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金海年近日指出，中国有超过13亿人口，不可能只靠两三个城市带就能够完成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需要10个9000万人口的城市带。
金海年在《雄安、京津冀：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城镇化发展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第三产业占比都会超过60%，而此时GDP增速均会跌落至6%以下。
在第三产业发展后，第二产业失去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速就会下降。但是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增长质量的下降，第二产业增速下降带来的是能耗、污染的下降，而第三产业发展将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第二、三产业同步高速增长的时代过去后，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少了一个，此时迫切需要新的动力引擎，而“科技创新”、“互联网+”还填补不了第二产业增速放缓形成的空缺。金海年认为，城镇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
“中国必然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包括多个、多种城市带的形成，包括更多样化的中心城市，以分工辐射到二三线周边的中小城镇，每个城市带或城市群可以容纳千万甚至亿计的人口，大约十个这样数量级，才是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这样的成熟程度的发展目标。”他说，每个城市带中可以有一个3000万人口的中心城市、七八个500万人口左右的二线城市和20个左右50万-100万人口的小城镇。
金海年说，城市的形成、城市带的形成，跟人口流动是密切相关的，而人口流动又决定于企业的流动和发展，企业的发展又决定于产业的分工与分布、制度政策决定的交易成本和发展空间。
“比较成功的新区、新城，一定是有足够多的人口聚集，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就业为本，如果他的生计不能解决，都是不行的。”
当然，大城市也会有大城市病，除了地理半径的限制，水等资源也有容纳能力的问题，遇到城市容纳的瓶颈，需要考虑靠市场手段还是行政手段来解决。金海年说，其实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并不冲突，有些情况需要市场的手段，有些情况需要政府的手段，有些情况需要市场和政府手段的综合。
他举例说，北京人口现在已经超过2100多万，如果未来2030年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未来哪些人要走、哪些人限制进入，不仅需要政策制度的限制，并非简单说低级工作就要迁出，一个完整的城市，各层次的工作是都需要的。”
金海年认为，北京、天津、河北必须在其市场和历史产业分工的路径基础上，进行政策制度引导的差异化设计，雄安新区有可能是下活整盘棋的棋眼。
他说，雄安新区定位很高，管理组织复杂，目前在具体设计上还未成型，同时身处燕赵腹地，面临污染治理的最大挑战。这些使得其必须实行绿色生态、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创新理念。
“雄安新区的发展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尝试，我们期待的市场与政府的结合、科技与产业的结合、生态与发展的结合、空间与资源的结合、开放与自主创新的结合等等方面，都可能给以千年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