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大城市病？大城市容纳人口的极限在哪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周日表示，大城市拥挤并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多，规划不当和管理不到位也是导致大城市公共资源不足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各大城市分别拿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在城市定位、功能疏解、建设用地减量化、居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比如广州和深圳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分别控制在1550万人和1480万人以内。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在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聚集体中，北京和上海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38位和第114位，属于中等偏轻的水平。公开资料显示，黄文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任职助理教授。
他说，中国的大城市总显得公共资源不足，这与规划、管理有关。北京2004年曾提出，中心城区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850万以内，实际上，从2000年至2013年，北京总人口增长了50%以上，达2114万，中心城区超过1300万，大幅高于控制目标，公共资源的配置显然不能满足实际人口增长的需要。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被人口压垮。”黄文政说，13亿人口的规模优势体现为一线城市的聚集，无论是按人口还是城市面积，中国大城市的规模还可以更大。
“城市拥挤并不是因为人多，数据和研究表明，国家越富有，城市越不拥挤。”他指出，日本、德国、英国这些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它们的城市中大部分地区并不拥挤，反而是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它们的城市非常拥挤，拥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建设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城市拥挤实际上是人们为提高效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大家聚在一起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生活的方便，但同时也会形成排斥力。集聚和排斥两种力量达到平衡时，决定了城市的规模。
从国家整体的角度，黄文政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逐步放松直至取消户籍政策，消除由此带来的矛盾，改革措施也要设计得当，让本地人受益，不会因为别人来了而失去什么。
此外，黄文政在演讲中还指出，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非常低。他测算，1980年至2015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下降了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预计中国的出生人口在未来一到两代人内可能将下降30%。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80后、90后、00后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的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2.8%。
2016年起，继“单独二孩”的突破后，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黄文政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面临三重压力，一是现代化压力，即使在农村，生育意愿也不如过去高；二是文化因素，在国外，同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华人社区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三是“一胎化政策”的观念根深蒂固，需要有强烈的理由才会生二孩。
他判断，在目前的条件下，未来人口老化和规模下降不可避免。他认为，人口结构老化只是问题之一，人口规模减少是更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