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之后，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讨论从未平息。对于那些常看新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是很明显的：一小群人热衷于炸毁建筑，斩下“敌人”的头颅，而他们这么做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似乎这个宗教与暴力之间的关联已经被证实（然而并没有）。因此，新当选的白宫领导人打算限制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居民进入美国。不过，假如你对伊斯兰教的历史有所了解，便能很快发现暗含在新政策中的讽刺之处：仅仅一百年之前，许多穆斯林还被看做是享乐和神秘主义人士，而且充满着异国情调。
然而在《陌生人之路》（The Way of The Strangers）一书中，你却找不到多少与上述三个品质有关的例证。这书本的副标题是“遭遇伊斯兰国（ISIS）”，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向我们描述了一系列与ISIS有关的事情，但并非与ISIS的直接接触。在成为ISIS身穿橙色囚服的牺牲品这一巨大危险面前，许多西方记者望而却步。于是，伍德转而辗转开罗、伦敦以及纽约等地，与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和狂热者进行了对话。
媒体在称呼这个恐怖组织的时候，已经使用了“所谓的伊斯兰国”这样的字眼，以表明他们所指的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我们很多人都以为，那些投到黑色旗帜麾下的人是出于宗教之外的目的：他们或是从中找到了目的感，或者爱好杀戮、或者感受到了不正义。这些可能是促使成员们加入战斗的部分动机，但许多ISIS武装分子似乎真的认为他们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将带领伊斯兰重返光辉。伍德在本书开头放了一张“ISIS对人类的看法”示意图，将其成员的上述姿态表露得清楚无疑：那些将自己奉献给ISIS的人位于图表的最上端，接近天堂；异教徒与人文主义者、基督徒、雅兹迪教派信徒一起困在底部，他们“都应被罚做奴隶”。
关于这一问题以及与ISIS相关的人们，伍德了解甚多。2004年，他曾在伊拉克摩苏尔的一家快递公司工作，2015年3月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伊斯兰国到底想要什么》（What Isis Really Wants）一文，引起轰动，这可能是该杂志创办160年以来读者最多的文章。在新书中，伍德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一点，ISIS想要的是一个完全宗教化的国度，与他们心中7世纪时穆罕默德先知建立的伊斯兰国足够相似。从伍德的采访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对于许许多多支持巴格达迪这位自封的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人而言，目的合理可以证明手段合理，无论这些手段多么粗野残暴，总可以在伊斯兰教典籍或传统中找到合理性。这种看法难以辩驳。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缺乏直接的辩论。一方面ISIS正在社交媒体上巧妙布道，反对者同时也在发声。然而两边缺乏直接的对话——不再有逊尼派/什叶派分歧那样的对话——这使得许多评论者将眼下的态势视为伊斯兰的“宗教改革”。克里斯托弗·贝尔莱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的新作就描述了这种状况，《伊斯兰的启蒙》（The Islamic Enlightenment）一书尝试从中东地区，特别是埃及、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等处来寻找证据。
贝尔莱格的论述遵循传统，把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视为该地区及其主要宗教重新崛起的契机（因为历史本还有其他可能）。当法国士兵来到中东时，随之而来的许多学者们记录下了所见所闻的一切，建立了当地的第一家出版机构，还创造了启蒙运动时期常见的学术机构。当埃及的编年史学家艾尔·贾巴提（Al-Jabarti）和法国学者会面时，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形式化的思考方式与好辩的法国思维之间存在着鸿沟。法国人走后，自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意识到了欧洲文明的强大。他派遣埃及人赴欧学习，并邀请欧洲士兵、工程师和学者来访埃及，他迎来了一个转型新生期：特权阶级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以及政府的形态都在慢慢发生转变。
贝尔莱格曾在伊朗和土耳其做过新闻记者，对于发生在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复兴，他在书中展开了相当深入且细节丰富的讲述。他把这一过程置于了保守信仰和自由信念相斗争的框架里，作者极富野心且成功地将19世纪的阿拉伯觉醒和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开放国门的故事融会贯通，尽管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问题、需要克服的传统以及对于现代化的独特需求。贝尔莱格同时表明，殖民主义背信弃义的天性以及西方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是如何先延缓后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的。最终结果是否真的是一次启蒙运动，还有待观察。
假如《拉卡日记》（The Raqqa Diaries）中的记述可信，那么没有比伊斯兰国占领之处更黑暗的地方了。这本书以“萨莫尔（Samer）”的笔名写就，记录了他被占领的家乡——叙利亚拉卡市的见闻。书中充斥着以“伊斯兰”为名的随机暴行：母亲们被羞辱，恋人们被处以石刑，许多人被鞭打，更多人被斩首……这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的冷酷绝望。他做出离开母亲、兄弟姐妹以及营地里的难民的决定的那一刻，至今仍令这个年轻人心碎。如果你关注这些地区的话，不难想象他们面临的恐怖，而萨莫尔理性地下定决心，自己决不能变得同样残暴，这真是令人鼓舞的惊喜。正如拉卡的宣礼员对忙于骚扰女性的侵略者的评价，他们“和伊斯兰教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一切可能会促使读者思考，伊斯兰教的本质究竟是冷酷还是温情。如果你关心这一问题，那么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的袖珍新书《伊斯兰的要素》（Islam: The Essentials）就绝不可错过。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者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的孙子，拉马丹被长期禁止入境美国。尽管他已经是牛津大学当代伊斯兰研究专业的教授，这个禁令恐怕仍会持续下去。不过限制他的出行可能没什么好处，因为他是一位开明伊斯兰教的雄辩支持者。在题为“你以为你了解的十个伊斯兰细节”的总结性章节中，他直接讨论了沙利亚法（伊斯兰教教法，与“压迫性惩罚”毫无关系）、一夫多妻制（“事实上……所有规定都指向了一夫一妻制”）以及包括圣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他提醒人们，“圣战”（jihad）一词意味着“努力”，并且仅指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为应对殖民统治和侵略不得不做出回应时而发起的战争。而格雷姆·伍德访谈过的那些人，以及萨莫尔描写的那些为哈里发统治卖命的亡命徒，都不会同意拉马丹对教义的解读以及对先知话语的分析。
这四本著作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共同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经过了1400多年的激烈争辩，伊斯兰教中对于如何更好生活的探索和努力，从未停止。
本文作者安东尼·撒丁（Anthony Sattin）曾写作数部关于中东、非洲的研究著作，最近的一部名为《年轻的劳伦斯：一幅传奇年轻人的肖像画》（Young Lawrence: A Portrait of the Legend as a Young Man）。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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