我们了解到：奥康纳从内心的焦虑和怀疑中走了出来，以磨炼自身的能力和技巧。
比如第一篇日记是1943年12月29日，其中记录的内容让我们感受到笔者的想法充满了痛苦的自我意识：奥康纳以认真审视自我的态度，记录了发生在英语课上的一个成功时刻。当时她说了一些风趣幽默的话，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而她自己却能克制住情绪，这让她感到很欣慰，于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冷静、世故、聪明机智”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她原本更有可能成为的“充满困惑而轻率粗心的人”。
但是，这份心态和决心是会转变的。在日记的中间部分，奥康纳决定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通过留意她眼前所看到的事物来发展写作技能，这些事物包括“竿子上垂落的湿漉漉的裤子”、“浴缸边的肥皂盒”、“透过膝盖看到穿着软帮鞋的脚尖”等。这些都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有形事物，也是小说作家进行创作的素材。这些具体的、看得见的细节中包含了小说的艺术，就像奥康纳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在散文集《奥秘与习俗》（Mystery and Manners）中，她解释道：“小说作家通过文体手法展现神秘，通过自然展现优雅，即便是小说完成之后，那份神秘感也不会完全消失，这是任何人类准则都无法解释清楚的。”
我们从奥康纳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可以了解到，她已经克服了自我怀疑，能够构思出一篇简短的半虚构作品的梗概。奥康纳在日记中宣布，她开始她的“第一本书”了。创作过程中虽素材有限，但她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全都利用了起来——她的家庭、家人及教会，还有身边的社会小团体——然后把这些素材“放大”。这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开始，而开始去做这个行动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几年后，奥康纳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文学成就。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观众席中一个学生提问道：“奥康纳女士，请问你为什么要写作呢？”
现在，她最为人熟知的回答是：“因为我很擅长。”
参照衡量伟大文学作品的所有客观标准，奥康纳确实很擅长。在文学入门课程中学习短篇小说的大学新生中，很少有人没读过《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而与奥康纳相关的传记、电影，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至今仍然在出版。通过外在而非内在的标准来真实的衡量自己，秉持真正谦逊的态度，或许最后她终于可以说：我知道这一切都会实现。虽然我们从奥康纳大学日记中看到额更多是她的自我怀疑，但另一方面，她也展现了足够的信心去尝试。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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